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敏

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此后中國五口通商，外國人遂絡繹來華。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數量亦相當可觀，其職業身份除了外交官和傳教士之外，還包括商人、銀行家、工程師、律師、醫生、租界市政機構的職員、警察等等，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長期在中國生活，在中國擁有投資或者產業，并且積極參與通商口岸的地方事務。除外交官外，這些來華外國人通常被稱為外國僑民（后文簡稱“外僑”）。

在近代來華外僑之前，也曾經有過外國人來中國長期生活，或者是就此定居中國，如北宋時期在開封定居的猶太人，明朝來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等，但是，就其規模和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而論，古代來華外國人與近代外僑不可同日而語。近代外僑的在華活動對近代中國口岸城市的現代化乃至于近代中國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的變遷有直接和深刻的影響，也是推動中國全球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他們的在華活動也應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構成部分。

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對美僑、俄僑、日僑和來華猶太人已有所關注，但還不夠充分：一是未能涵蓋近代來華僑民的主體部分；二是研究的角度比較單一，如對俄僑和猶太人的研究，主要是對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難民群體的研究，他們在中國的生存狀況及其遭遇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

因此，近代外僑研究存在多角度、多方面深化研究的可能，如作為長期在中國居住又參與口岸城市地方事務的外國人，他們的身份認同如何？作為來自另一文化背景的外國人，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們自身的利益與中國口岸城市和近代中國變遷的關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外僑并非是一個失語群體，他們不但最先在近代中國口岸城市設立書局和報館等文化機構，而且對中國事務非常關注，在發表言論方面也相當活躍。他們如何觀察與評論中國的現狀？對中國的未來有何期待？尤其是那些來自歐美的外僑，是否對中國持東方主義立場？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近代來華外僑研究中有待拓展的領域。

本文以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發生在外僑與國際人士和中國人之間一場關于“上海問題”國際性爭論為中心，對外僑在此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態度和所持基本觀點，即所謂“上海情結”，進行深入分析，以期從新的角度拓展和深化對這個與近代上海城市發展緊密相關的外僑群體的研究。

“上海問題”爭論的由來

“上海問題”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后文簡稱“上海租界”）的未來政治地位問題，諸如上海租界何時以及以何種方式交還中國等。

“上海問題”出現在1927年前后，同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有著直接關系。國際上，1926年底，英國政府發表對華備忘錄（即十二月備忘），表示準備放棄在華特權，以平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在中國國內，武漢國民政府于1927年初強行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此后，隨著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勝利進軍，矛頭似乎直指上海租界。國民黨占領上海后，又掀起收回上海租界的宣傳活動，“上海問題”一時成為中外關系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 ，同時，國內外輿論亦對此十分關注，發表了不少批評上海租界當局和上海外僑的言論，特別是一些國際人士也認為“上海問題”解決的關鍵是上海外僑應放棄特權，向中國人讓步。由此引發了外僑與中國人和國際人士之間長達四、五年的一場國際性爭論，爭論的高潮共有如下三次。

第一次發生在國民黨占領上海之后，主要圍繞“上海自由市”方案展開。1927年6月4日，在歐洲知識分子很有影響的左翼報紙英國《曼徹斯特衛報》（The Guardian，后文簡稱“衛報”）發表署名為“中國之友”的來稿，為“上海問題”設計了一個解決方案，即仿照波蘭港口城市但澤 ，建立國聯監管下的“上海自由市”。這份方案共19條，大致可分為以下個方面：

（一）“上海自由市”的版圖為大上海（Greater Shanghai），這個區域不再以租界為中心，而是以吳淞為中心，以30英里為半徑。

（二）中外合作管理，但應借鑒外國的市政管理經驗。

（三）設立國際性市政管理機構——理事會，這個機構依據國聯批準的法律或規章，由中、英、美、日、法、德、意、瑞士等國籍的人士組成。該理事會若干年選舉一次，輪流選舉一個由理事會指導的類似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執行機構。

