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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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波斯地志《世界境域志》以流域為限，詳略有別地介紹了唐時期分布于中國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兩個“布格舒爾”。作為波斯語的專名，前者鹽資源屬性是鹽井，位于劍南道瀘州附近，是沿長江州郡中產量和規模最大的鹽井；后者鹽資源屬性為鹽池，同時用以代指鄰近長安轄有鹽池的大城市，該城地望為轄河中兩池的河中府。河中鹽院內“綠莎廳”的稱呼者及在場者，皆為波斯商人。他們參與了“就場專賣”鹽法規定的駐河中府領鹽行鹽之事，而居中關聯者為時任河中府散兵馬使且已任廿年之久的波斯裔李景侁。

【關鍵詞】布格舒爾 《世界境域志》 河中兩池 綠莎廳 李景侁

“布格舒爾”（Baghshūr拼作Bughshūr，也作B.ghsūz），兩見于10世紀佚名波斯地理學家所著《世界境域志》涉及中國地理的不同章節中。一出第６章《關于河流》介紹金薩烏河段落中，該文指出布格舒爾是金薩烏河上下游不同名稱的分界點。該點之上的河段當地人稱之為“河”，流過該點之后的河段被時人稱作（長）江。茲引文如下：

另一條河叫金薩烏（Kisau）河，源于馬尼薩山之東，流到吐蕃中央的一個地方。此河順該山向前，在山區和耕地之間奔流，直到藏印邊界的對面，然后又穿過許多山脈，到庫江（Kujan）和布格舒爾（Bughshur）地區;隨后經中國的Ir.Sh省和Khur.Sh省之間注入東洋。

此河在注入布格舒爾地區之后，就叫做江（Ghiyan，拼作Inan）。

一出第９章《關于中國所屬諸地》的城市名稱及概況列舉，其前為胡姆丹（長安府），其后為庫昌、刪丹、甘州，表明此處布格舒爾側重從城市角度介紹。文為：

胡姆丹（長安府），是中國的首府。這是一個大城，為國王之駐地。該城位于海岸，有許多樹木、住房和名勝······布格舒爾（Bughshur，原文如此），是中國的一個大城。城中住著許多來自各城的商人，這是一個令人喜愛的地方······庫昌（Kuchan），是一個小鎮，其中住著吐蕃和漢族的商人。

根據同書第６章關于胡姆丹河的介紹，可知胡姆丹、布格舒爾、庫昌等地，當位于胡姆丹河流域，文為：

東方的第一條河叫胡姆丹河，源于沙浪迪布山。此河經十二天的流程后形成一沼澤，此沼澤寬狹皆為五程，然后從此沼澤源出一條大河，隨后經七天的流程達于胡姆丹城。其部分河水用于溉田，其余部分則向東注入東洋。

之所以命名為胡姆丹河，與該河流經胡姆丹（即唐首都長安）關系密切。盡管河源所出山名的波斯語源不可確知，但河流所經地物、部分里程、流經首都的情形，與漢籍文獻中黃河源出蔥嶺，潴為廣袤三四百里的蒲昌海，又自海潛流復出為中國河，流經唐都城長安以東，最后東入海的記載吻合度頗高。基于前述，推斷胡姆丹河為黃河，當不致大謬。惟自大沼澤潛流復出大河至胡姆丹城需七日程，與漢籍文獻記載河源復出積石為中國河至長安流程相比里程數字偏少，其緣由亦難確考。

胡姆丹河為黃河的考訂，可知《世界境域志》作者以流域為限詳略有別地介紹了長江流域（金薩烏河流域）和黃河流域（胡姆丹河流域）兩個布格舒爾。就信息豐富度而言，前者比較扁平單薄，只強調了它是長江不同河段名稱的區分點，而地理屬性介紹模糊；后者的地理信息介紹詳備，《世界境域志》明確指出是位于長安附近的城市，城中有來自其他不同城市的商人駐城，且城市友好度高。

