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某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一案之

二審辯護詞（補充）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對于李某某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一案之量刑問題，我們補充以下法律意見。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的《關(guān)于辦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于2025年4月26日生效，根據(jù)上述司法解釋第三條及第五條的規(guī)定“違法所得數(shù)額、非法經(jīng)營數(shù)額達到本條前三款相應規(guī)定標準十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規(guī)定的情節(jié)特別嚴重。”因此，不論是假冒注冊商標罪，還是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非法經(jīng)營數(shù)額在50萬元以上，法定刑升檔，法定刑方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且上述司法解釋第七條規(guī)定：“兩種以上注冊商標”，是指識別商品、服務不同來源的兩種以上注冊商標。雖然注冊商標不同，但在同一種商品、服務上使用，均指向同一商品、服務來源的，不應當認定為“兩種以上注冊商標”。因此，基于“*M”商標及“V*”商標均是指向*M公司，在指向商品來源上是一致的，故僅能認定李某某之涉案行為侵犯了一個商標。

在刑法溯及力的問題上，我國采用“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于本案，在新的司法解釋規(guī)定更輕的情況下，理應適用新法。故即使一審判決認定李某某犯假冒注冊商標罪，涉案金額為427145.51元，依據(jù)新的司法解釋，其法定刑也應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鑒于在二審開庭時，**檢察院也認可李某某向“*梁”購買的302412元亞克力膠帶計入犯罪金額是錯誤的。為此，本案僅有124733.51元可被認定為非法經(jīng)營數(shù)額。在新的司法解釋將升格法定刑之非法經(jīng)營數(shù)額從25萬元提高至50萬元的情況下，鑒于李某某之涉案金額較低，懇請貴院對李某某判處刑罰時，作最大幅度的從輕處理。

以上法律意見，敬請貴院采納，謝謝！

此致

**市中級人民法院

辯護人：廣東三環(huán)匯華律師事務所

何國銘律師

2025年4月26日

關(guān)于李某某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一案之

二審辯護詞（一）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我受李某某之委托，廣東三環(huán)匯華律師事務所之指派，在李某某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一案中，擔任李某某在二審階段的辯護人。我經(jīng)依法研讀在案卷宗材料，并對案件進行適當?shù)恼{(diào)查和法律論證后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侵權(quán)商品數(shù)額錯誤，一審判決對罪名定性錯誤。核心辯護觀點如下：

一、李某某向“*梁”購買的302412元膠帶并非假冒注冊商標商品；

二、本案應定性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而非假冒注冊商標罪。

具體事實及理由如下：

一、李某某向“*梁”購買的302412元膠帶并非假冒注冊商標商品

一審判決以李某某于2021年5月6日與“*梁”的微信聊天記錄“雙面膠171049.42+V* 302412=473461.42元”中提及V*字樣為由，推定李某某向廣東*膠粘公司所購買的是侵犯“V*”商標的膠帶。對此，李某某在一審及二審的庭審中多次辯解雙方交易的302412元膠帶系空白的亞克力膠帶，未帶有任何“V*”字樣，不應認定為侵權(quán)商品。根據(jù)李某某的口供及*梁的證言可知，之所以在微信聊天中使用“V*”，是因為V*在膠粘行業(yè)中本身之含義是聚丙烯酸酯雙面泡棉膠帶，系一種具有極強粘性的膠帶，行業(yè)內(nèi)將之稱為亞力克膠帶。**檢察院在補充偵查期間所收集的*梁證言，也足以證實廣東*膠粘公司向李某某出售的302412元“V*”雙面膠不帶有任何標識，系廣東*膠粘公司生產(chǎn)的正規(guī)商品，并未侵犯*M公司的商標。

除了言辭證據(jù)，辯護人于庭前所提交的發(fā)票等書證及微信記錄等電子數(shù)據(jù)亦能證實李某某向“*梁”所購買的302412元膠帶并未帶有任何的“V*”標識。其一，發(fā)票。2021年5月6日廣東*膠粘公司開給*榮公司發(fā)票編號NO 1***的金額為302412元，里面記載了5個批次3個型號的膠帶，3個型號分別為A3080C/800、A3100CR/1000、H0063-D/1800，對應的采購單型號分別是0.8MM厚白紙透明、1.0MM厚紅膜透明、1.8MM透明亞克力復75透明PET膜，上述3個型號均為廣東*膠粘公司的通用型號，均為無任何印刷內(nèi)容的亞克力膠帶（丙烯酸膠帶）。