（四）保持中立原則。上海自由市是商業與工業的共同體，在任何沖突中都將保持中立地位，由國聯和美國擔保其中立。

（五）繼續維持治外法權。

（六）中國各級政府的稅收政策不適用于租界。

此外，方案還包括法庭、稅收、郵政等方面的具體設想。這份來稿還提出，“上海自由市”方案實現的前提是中外合作，只有中外合作，才能確保上海的世界性商業和工業領導城市和遠東貿易中心的地位，但是要實現中外合作，需要中國人一定程度上承認外國人在上海的權利和他們對上海的貢獻：“中國人有必要承認外國人的權利，不要要求廢除或者是交出不屬于他們的東西”。具體而言，就是中國人“伸出友誼之手，真誠地承認正是外國人的首創精神、外國的企業、外國的管理和外國的保護造就了今天的上海，并且這也將是對未來的‘上海自由市’的貢獻。”《衛報》還同時配發社論《上海問題：中國人的打算》（Shanghai Problem: What the Chinese Propose），支持這個方案。

7月19日，上海最有影響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轉載此文，并配發社論，反駁《衛報》，指責《衛報》所代表的一些言論機關是死腦筋（die-hard），認為這個方案建議把中國這個富庶的、人口眾多的區域交給國聯，會被中國人看作是帝國主義，會激起中國人的反感和仇恨。”12月10日，上海另一份英文報刊《密勒氏評論報》（the Weekly Review）也發表了一篇來稿，題為《中國人反對上海“自由市”的設想》，反對《衛報》提出的中外共同商議解決上海問題，理由是上海是中國的領土，任何一個關于上海未來政府的組成方案都應出自中國，而非共同商議。來稿還明確提出但澤方案不可行，但澤的歷史是英國和列強在那里投資的歷史，凸顯的是列強侵略、剝削的歷史。中國和列強的關系亦是如此。

第二次爭論發生在1929年7月，誘因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納稅華人會議主席王曉籟對美國記者代表團發表的講話。美國記者代表團由美國十多家著名大報代表組成，由卡內基和平運動基金會資助來遠東考察，上海是其中的一站。7月初，美國記者代表團抵滬，9日，王曉籟設宴招待，并在席間發表講話，講話的主要內容，一是主張中國完全收回租界司法權，二是抨擊上海公共租界在公園等市政設施的使用和參政權等方面對華人的不平等待遇。王氏在講話中特別提到，在公共租界，華人占總人口數的96%，所納市政捐稅在55%以上，但是華人在租界市政管理中的地位與權利與此極不相稱。此外，華人教育經費很低，只相當于工部局樂隊每年的經費。王氏提出，上海租界華人的不平等地位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希望美國報界能夠披露這一真相。

第三次爭論由美國《波特蘭俄勒岡人報》（Portland Oregonian）發表的一篇題為《上海地位》（the Status of Shanghai）的來稿引發。來稿作者是一位美國人，參加過1929年10月召開的太平洋關系學會京都會議 ，并且隨后來上海考察。此文主要介紹京都會議上與會代表關于上海問題的討論，提出上海問題的癥結主要是因不平等導致的種族對抗和仇恨，這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中國人在民族主義情感的驅使下要求主權。雖然華人繳納60-70%的市政稅，但他們在市政管理中不享有代表權。其二，很長時間內存在的種族歧視的傳統——華人被排除在外灘公園，被外國警察辱罵和毆打，“五卅慘案”的發生等。作者評論說，“我們自己的革命傳統使我們想到這些情況在喚起和強化民族情感方面的影響。”其三，上海一直有戰爭的機器和軍隊。作者講到其在上海的觀感：“我看到的是，這個港口有13艘戰艦，此處有三個國家的數千軍隊，還不包括外國市政當局的萬國商團。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這樣的武力炫耀自然會激起炫耀武力的反應，并且沒有人知道沖突何時發生。”

1930年2月5日，《字林西報》轉載此文，并同時刊發社論《在華外國人》（the Foreigner in China），對此文的觀點表示強烈不滿：“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抗議海外孜孜不倦地培育和被廣泛相信的印象，即上海英國人是吝嗇的‘死腦筋’，沒有思想，只想攫取更多，放棄更少。”認為海外人士的這些批評是出于不了解和不承認上海情況的獨特性。上海的現狀有很多缺點，甚至是不正常的，但這種不正常是出于現實的需要，至少是它解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問題。