至于布格舒爾的語源，該書的英譯者米諾爾斯基考訂為中古波斯語。他在英譯本第９章注釋中援引編纂于17世紀的波斯文詞典《辭書》，循“布格舒爾”釋義而英譯為“鹽池”。作為波斯語“鹽池”專名的布格舒爾，被用以冠稱唐朝境內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內兩種鹽資源及某個北方產鹽城市，表明波斯語專名存在跨時空傳播的現象，而現象背后映射出波斯商人們的流動和遷徙。

波斯商人們收集的唐王朝境內鹽資源分域差異信息的可信度和精度頗高。唐代全國性地理總志《元和郡縣圖志》中，長江上游部分州郡內臚列鹽資源為鹽井，而黃河流域部分州郡內獨列鹽資源為鹽池，同樣呈現了鹽資源分布具有區域差異性的客觀地理事實。《新唐書·食貨志》則提供了納入國家管理，并由戶部下屬度支管理的鹽池、鹽井數量，文為“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世界境域志》和漢籍文獻兩相對照，可以確定長江流域的布格舒爾當是鹽井的代稱；而黃河流域的布格舒爾當是鹽池的代稱。但《世界境域志》作者對鹽資源自然地理屬性如大小、幅員、深淺以及產量、產能等產業信息未重墨書寫，而更多傾向于城市信息的提供。

考訂《世界境域志》記載分布于中國境內布格舒爾地望，需要明晰與之密切相關的兩個地名，一為長江流域的庫江，一為黃河流域的庫昌。關于庫江地望，米諾爾斯基并未作出注釋，而哈密屯徑直推定為黃河流域的姑臧，文為：“《世界境域志》中就對此地名（姑臧）的各種不同形式作了比較，如 Ku ?ān、Kujān、Kua ??ā。”基于時空置換將音近的庫江和庫昌推定為同名同地的結論，缺少基本的可信度。庫江空間位置鄰近布格舒爾，后者地望考訂有助于前者地望清晰。就長江流域布格舒爾而言，米諾爾斯基被菲茨杰拉德告知這個聲聞在外的長江流域的鹽井位于自流井區域，并在注文中援引L.理查德的《清帝國地理綜要》對地望進行詳細說明，文為“重慶是四川主要的商貿重心，自流井是一個有著1000多口鹽井的大型制鹽業中心，距離重慶大約200千米，位于重慶西部揚子江的支流瀘江流域內”。王治來在米諾爾斯基的推斷上更有“粟特人經商，到了長江流域”的斷語。米諾爾斯基和王治來在注文中將布格舒爾推定至自流井地區的結論，未征引漢籍文獻進行佐證。

關于長江流域重要的產鹽之地，唐代文獻同樣提供了可資參證的信息。《元和郡縣圖志》記載了濱江之瀘州轄境內有富義鹽井，是整個劍南地區最大的鹽井，文為“富義鹽井，在縣西南五十步。月出鹽三千六百六十石，劍南鹽井，唯此最大。其余亦有井七所”。《舊唐書·地理志》補充了富義鹽井號稱最大的數據依據是井深二百余尺，并介紹了縣名得自鹽井名的沿革信息，文為“富義，隋富世縣。貞觀二十三年改為富義縣，界有富世鹽井，井深二百五十尺，以達鹽泉，俗呼玉女泉。以其井出鹽最多，人獲厚利，故名富世”。富義（世）鹽井及井群的名聲廣布，或即為《世界境域志》所言長江流域布格舒爾。至于庫江之唐代地望，當在瀘州之左近，或為富義鹽井以東“合江”縣之對音。需要指出的是，富義鹽井即便為波斯商人所知，但不能據此判定商人們到長江流域經商，兩者之間關系還需要更多證據鏈。與之相比，黃河流域的布格舒爾有來自各城的商人，其中當包括波斯商人。

