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法乾（1911-2002），貴州安順人，日本士官學校出身。曾任軍中基層干部，官至九十四軍參謀長、貴州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兼副司令等職。國民黨兵敗大陸后一度滯留香港，1952年遷臺，擔任蔡氏集團顧問，并被選為貴州同鄉會理事長。1993年首次回大陸探親，1998年回鄉落戶，2001年病逝。

我所知道的南京保衛戰

文/張法乾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接著是八一三上海事變，南京也遭到第一次空襲，情況甚為緊張。九月間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由蔣委員長主持，會議主題為：“首都是否要保衛或放棄”。

據悉當時參加的都是高級將領，無人敢發言，沉默許久，唐生智突然開腔，認為首都為國府及國父陵墓所在地，國際關注，不能隨便放棄。

委員長不方便予以駁斥，垂詢眾人又無回響，最后委員長說：“既然孟瀟有這個意見，那我們就守南京。只是由哪一位來負責呢？”當然也無人回應。

唐生智乃自告奮勇，委員長欣然同意，并說：“需要什么部隊？由你點好了。”唐于是點了第三十六師宋希濂、第八十八師孫元良、教導總隊桂永清、憲兵第二團羅友勝、憲兵教導團李楚藩，以及憲兵特務營張法乾。

名單宣布后，憲兵同仁向我打趣說：“恭喜！你中獎了！”憲兵司令部奉命遷移后方，照規定特務營直屬司令部應隨之遷移，卻被點上參加保衛南京。

我與唐生智素昧平生，不知為何選我，可能與其參謀長陳用潛為我同學有關，或許唐也希望留下一個特種部隊。不過后來因緣際會，唐生智正巧被我的副官救離南京。

當時日軍逼近南京，正合圍前進，而三十六師、八十八師正由漢口整補后向南京開發中，本營先在雨花臺一帶擔任防務，后轉到國府大樓駐防。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防空設備早已撤走了，已經沒有警報系統，日機天天轟炸，情況漸趨緊張，騎兵隊及裝甲車隊都無法活動。

約十一月底，南京市長馬超俊及秘書長王漱芳突然來國民政府看我，他們奉命赴漢口，國府及各院部留守主任由我代理。

我嚇了一跳，認為責任重大，正感惶恐，他即用國府主席信箋親筆寫下：“國民政府暨各院部留守主任著由憲兵特務營長張法乾全權代理。南京市長兼留守主任馬超俊、秘書長王漱芳”。此一文件頗富歷史意義，可惜后來遺落在昆明誼安大廈。

后來王漱芳還給我一張難民證，以備城陷后不時之需。在南京保衛戰之前，經外交使節團同日方協調，于金陵大學附近設一難民區，以備各國僑民及一般百姓在日軍入城后有所避難之處。那時我早將家眷由上海送回家鄉貴州，也謝了他的好意。

當國民政府決定西遷后，各機關學校、民眾紛紛蜂擁西撤，秩序十分混亂，此時有幾件重要事項值得補記：

（一）發表南京市長馬超俊為國民政府暨各院部留守主任；

（二）憲兵司令谷正倫病重準赴漢口療養，司令部各單位撤往長沙；

（三）留守南京憲兵部隊由參謀長蕭山令以代司令名義指揮；

（四）前行政院秘書黃浚等漢奸七十二人由憲兵特務營在雨花臺執行槍決；（五）所有政治犯一律釋放。

其中值得追憶者有一共產黨員名陳文光，系我小同鄉，朝陽大學學生，系共產黨員。當其拘留期間，其父央谷正倫尊翁函請開釋，谷曾叫我規勸陳，如其能寫一自白書，當即釋放。

哪知陳堅不接受，可見其信仰之堅，然而終于在釋放政治犯時獲得釋放。大陸“淪陷”后，陳改名陳曾固，曾任貴州省副省長，已亡故。

日軍入城前數日，代理憲兵司令蕭山令忽然來電話找我，命我將騎兵及裝甲車帶過江到漢口歸建，并囑留在南京的部屬，由副營長陳雨森（湖南人）率領。于是我帶著騎兵隊與裝甲車出城。

因情況緊急，挹江門等已疊好沙包，車子無法出城，只有馬匹勉強可以擠出。結果裝甲車隊留下，騎兵隊出來了。到了下關，無船過江，我派兵找到鐵路局留守處主任陳樹曦，設法找到兩個駁船，始渡江到浦口。陳樹曦來臺后曾在交通部鐵路局服務。我帶著騎兵隊，由浦口經安徽、河南轉抵漢口。

若非騎兵隊的關系，我也不會僥幸出城。事后在湖南得知日寇在南京大屠殺的慘況。憲兵方面第二團團長羅友勝及我的副營長陳雨森均遇難，代司令蕭山令則以木板渡江，因副官攜帶銀元過重，遂連同衛兵沉入江中。憲兵損失了兩個團及一個營。

馮國祥是我特務營第四隊的憲兵，南京陷落后兩個月到長沙，見了我，談到日軍屠城時的情況。馮當時躲到難民區，日軍派部隊前往搜索，將許多年輕人集中在新街口，利用漢奸向大眾宣布在中國政府當過軍人者站在一邊，皇軍將維持其原有階級；若不站出來，一經查出，必定槍斃。

約有二三百人站出，大多不敢出來。站出者被載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受到茶點招待，日人說了好聽的話，希望大家效忠皇軍，并要諸人轉告其他尚未出面者。禮遇之后再將他們送回難民區。

這群人返回之后，大肆宣傳，果然次日重新邀集時，一下子出來了一二千人，用卡車載送到南京江東門監獄，外頭有一大廣場，以鐵絲網將這些人圍起來，用木材洋油，將他們全部燒死。馮國祥拼命躲在邊上，日本兵用刺刀跺了他兩刀，馮偽裝已死，騙過日本兵。

眼看幾千人就此燒焦，狀甚凄慘。挨至夜里，馮爬出，跑到附近一位老太太家，敷了草藥，養了很久，才復原回到長沙。

民國三十一年我在重慶進陸軍大學，在街上遇到一位上校軍官向我敬禮，我一下子愣住，再細看，才知是以前的副官王正才，他原來的階級是中尉，如今卻已是上校了。他邀我到大三元吃飯，談到民國二十六年底南京陷落的往事。

王正才說到，當時情況十分混亂，日軍先攻破光華門、通濟門，孫元良的部隊向挹江門撤退，結果和守軍宋希濂的部隊因分不清敵我，自己人打了起來。

王副官走過海軍總部門口，看到崗亭里面有一人穿著棉大衣，長得極像唐長官（生智），王副官跑了過去，說明是特務營副官，然后照拂唐生智逃出南京，護送唐到了漢口。

事后唐任軍事參議院院長，就升王正才為上校參議，并給二十萬大洋和一棟房屋，以酬其救命之恩。

南京保衛戰之白白犧牲許多精銳部隊，全由于唐生智之個人求表現。他曾誓言與首都共存亡，結果是棄城而逃。

在淞滬棄守后，以當局作戰指導，決以空間換取時間，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以敵我戰力比較，當時態勢，南京實無堅守之理，但迫于唐生智之大言不慚，才有此失策，不僅白白犧牲眾多精銳，還使數十萬百姓慘遭屠殺，對長期抗戰戰力之損失，更不待言。

我曾經寫過《憲兵與首都保衛戰》一文，可作為本節之參考。（按：已收為附錄一。）

注：選摘自《張法乾先生訪問記錄》，九州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