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中日關系成為關注焦點，“上海問題”遂淡出人們的視野，關于“上海問題”的這場國際爭論亦隨之停止，而且這場爭論亦未對其時中國與英國等列強之間的治外法權和租界問題的談判進程產生實質性影響，特別是上海外僑的呼聲并未影響到英國外交部既定的對華政策。但是，各方表達的觀點及其背后的理念卻頗值得深入探究。

這場爭論中，中國人將外僑等同于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國際人士眼中的外僑則是不明世界大勢、只知道維護自身在中國既得利益和特權地位的頑固份子，因此，外僑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外僑也不肯緘默，以追問一系列相當尖銳的問題方式予以回應，這些問題包括到底是誰造就了近代上海的繁榮發達？誰是上海的主人，誰是上海的客人？未來的上海是中國的上海還是世界的上海？這些追問流露出的委屈和憤懣情緒，此處權且稱之為“上海情結”。

本文從“上海情結”入手，試圖藉此揭示“上海情結”背后某些中國學界所熟知的史學敘事模式所未能完全涵蓋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多重面相。

上海的發展是誰的貢獻

外僑追問這一問題，回應的是中國人要求收回上海租界的主張。

自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以來，中國以主權為由，要求收回列強在華設立租界的實際管轄權 ，特別是“五卅運動”后，中國民族主義日益高漲，使得中國收回包括上海租界在內的列強在華設立的租界獲得了極為有利的政治環境。事實上，1927年以來，中國已同列強交涉，陸續收回列強在漢口、九江等地的英國租界，中國似乎可以仿照先例，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一鼓作氣占領上海租界，但實際情況是國民黨并未采取那樣的行動，相反，國民革命軍占領上海之后，蔣介石在會見中外記者時，明確表示不會使用武力解決租界問題。但是，盡管如此，中國遲早都將收回租界，這是大勢所趨，無論外僑還是國際人士，對此都十分明了。因此，上海租界的主權是否是中國的，這并無爭辯的意義，外僑所爭的是上海的繁榮發達，上海發展成為現代都市到底是誰的貢獻。

一位署名吉爾伯特（Rodney Gilbert）的外僑在《字林西報》上發表文章,提出上海是純粹的外國人的創造，“在1861年前，這塊由中國人的‘上海城’（按，指上海縣城）管理之下的地方只有一些破爛的茅草房”，上海的中心區域外灘“原是廢棄的不能種植莊稼的土地”。但是這里在幾十年間卻發生了神奇的變化，原因是“外國人投入的精力、勇氣、信念和希望把這里變成了10層的高樓，這里的地價是上海城的100倍。”《字林西報》發表的一篇社論也這樣評論其時外僑在上海問題上的態度：“外國人聲稱，中國人劃租界給他們居住，是因為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不受歡迎。他們被丟在這塊沼澤地，并且被告知說隨他們在這里怎么過。外國人花了五十多年時間把這塊沼澤變成了一座令人贊嘆的城市。很清楚的是，他們被限定住在那里，也就是說那里是他們的聚居地（ghetto），事實也正是這樣。沒有人管他們。這座令人贊嘆的城市的建成，中國當局并未出過力。”

中國以主權為由要求收回租界，似乎頗理直氣壯，但是外僑歷數自己對上海的貢獻，也不是向壁虛構。開埠前的上海雖然已是繁榮的商港，上海縣城也已經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但是，作為世界級大港的上海和現代都市的上海，其成長的根基不是在中國人居住的上海縣城，而是縣城外黃浦江邊的一片劃為租界的荒灘。上海的繁榮，主要在租界，租界是商業中心，也是工業中心；上海城市的現代化也主要體現在租界，這里最早從西方引進現代的市政設施及市政管理制度，這里安全、方便、舒適、整潔。不僅如此，自清末以來，上海租界一直是華界在市政建設、管理方面學習的榜樣，對此，一些中國人在公開場合也坦率承認。如1926年5月初，孫傳芳就淞滬商埠督辦職之時，在其就職演說和稍后會見上海商會的談話中，都稱贊租界良好的市政管理，提出華界應向租界學習，為將來收回租界做準備。1929年太平洋關系學會京都會議上，中國代表鮑明鈐在發言中表示，上海租界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真正的自治和高效管理的教科書，中國人對此多多少少都心存感激，同時租界也為人身權和財產權，進而為工商業和貿易的繁榮提供了保障。