其二，微信聊天記錄。李某某手機微信聊天記錄第1703頁和1704頁證實李某某給“*梁”的采購單中明確載明“透明PET膜、白紙”，由此足以證實雙方交易型號為A3080C/800的膠帶為無任何印刷商標的空白膠帶。

其三，微信聊天記錄。李某某微信聊天中第1703頁能夠直觀地反映因廣東*膠粘公司送的A3100C/1000膠帶有破損，李某某向“*梁”投訴，李某某為此向“*梁”發(fā)送兩張破損的膠帶圖片。從該聊天記錄中的兩張圖片，均能證實李某某與廣東*膠粘公司交易的A3100C/1000型號膠帶為“白紙”亞克力膠帶，并未帶有任何商標。

其四，李某某微信聊天記錄第1704頁。于2021年5月8日，因廣東*膠粘公司產(chǎn)品厚度不均勻，有些膠顏色偏黃，李某某向“*梁”投訴，并向其發(fā)送膠帶實物圖片，該圖片顯示廣東*膠粘公司標簽上的產(chǎn)品型號為H0063-D/1800。該商品恰恰與2021年5月6日*榮公司付給廣東*膠粘公司302412元貨款中產(chǎn)品型號為H0063-D/1800的產(chǎn)品是一致的，與2021年5月6日廣東*膠粘公司開給*榮公司的發(fā)票上第三、四、五項的產(chǎn)品規(guī)格型號一致。

上述聊天記錄中的產(chǎn)品圖片能夠清晰地顯示膠水是透明的，膠水外面的PET膜亦是透明的，與李某某下給廣東*膠粘公司的采購單“1.8MM透明亞克力復75透明PET膜”一致。上述圖片足以證實H0063-D/1800型號膠帶無任何印刷的商標。

其五，李某某微信聊天記錄第1698頁。李某某與“*梁”于2020年6月11日的微信聊天記錄能夠證實型號A3050CR/500膠帶（R代表是紅色，是紅色的膜，500是指膠水的厚度500微米（0.5MM））為沒有印刷任何商標的紅膜亞克力膠帶。同理，李某某與“*梁”于2021年5月6日交易發(fā)票中第二項型號為A3100CR/1000的膠帶，僅是膠水的厚度不同（1.0MM厚)，均使用紅膜。上述聊天記錄亦能證實A3100CR/1000膠帶是沒有印刷任何商標的紅膜亞克力膠帶。

綜上所述，在數(shù)額認定上，無論是李某某的口供及*梁等人的證言，還是在案的微信記錄及發(fā)票等書證，均能證實雙方所交易的“V*”膠帶為空白膠帶，并未帶有任何“V*”標識，并未侵犯*M公司的注冊商標。對于李某某與“*梁”所交易的302412元膠帶，應剔除于侵權(quán)金額以外。

二、本案應定性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而非假冒注冊商標罪

李某某并未生產(chǎn)涉案侵權(quán)膠帶，該膠帶在李某某購買前已由他人生產(chǎn)完成，膠帶并非依李某某的要求定制。在購回大卷膠帶后，李某某根據(jù)客戶之需求，切割相應的長度與寬度，該行為應認定為銷售前的預備行為，仍屬銷售之范疇，故本案應定性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而非假冒注冊商標罪。

一審判決認定“李某某分別向他人下單生產(chǎn)帶有假冒*M公司注冊商標的卷芯、雙面膠，且向他人下單時有明確是否使用假冒*M公司注冊商標及使用哪個，在他人送貨后，被告人李某某使用復卷機將雙面膠、卷芯進行復卷，制作成膠帶，然后將膠帶切割成客戶要求的尺寸。”綜合李某某在偵查階段的口供、庭審中的供述及在案的證人證言等證據(jù)，均能證實李某某在購買侵犯膠帶時并未與上家達成共同生產(chǎn)侵權(quán)膠帶的共謀，并未要求上家定制化加工生產(chǎn)帶有“*M”標識的膠帶，未指令上家生產(chǎn)帶有*M商標的侵權(quán)膠帶，未參與生產(chǎn)侵權(quán)膠帶的任何環(huán)節(jié)，無制作侵權(quán)*M膠帶的實行行為，主觀上亦無與上家在生產(chǎn)侵權(quán)*M膠帶上存在犯意聯(lián)絡(luò)，與上家并不構(gòu)成共同犯罪。事實上，在李某某向上家下單購買侵權(quán)膠帶時，上家早已生產(chǎn)完畢，在購回后，李某某根據(jù)客戶需要的長度進行切割并銷售，故李某某所實施的僅有購買、復卷及切割行為。基于李某某在購買侵權(quán)膠帶前，該膠帶已完成生產(chǎn)，膠帶上已附有“*M”的標識，商標之“假冒”行為已既遂。因此，李某某為了銷售而將所購買的膠帶進行復卷切割，理應認定為銷售前的預備行為，該行為被后續(xù)的銷售行為所吸收，與銷售行為一同法律評價。為此，本案應定性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