黃河流域的庫昌，位于布格舒爾之后。哈密屯推定為武威治城姑臧的對音，文為“《世界境域志》中的Kū ?ān就是甘州治所姑臧的對音”。波斯文本之外，粟特文古信札中有一地名，拉丁文拼作“kc’n”，同樣為姑臧的記音轉寫。姑臧地望的確定，可知布格舒爾列于長安和姑臧之間。哈密屯將布格舒爾推定為朔方、靈州（薄骨律鎮）諸觀點，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黃河流域布格舒爾前后兩點地望的“確定”。

以布格舒爾作為城市的代稱，說明該城臨鹽池且因鹽而重。得名鹽池并位于長安至姑臧兩城之間者，有唐鹽州。鹽州轄境內不僅有烏池、白池、細項池、瓦窯池４個鹽池，而且得名自境內鹽池，文為“后（指西魏時）改為鹽州，北近鹽池為名。隋初廢。”單純就地理位置和得名來看，鹽州及烏池可能是《世界境域志》所言黃河流域布格舒爾。但《世界境域志》所言城市規模、經商情形乃至城市友好度的信息，卻在鹽州城市屬性中難以覓得。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吐蕃陷隴右，河西之后，靈鹽夏會等州成為吐蕃侵擾的對象及唐蕃拉鋸的主戰場。《資治通鑒》記載大歷到長慶不到一甲子時間，吐蕃寇鹽州、烏白池的事件有15條之多，其間持續時間較長的有大歷末至貞元二、三年（777—787年）以及元和末至長慶二年（818—822年）。而其“邊州”的地位，導致其鹽政亦難以得到持續有效推行。譚英華對唐代邊州榷鹽制度推行的實態有過分析，文為“則歷肅、代、德、順四朝，凡此諸地（鹽、靈、會三州之地）皆非榷課之區，逮見憲、穆兩代，始見征榷記載”，但很快亦因戰事紛擾，而難以為繼，“可知邊州鹽課，非同內地，征榷之制在大中以前縱或施行，亦未嘗持久”。動蕩的軍政環境，以及拉鋸戰場的處境，使得鹽州很難獲得較長時間段穩定發展的環境。邊州的地位，榷鹽制度難以為繼。凡此種種，商人駐城經商的環境不容樂觀，城市的評價和認可度亦不高。

與鹽州相比，左近長安轄有鹽池且城市規模更大者為河中府。從鹽政關系角度看，河中府和長安關系非常緊密。唐時期河中兩池所出鹽以萬斛專供京師，文為“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唐人筆下的“兩池”，是河中府轄鹽池的專名，與河中府的關聯度密切。這種唐人專稱，提供了檢視《世界境域志》中出現兼城名與地物名的布格舒爾的漢語視角。

隋唐史籍中闕載了蒲州城規模的記載，而蒲州故城遺址的考古調查補充了這方面的信息，文為“蒲州故城遺址分東、西兩城，東西長2.5千米，南北寬1.75千米，占地面積4.375平方公里”，“東城現存主要為唐代遺跡，西城現存主要為明代遺跡”。成化《山西通志》有關蒲州城的記載，表明東西二城原先為一城，五代時期才被對半拆分，西城沿用至明，文為：“蒲州城，蒲州守御千戶所，即虞都故城。歷代相因。五代漢李守貞叛據河中，嘗截半為內城以守。今治城是也。元至正十八年增修。國朝洪武四年重修。周圍八里三百四十九步，高四丈五尺。西臨黃河。東南北三面壕深一丈五尺。”由是可知，唐河中府蒲州城周方里為十七里半。唐時河中府曾為中都，又位列四輔之一，城市規模及等級遠大于《世界境域志》所提除長安外的其他絲路諸城。