上海外僑認為，上海的繁榮主要是外國人的貢獻，或者說是上海外僑的貢獻，是上海外僑多年經營的結果，但現在中國人卻輕飄飄地以主權為由要求收回，要求控制租界，完全忽視了他們的貢獻和他們應得的權利，這是外僑的上海情結的構成因素之一。

誰主誰客

所謂誰主誰客，是指誰是上海的主人誰是上海的客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指誰是上海租界的主人誰是上海租界的客人。外僑追問這樣一個問題，主要是回應歧視華人的指責。

外僑被指歧視華人，主要有兩個依據，其一是關于租界公園禁止華人進入。上海租界建有多座市政公園，如外灘公園、虹口公園、兆豐公園等，但通常情況下，均不對普通華人開放。20世紀20年代以來，特別是“五卅運動”以后，在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下，通過人們的口耳相傳，租界公園拒絕華人進入的問題逐漸演化成為對中國人具有侮辱意味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傳說 ，并且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美國密西根州的一份刊物《德寶獨立報》（The Dearborn Independent）發表了一篇題為《如果你是一名中國人》的文章，文中寫道：在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上海，統治這座城市的西方人將中國人視為劣等民族，這里的外灘公園的門口，赫然貼著“狗（除非拴著繩子）和中國人免入”的規章。作者并借用一位中國人之口發表議論說，“如果你是一名中國人，在你的國家最重要的城市發現外國人張貼的這個規章，會作何感想？” 另一份美國報紙《俄勒岡人報》更批評說上海有種族歧視的傳統，華人被擋在外灘公園之外，外國警察對華人的辱罵和毆打以及發生“五卅慘案”等，都是種族歧視的表現。上海美國人辦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也就上海租界公園開放問題發表評論：

像世界上許多大城市一樣，上海有很多公園和休閑場地，每年靠納稅人的錢來維護和拓展。但是和其他城市不同，上海的公園雖然依靠華人和外僑繳納的公共稅收支持，而且據說華人繳納稅收占90%，但是這些公園不對華人開放。只有穿洋裝的華人才有可能因為被當作是日本人或者是其他國家的人得以僥幸逃過公園守門人的眼睛，溜進公園，其他華人都不能進入公園。

其二是關于華人參政問題，其中最為核心的是關于設立和增加華董問題。同公園問題一樣，華人參政問題也不是“上海問題”出現之后產生的新問題，而是早已存在。但是對于上海租界當局和外僑而言，此問題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公園開放問題，因為華人能否進入工部局董事會以及在董事會當中占多少席位，關乎外僑能否獨占或者是控制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權。在此問題上，上海租界當局亦受到來自各方的抨擊，除了前文提及的1929年7月王曉籟在宴請美國記者代表團時的講話之外，同年11月太平洋關系學會京都會議上，中國代表鮑明鈐的發言中也提出上海租界的華人人數超過外國人，繳納的稅收也超過外國人，但是卻不享有相應的市政管理權。

無論是公園開放問題，還是華董問題，國際輿論的指責和中國人的抨擊不但持之有據，而且是人們有目共睹的事實，更重要的是華人繳納了稅收的大部分，卻不享有相應的權利，這顯然有違包括外僑自己在內的歐美人所信奉的平等理念。因此，對外僑來說，這些指責似乎難以招架，但他們還是提出了自己的辯解，即所謂“主客說”。外僑主張華人原本沒有權利居住在租界，為逃避中國的戰亂、饑荒以及中國政府的橫征暴斂，或者說是出于人身和財產安全的考慮，才逃到租界避難，“出于逃避他們自己的官員的鎮壓，或者是因國內的動蕩，他們的生命和財產缺少安全，或者是與他們來自的地方的混亂相比，他們更喜歡這里的秩序、整潔和安全，中國人來租界居住。但是無論如何，中國人絕不是受邀來這里的。”“華人在租界的地位如同賓館里的客人”。這種觀點并非個別外僑一時激憤的言論，而在其時上海外僑當中普遍存在。1929年的太平洋關系學會京都會議上，上海租界工部局總董費信惇在回應中國代表發言時，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