對于本案之復卷、切割行為是否能認定為“生產(chǎn)”行為？從立法邏輯上分析，《刑法》對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行為描述為“非法使用注冊商標”，描述行為的關(guān)鍵詞是“使用”，描述對象的關(guān)鍵詞是“商標”，而刑法第214條對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行為表述為“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描述行為的關(guān)鍵詞是“銷售”，描述對象的關(guān)鍵詞是“商品”，兩罪行為模式的差異特征可見一斑。假冒注冊商標罪保護的對象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quán)，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保護的對象是附著注冊商標的商品。區(qū)分假冒注冊商標罪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可以理解為，如果被告人的制假活動包含對商標的生產(chǎn)、印制、粘貼等直接混淆商品來源的行為，那么該行為就已經(jīng)涉及到對商標的來源識別功能進行破壞，因此也就可以考慮以假冒注冊商標罪加以認定。如果被告人的制假活動限于從上家那里購入已經(jīng)帶有商標的組件，其并沒有前述針對商標進行的混淆商品來源的行為，僅僅只是對組件進行裝配后對外銷售，那么該行為應該同直接破壞商標的來源識別功能行為相區(qū)別，實踐中可以作為是在上家已經(jīng)破壞商標的來源識別功能后的獨立行為加以評價，除非被告人與上家存在事前通謀，否則應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予以認定。

從法理上說，商標侵權(quán)的本質(zhì)是對商品的來源造成混淆，“假冒”行為也應該要理解為造成商品混淆的實行行為。如果被告人的行為包含對商標的生產(chǎn)、印制、粘貼等直接混淆商品來源的行為，那么該行為就已經(jīng)對商標的來源識別功能造成破壞，此時才能以假冒注冊商標罪來認定。從商標混淆的過程來看，假冒注冊商標的行為是從無到有，即某個商品是無標商品或其他品牌的商品，正是被告人實施了“假冒行為”從而使大眾對該商品的來源產(chǎn)生混淆。換言之，假冒行為是使商標混淆從無到有，這種行為常見于刻印商標、粘貼商標等。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是假冒注冊商標的下游犯罪，上游假冒注冊商標是生產(chǎn)端，下游銷售假冒注冊商標是銷售端，當上游生產(chǎn)完侵權(quán)商品，下游將之推向市場。由此，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行為應當理解為，上游被告人已經(jīng)將他人的注冊商標刻印、粘貼到商品上，在外觀上該商品已經(jīng)是假冒商品，已經(jīng)是足以混淆來源的商品，下游被告人僅是將商品進行銷售，或進行簡單的切割、分裝、組裝后銷售。單從基本釋義上看，“假冒”強調(diào)的是從無到有的產(chǎn)生過程，因此從行為程度上看，分裝、組裝行為不應歸入“假冒行為”的范疇。

回歸到本案，涉案的侵權(quán)膠帶均是李某某向他人所購買的，雙面膠及卷芯在購回前已印刷了“*M”字樣，李某某從上家處購買回*M雙面膠后，并無實施任何印制、粘貼、刻印*M商標的行為，即使能認定其后續(xù)進行簡單的切割、復卷，該行為亦并非是“使用商標”的行為，并非是假冒注冊商標罪中的“假冒”行為。因此，本案應認定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而非假冒注冊商標罪。

綜上所述，本案應定性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所認定的金額應為51.84（24根膠帶卷芯）+17438.95（扣押的*M雙面膠）+124733.51（銷售的侵權(quán)商品數(shù)額）=142224.3元，結(jié)合**市區(qū)內(nèi)的類似判決（判決書見附件），本案應對李某某判處一年五個月及以下有期徒刑。

以上法律意見，敬請貴院采納，謝謝！

此致

**市中級人民法院

辯護人：廣東三環(huán)匯華律師事務所

何國銘律師

2025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