雖然各地商人們，包括粟特、波斯商人群體，前往甚至居住于河中府城開展經商活動并非罕事。但很長時間內，唐代商人們卻無法接觸到河中兩池顆鹽的運銷。這個現象改變的時間節點，據筆者考證在元和三年（808年）李巽任度支鹽鐵使之后。以波斯語鹽湖之名指稱河中府，波斯商人們是主體。出現前述情形，只能是在他們駐城領鹽行鹽并因此獲利的前提下，是商人們深度接觸河中兩池顆鹽的反映。隨著就場專賣推行的深入，商人們駐城的地點亦逐步由蒲州轉向距離鹽池更近的解縣。穆宗長慶二年（822年）湖州人沈亞之注意到此點，氏撰文“其所會貿，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奸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益不能等于他縣”以記。《新唐書》編者損益前者文字，用“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來形容鹽政改革帶來商人輻集解縣的情形。這里的“豪商猾賈”，與《世界境域志》中“來自不同城市的商人們”，可視作是同一群體，不過在具體城市空間上活動有先后差別而已。

河中鹽院有波斯商人活動的線索，還可從宋人王禹偁“綠莎廳”典故可見一斑。宋王禹偁寫詩賀柴成務高升，有句子描寫后者在河中府之閑趣雅事，文為“紅藥階墀曾吐鳳，綠莎廳事舊鳴蛬”。對于“綠莎廳”，王禹偁引他所知曉的典故加以說明：“故事，河府院有綠莎廳，唐來治平時，好事者常加澆溉；兵興之后，為不好事者鏟去之。公好事者也，可復此景故云。”此處“河府院”，正稱當為“河中院”，即“河中鹽院”的省稱。

王禹偁筆下“綠莎廳”得名來自可澆灌的植物——“綠莎”。葛承雍認為“唐河中府治所名為綠莎廳”，并從粟特語的譯音字角度進行“綠莎”語源的探索，“推測綠莎或許是粟特語‘斯色萬’（xsevan）的譯音，即首腦、頭子的稱呼，可能為胡人比照粟特語統稱州府官衙的叫法”。前述發見極具洞察力，惟斯色萬的粟特語音與綠莎漢音相去甚遠，不僅自身結論難言至確，對于否定王禹偁的植物說亦難言有絕對優勢。

《波斯語漢語辭典》收錄波斯語“”（Rusa），即Scarf，漢譯為“頭巾”，此當為綠莎的中古波斯語語源。頭巾是中古時期波斯男子必備的裝飾，《新唐書·波斯傳》對此有明確說明，文曰：“（波斯國）丈夫祝發，衣不剖襟，青白為巾帔，緣以錦。”頭巾的直接關聯者為波斯人，又因人而擴大到河中鹽院廳房，這便是從指稱角度理解綠莎廳的得名。換句話講，用高辨識度的代表波斯族群的物品頭巾，而非“王、首腦”的粟特語尊稱來指稱河中鹽院的波斯人，應該更符合當時的實際情形及政治生態。

河中府有波斯裔官員的信息，目前唯一可考是波斯人李素的墓志。元和十二年（817年）來華波斯人擔任晉州長史的李素亡故，兩年后（819年）刊刻的《大唐故隴西郡李公（素）墓志銘》在正文記載次子李景侁的勛秩官階為“朝請大夫、試太常卿、上柱國、守河中府散兵馬使”；三子李景伏的為“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晉州防御押衙”。李景侁、李景伏兄弟獲此勛秩的年代下限，據墓志記載是在貞元六年（790年），即李素第一任夫人賜太原郡（君）王氏亡故時便已有此結銜。至于李氏兄弟出仕河中、晉州的上限，筆者曾撰文考證在貞元四年（788年）。值得注意的是，李素墓志銘上，李氏兄弟二人的勛秩銜名未單列志尾，可能卅年來并沒有遷轉。