出于對做客者的包容，租界當局允許華人在租界居住，換句話說，外僑才是租界的主人，華人是客。不僅如此，華人同時還是租界繁榮的受益者。因此，無論是公園開放，還是華董問題，作為客人和受益者的華人均不應再向租界當局提出過分要求，這就是外僑回應來自各方的指責的基調。

以主客說來解釋上海租界的不平等華洋關系，似乎有意避開了有目共睹的種族歧視問題，因此，將其看作是外僑的回應策略，亦未嘗不可。但另一方面，外僑的這一主張亦是源于上海租界獨特的發展歷程，特別是上海租界華洋雜居形成的獨特背景。上海租界設立之初，依據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中國當局并不鼓勵華人居住在租界。但是，租界設立不到10年，情況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這就是1853年小刀會起義后，大量華人涌入租界避難。1854年，通過修訂《上海土地章程》，租界當局允許華人在租界居住下來。此后，或出于逃避中國的戰亂，或為了謀生，華人源源不斷來租界定居。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近100萬人口中，華人占95%以上，租界面積也迅速擴大 ，并且形成了越界筑路區域。

但是這同時也導致了一個令中國當局頗為尷尬的局面：即自清末起，中國一直試圖遏制租界擴張，可租界不斷擴張的事實依據恰恰又是源源不斷的華人涌入，導致租界地皮緊張和空間狹小。因此，在外僑看來，無論是因戰亂，還是出于逃避中國政府的苛捐雜稅，亦或是尋求發展機會，華人涌入租界，根本原因是中國自身出了問題。不僅如此，在外僑看來，這種情況尚未發生根本改變，當時的中國仍不是一個法治國家，中國的政府仍然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政府，在它直接管轄的區域，華人根本不享有任何政治權利。《字林西報》在反駁《波特蘭俄勒岡人報》時就提出，“在中國的任何一座城市當中，中國人都不享有這種權利（按，指參與市政管理的權利）。”

《字林西報》在反駁王曉籟時，措辭更為尖銳：“更為重要的是那么多的華人認為值得住在外國租界。如果（上海租界歧視華人的）情況像王先生（按，指王曉籟）所指出的那樣令華人倍感受壓迫，公正執行得如此地糟糕，工部局如此地不平等，巡捕如此地殘暴，那么那成千上百的華人為何不離開，去到他們自己的官員統治的閘北和南市那里去居住？”

出于外僑和上海租界當局的包容，華人才得以在居住在租界，并且成為租界繁榮的受益者。但是華人對此不但不領情，還要求與外僑同等的地位和權利，這在外僑看來無異于得寸進尺，這是外僑上海情結的第二個構成要素。

上海是中國的上海還是世界的上海

外僑對來自各方的指責的回應盡管針鋒相對，且言之有據，但是上海租界地位遲早將發生改變，或者說租界將最終歸還中國，中國人將控制租界，這是大勢所趨，外僑對此心知肚明，他們爭辯的目的并非是拒絕交還租界或者繼續保持外僑的特權地位。事實上，在爭論“上海問題”的幾年間，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設立了華董席位，外灘公園等租界市政公園于1928年6月1日對華人正式開放，租界當局也在為逐步交還中國人租界的市政管理權做準備。

