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春秋一部書

一

朋友一篇文章的截圖，讀后感到一股徹骨的寒意。

這是出現在一份名叫《新課程報.語文導刊》的學生報紙高二作文指導版上的一篇文章，題為《紅蓋頭》，作者余顯斌。

文章大意是，爺爺隨身攜帶一個小鐵盒，里面裝著一個紅蓋頭，那是奶奶和爺爺結婚時戴的，而奶奶是被爺爺親手打死的——當年，爺爺幫游擊隊員籌集了一筆經費，可貪圖享樂的奶奶想把經費帶走，于是爺爺大義滅親，開槍了。

觸目驚心的兩點信息已經被人標上了紅線：

其一是，文后的“品讀“寫道：”讀過這篇文章的人不能不為這位親手處決自己妻子的革命者的高尚人格、偉大的家國之愛動容。“

其二是，這份報紙的出版日期為2022年4月15日——對，你沒看錯，它不是歷史文物，就出現在我們身邊。所以，不知諸位有何感想，有沒有被這種“高尚人格‘嚇倒了？

我也不知道這個故事是不是真實的，既然是文學作品，大概率是編造的。不管是真的還是編的，向今天的孩子宣揚這樣的價值觀，合適嗎？文中的奶奶顯然并非罪大惡極，被枕邊人以正義之名親手處決：

生命的尊嚴與價值何在？

開槍警告不可以嗎？

打傷不可以嗎？天

底下是否真有這樣的畸形之愛

為了某個宏大的理想而將人倫置于如此不堪的境地，太荒謬了。我想，無論如何，無論世道如何變化，要確保人之為人的人倫底線不被擊穿，否則我們將再度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

二

親親相隱首先是我們的一項文化傳統。

孔子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在梁武帝時代，一個兒子作證母親犯了死罪，法官虞僧虬很是生氣，說：生這樣的兒子有什么用？判他流放。

人性是相通的，這方面西方也大抵如此。孟德斯鳩說過類似的話：“為保存風紀，反而破壞人性，須知人性卻是風紀之源泉。”

如果在家庭關系中，用法律強迫出賣和揭私，則使人際之間毫無信任的底線。犯罪不過是破壞法律，倫理底線的洞穿，則可能使社會走向毀滅。

這樣的底線被洞穿的景象，歷史已經向我們展現過了。在那個特殊時期，子女揭發父母、妻子揭發丈夫，鄰里朋友、同事之間互相揭發，導致社會人人自危，親情殆盡信任喪失。

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鎮縣，四里八鄉的人們爭相匯聚到縣政府旁的空地上，趕著看一場盛況空前的萬人宣判大會。

人們擁擠著，踮腳翹首望向主席臺，上面正跪著一個五花大綁、短發、白凈的40多歲婦女。掛著大木頭牌子，上面寫的是現行反革命犯方忠謀，然后是紅筆大叉。抓住她的頭發往下按，要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她脖子一梗，頭一偏，又抬起來了。

喧囂的人群中，16歲的張紅兵也遠遠地望著臺上那個等待宣判的女人，那正是她的母親。當宣讀宣判結果的時候，整個萬人會場安靜了下來，張紅兵清晰地聽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方忠謀被拉上汽車，背后插著亡命旗，押赴刑場。刑場就在固鎮縣三八河東岸，距離縣城兩公里，那里有一塊荒野洼地。

人們奔跑著、追趕著刑車，生怕趕不上圍觀槍決的時刻，路上塵土飛揚。張紅兵腳步沉重地裹在人流里。

這不是某部小說的片段，而是真實的歷史！

方忠謀之墓

1970年2月13日，正月初八。那天晚飯后，像往常一樣，張紅兵刷碗，方忠謀給丈夫和兒子洗著衣服，一家人開展家庭討論。

這時候母親拿起一本赤腳醫生手冊，上面印了這樣一句話：“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她指著這一行字說，這是別人說過的話，毛引用的。

印有語錄的手冊

聽到母親這樣說，張紅兵勃然作色：“你這不是在貶低我們偉大的領袖嗎？語錄怎么是別人的？我說方忠謀，你不能用語法問題來攻擊領袖。”

16歲的張紅兵是大院里最積極的紅衛兵之一，小學還沒畢業，就加入了毛著作學習小隊，對毛極為崇拜。此刻，這個忠誠的紅衛兵憤怒了。為了捍衛毛，張紅兵立即對方忠謀進行了批判。

深夜的張家小屋就像是驚濤駭浪里的小船。一直看著妻子和兒子爭吵的丈夫張月升，此時再也無法沉默了，他站了起來：“方忠謀，從現在起，你就是階級敵人，我們要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說的話都給我寫出來。

母親坐在藤椅上，拿起父親的香煙盒，抽出一支煙點燃了。從小到大，我從沒見過母親抽煙，但是那天晚上她破例地抽起煙來了。她一邊抽煙一邊說，那還不好寫嗎？我敢說、敢想、敢干，就敢寫。”