《新唐書·方鎮表》記載是年為了防止新河中節度使坐大，唐廷從河中節度使析置“晉、慈、隰防御觀察使”。通過防御觀察使的設立，將原先河中府節度使的軍政轄區拆分。李景侁、李景伏兄弟二人，極有可能在這次軍政調整后，分別以“散兵馬使”和“防御押衙”的非正任的散職出任河中府和新設立防御觀察使的晉州。這種散職獲取路徑，與貞元三年（787年）檢括長安胡客入神策軍不同。

而在長慶三年（823年）刊刻的李素第二任夫人《卑失氏夫人神道墓志銘》中，李景侁的結銜發生了變化，其為“右神策軍散兵馬使兼正將檢校太子詹事景位（即景侁）”。此點表明至遲在該年之前，李景侁（景位）已經由河中府返回長安，進入神策軍系統，任散兵馬使正將，并檢校東宮官，在官階和待遇方面有了較大的提升。而李景伏的結銜卻依舊，仍為“前晉州防御押衙景復（即景伏）”。兩下相較，李景侁（景位）的升遷值得關注。遺憾的是對于遷轉的緣由，兩方墓志皆語焉不詳。

履職河中府散兵馬使前后卅余年的李景侁，升遷的資歷當不是貞元年間檢括胡客。理解他的升遷，需要將其與前文所述河中鹽院中戴頭巾的波斯人關聯起來考察。“就場專賣”鹽法推行河中兩池時，李景侁本人已在河中府散兵馬使任上廿年，已經積累了一定程度的人際網絡和社會資源。可以明確，他本人無法親自從事河中兩池顆鹽的領鹽行鹽，但他勾連和維系了波斯商人的群體和網絡。在網絡的庇護和關照下，波斯商人們能夠從事領鹽行鹽的活動。考慮到他終官是波斯王子、使者及其隨從們組成的長安神策軍散兵馬使兼正將，則神策軍與河中兩池鹽專賣、波斯商人的運銷三者關系值得關注。總之，李氏為主要組織者的“招商活動”有著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不僅他的遷轉籍此得以實現，商人們對河中府的好感也大大提升。筆者有一個大膽的推測，“綠莎廳”得名，與卅年在此任官的李景侁干系頗大，不僅得名于斯且極有可能始于斯。

《世界境域志》收錄了中國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兩大著名產鹽地，并用波斯語鹽湖專名布格舒爾加以冠名。井鹽的介紹，選擇了劍南東道瀘州富義井；而池鹽的強調，則為長安附近最著名和產量最大的河中兩池。前者介紹僅限于鹽與江兩大地物，很大程度上表明商人們未曾駐足；后者則專注于兩池附近的河中府城，介紹城市規模、商人駐城以及經商環境的評價，透露了波斯商人們駐城領鹽行鹽的信息。至于時間節點，當在元和三年鹽鐵使李巽將就場專賣鹽法推行至河中兩池之后。正史文獻中，并沒有波斯商人們進入中國國家鹽專賣領域的任何蛛絲馬跡。幽壤墓銘、王禹偁搜集的《典故》兩種不同源、不同年代的漢籍材料中，都能挖掘和提取出河中府內甚至府城內河中鹽院空間上與波斯有關的信息；前者能挖掘波斯裔官員任職河中府的信息，后者“綠莎”所反映指稱者和在場者為波斯商人的信息。將之與《世界境域志》中布格舒爾進行拼接，可以勾勒以波斯裔官員李景侁為節點，關聯波斯商人們在河中鹽院的活動場景。活動的重心，必定是憑藉就場專賣鹽法在河中兩池政策推行的普惠，而致力于波斯商人駐城領鹽行鹽。波斯地志中鄰近長安且轄有鹽池城市為河中府蒲州考訂清晰，以及鹽院空間上波斯裔官員及波斯商人活動的復現，提供了認識和理解波斯商人深度參與唐朝經濟、商貿活動的生動案例。唐代國家制度的包容性，亦借此而窺得一斑。

作者：王長命

來源：《歷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1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賀雨婷

校對：鄭雨晴

審訂：宋宇航

責編：汪鴻琴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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