外僑爭辯上海的繁榮發達到底是誰的貢獻，誰是上海的主人誰是上海的客人等問題，意在申明外僑對上海的貢獻和上海租界現行制度的優越。外僑最希望看到的是租界在交還中國之后，上海仍然實行現有的制度，即自治與法治，而且仍然是開放的上海，外僑仍然可以像以往一樣在此經商、居住。也就是說， 外僑期待的是租界交還中國之后的上海是中國的上海，更應該是開放的上海，或者說是世界的上海。但是上海能否順著這個方向發展呢？外僑認為這取決于中國的發展狀況。就現狀而言，如果像中國人要求的那樣，立即將租界交還中國，由中國人控制，上海將無法維持其開放的大都市地位，因為一旦立即將租界交還中國政府或者是交給華人管理，就會在上海實行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的制度，這會給外僑商業活動和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和不便。一位外僑曾專門調查，假如上海立即交由給中國政府管理，并且實行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的制度，外僑將承擔更多的費用以及其他方面的諸多不便：

首先是關于護照和簽證。依據這位外僑的計算，辦理臨時護照和正式護照將花費￥10.20，每次離開上海的簽證費￥9，而且程序繁瑣，申請護照耗時7至9天，辦理簽證耗時2-3天。

其次是關于稅收。外國人需要支付五種不同的稅，這些稅占每個人總資本的5%。同時，每種物品要繳納印花稅，還要支付商業簿（business book），每本1角，其余1分。不僅如此，每天會有各種部門的人來拜訪，檢查是否有印花稅被漏掉。這位外僑還講述了自己在這方面的親身經歷：有一次因為票據簿忘記蓋圖章，被罰款￥50。這位外僑在信中寫到：“最有趣的事情是如果這些官員發現一切都井然有序很不滿意。這種情況下他們會發瘋的。他們想發現一些問題，然后強迫你去買印花稅，他們會因此獲得15%的回扣。”

其三是關于中國的警察。“警察無處不在，當然，他們只講中文。外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糾紛都在警察局解決，而且每次都是在中國警察的陪伴下到那里去。在警察局從來不會有翻譯或者是負責任的官員，你不得不和那些苦力等等呆在一起，往往是在第二天早上，更高一級的官員才會到來。”“正如你的那些黃包車夫一樣，對他們來說，每次你支付的錢似乎都不夠多。你不得不和他一起前往或者是被拖到警察局，在那里等更高一級的官員到來，通過翻譯，告知你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此外，外僑還會遇到許多不便，“所有公立醫院的醫生都是中國人……生命在這里是無足輕重的，你會發現自己就是在他人口袋里的東西，毫無分量。”

當然，外僑最為擔憂的問題是中國那些層出不窮的不合法的稅，一位署名為Action的外僑在《字林西報》發表自己關于上海問題的觀點時說，“如果那些不合法的稅（按，指中國政府征收的稅）付諸實施，巨大的災難必將落到很大一部分的外國公司和外國個人的頭上，前者將倒閉，后者會失業。”

不僅如此，外僑對中國的市政管理水準也頗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即使是已經學習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多年的上海華界，市政建設和市政管理水準與租界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而且深受中國現行制度的影響。如果中國人接管租界，上海的市政管理將跌回到上海華界甚至是中國其他城市的水準。在1929年的太平洋關系學會京都會議上，費信惇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他舉例說，一次上海發生霍亂，大上海特別市向工部局求助，經調查發現起因是自來水污染。而這個事件的發生又同自來水管理部門的經理有很大關系，此人由大上海特別市政府任命，缺乏專業素質，是一位毫無經驗且未受過訓練的年青人，被任命為經理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因素的考慮。費信惇還明確表示說，中國現有的市政管理水準還達不到上海租界的水準，在這種情況下將上海租界交還中國，將導致混亂，包括外國人利益在內的上海的商業利益將受損，因此立即交還上海租界的條件還不成熟。

那么何謂“條件成熟”？爭論中外僑表達的觀點來看，主要是指中國人要學會運用租界現行的代議制的能力。而現狀是中國人距離完全學會運用這一制度還相差甚遠，中國人欲收回租界，前提是應在他們自己管轄的區域——上海華界表現出他們已具備這個資格，“當他們在南市或者閘北證明了他們的能力時，再討論那些極端排外者，諸如虞洽卿 、余日章 、王正廷 ，或者是他們的同胞們的權利，提交他們作為未來的公共租界管理人的證書。”