拿到了妻子的“罪證”，張月升立刻走出家門，向軍代表揭發方忠謀的“反革命行徑”。張紅兵仍然不放心，他怕父親還留戀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舉報，自己又匆匆寫了一封檢舉信，并包上平日佩戴的紅衛兵胸章，他也走出家門，把信塞進了縣群眾專政指揮部軍代表的宿舍門縫里。

張紅兵揭發母親材料

由于父子二人的揭發，“重大反革命”方忠謀被當場緝獲。在長長的揭發材料的結尾，張紅兵和父親都寫上了“槍斃方忠謀”的字樣。同日，張月升還寫了離婚申請，和代表兒子脫離母子關系的申請，方忠謀毫不猶豫簽上了“同意”。

因為“大義滅親”，張紅兵被樹立為革命典型，在母親的批判大會上做演講，他的“革命事跡”還被創作成漫畫在縣展覽館展出。1970年4月11日，在萬人宣判大會之后，方忠謀被槍決，她也是固鎮縣在文革中第一個被處死的“反革命”。

宣傳張紅兵“大義滅親”的漫畫

方忠謀死后，張方兩家也徹底斷絕了往來。方忠謀娘家遭到了沖擊，二妹憂憤而亡。而張家也并未因“大義滅親”得到眷顧，“反革命家屬“的政治帽子如影隨形。張紅兵兄弟二人，初中畢業后，沒有獲得進廠、升學或當兵的機會，被安排下鄉插隊勞動；張月升則又在后來的大小運動中，經歷兩次挨整和被免職，日子過得戰戰兢兢。

1976年，十年動蕩歲月結束，之后的兩年，極左思潮統的統治開始松動，對于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漸蔚然成風。然而就在全中國的老百姓歡欣鼓舞的時候，張紅兵卻徹底茫然了：自己曾經堅信的革命理想，對領袖的崇拜，難道都錯了嗎？

1978年末，多年未見的方忠謀的弟弟方梅開突然找到張家。當時文革的平反工作，正從中央到地方陸續展開，方梅開決定給姐姐伸冤。不久，張紅兵父子在報紙上讀到了張志新的平反消息后，掩卷長嘆，張紅兵也終于明白，他對父親說：“我們當年真的做錯了”。

右二張紅兵，右三張月升，左二方忠謀

母親，是張紅兵生命當中已經消失了近十年的一個詞匯。方忠謀死后，張月升把和方忠謀有關的照片、字跡全部統統都毀掉了。而把這個幾乎被抹去的母親，重新“找回來”的過程，強烈地沖擊著張紅兵。當年他寫的是揭發材料，而這一次寫的，則是申訴和平反的材料。

更重要的是，母親為何在那個黑色的夜晚忽然爆發？這一巨大謎團，也在張紅兵的回顧中，呈現出驚人的答案。

在張紅兵的印象中，母親方忠謀一直都是一個兢兢業業的醫務工作者和一個虔誠的革命者——她曾為一個大出血的產婦獻血；一個小男孩患上白喉、被濃痰堵住氣管，方忠謀冒著傳染的危險，用嘴吸痰，救了對方一命。

但為什么在1970年2月13日那個夜晚，她會突然歇斯底里、舉止癲狂呢？ 在仔細翻閱了父親、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檢舉材料時，那些塵封的瑣碎細節所揭示的真相，令張紅兵五雷轟頂。

年輕時代的方忠謀

張紅兵當年寫下的一切，把母親釘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個曾經釘子一樣砸在母親身上的詞句都反彈回來，讓他錐心徹骨。

張紅兵痛哭著寫了近一個月，61頁。他把申訴材料初稿讀給父親聽，父親沉思了半餉說：“我們當年的做法，也有點不講人道了。”

張紅兵文革后參加高考的準考證

1980年代，張紅兵考上了當地電大中文系。一天，在上古代文學課的時候，他讀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寫的《猿說》，如遭雷擊。“有一種猿猴，獵人把母猴捉到了，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它母親這樣下場，抓、撞、反抗，最后這個小猴子也死了。

文章最后說，猿猴尚且如此，何況人呢？我看到這些的時候，就在自己心里面痛罵自己：張紅兵啊張紅兵，你畜生不如啊，動物還有親情，還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嗎？”

“有一天，母親突然又出現在我的夢里，我擔心她會馬上消失，我就拉著母親的手，哭著說：媽媽，你別走，兒子對不起你，真的對不起你啊。可是媽媽不說話，一句話都沒有說，就消失了。”

2013年，張紅兵寫下了一篇名為《一個文革“逆子”的懺悔》的文章。在文中，他像當年做“大義滅親”報告一樣，詳細描述了1970年，那個殘酷夜晚所發生的一切。

三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站在人性的立場來看，社會應該盡量避免讓無辜的罪犯家屬站上“大義滅親”的尷尬地位，避免讓他們在“親”與“法”之間做出痛苦的抉擇。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就免除了被告人的近親屬必須出庭作證的義務。但是，類似這樣的人倫之痛，并未從我們的世界消失。它只是蟄伏，一有合適的土壤，就會呼啦啦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