外僑的反駁頗慷慨激昂，他們表達的觀點自然極易招致批評，諸如維護既得利益和特權地位以及為推遲交還租界尋找借口等等，其中最為顯而易見的是維護外僑在上海的商業利益，對此，外僑并不諱言。《字林西報》發表的一位外僑來信中就坦率表示：“當我們說拯救或者是放棄上海的時候，不是說拯救或者是放棄那些建房子的紅磚，或者是那些供我們出行使用的道路，而是與我們的生活、生存相關的我們致力于其中的業、事業和貿易。”

但是如何看待外僑的這些既得商業利益？其時中國方面主流的聲音，或者說官方的觀點是，外僑這些利益的獲得依托不平等條約，是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是掠奪，也是中國貧困的根源所在。但是外僑認為不是這樣，一位英國僑民公開發表言論，聲稱他們希望的是同中國進行和平貿易，他們所追求的是正當的商業利益：

我們不希望剝削中國人；我們沒有領土的目的；我們只希望和平貿易。當中國可以給我們同樣的保護、公正和方便的民用設施的時候，正如我們目前根據英中之間的條約所擁有的那樣，我們第一個歡迎修訂或者廢除任何不必要存在的不平等條約。當我這樣說的時候，我想這代表了所有在華英國人的心聲。

通過自由貿易獲得商業利益，這在已經有了幾百年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的西方人的觀念中，本是天經地義，但卻被中國人認為是剝削者、掠奪者，這也是外僑“上海情結”的另一個主要構成因素。

結語

外僑自認為是近代上海城市的創造者，正是幾代外僑的奮斗才把上海從一個普通的中國縣城變成了世界著名的大港、繁榮的現代都市，但是令外僑感到委屈的是，他們的貢獻不但不被認可，反而被中國人稱為掠奪者、侵略者，被國際輿論當成是既得利益和特權地位的維護者。

外僑自然可以起而相爭，但是這場爭論的態勢卻似乎是勢比人強。此處所謂的“勢”，就是其時的國際和國內政治環境，或者說是政治形勢：

其一是指世界大勢，即“一戰”后以英國為霸主的殖民主義體系漸趨瓦解，在這種國際格局之下，與殖民主義相伴生的對殖民地人民的種族歧視極易激起美國人為首的一些國際人士的惡感。美國在“一戰”后迅速崛起，有取代英國成為新霸主之勢，而且美國沒有殖民的不光彩記錄，特別是在世界范圍內各殖民地國家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下，美國人的批評與時代非常合拍，似乎顯得格外理直氣壯。以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眼光觀察上海問題，上海外僑就成了國際輿論的眾矢之的。

其二是指中國的國內政治形勢，即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持續高漲的民族主義。中國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與此前的民族主義相比有一個變化，即清末以來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內省式的，這種內省式的民族主義認為中國的貧窮、落后問題出在中國自身，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受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反帝式的或者說排外式的民族主義成為主流，或者說成為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以此為推動，廢除不平等條約，廢除治外法權，收回租界是其時外交活動的重要內容，國家主權似乎成了所向披靡的利器，舉凡治外法權、租界等等問題，均在國家主權的強勢話語面前失去正當性和合法性而紛紛敗退。因此，在“上海問題”上，中國方面運用得最為順手的，或者說最為萬能的武器便是國家主權。由此角度觀察這場爭論，可以發現中國和國際輿論一方主要借助了這個大勢。

面對來自各方的指責，外僑奮力相爭，無論是外僑對近代上海發展的貢獻，還是上海以何種方式交還中國，其基本出發點是對上海租界自身的獨特性和商業利益的正當性進行辯護，其主張雖有維護其既得利益的一面，且難以掩飾其優越感，但也反映出中國學界所熟知的革命史敘事模式所未能涵蓋的一些面相：上海租界的獨特性自有其現實依據，商業利益的正當性則出自于西方近代的自由貿易理念，同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緊密相關。以今天的視角觀之，似與當今全球化發展的大勢有一定契合之處。

本文選自《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一期，四川社會科學院主辦，原題《論近代外國僑民的“上海情結”——以“上海問題”爭論為中心》。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