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手搖電話到智能手機的變遷

文/南豐后人

近日，在縣城，我遇到了一位四十多年前同在一個鄉鎮、不同單位工作的良弟，他剛剛從外地單位退休歸來。我們漫步至縣城公園小坐，而后尋得一家小酒館，對坐把盞。漫無邊際的交談中，不知怎的，竟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當年鄉鎮的總機話務員李兄，剎那間，我仿佛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拽回了那個手搖電話的年代。

1983年，我剛考入鄉政府工作，成為鄉干部隊伍中的新成員——鄉文書。可別小瞧這文書一職，雖說看似鄉政府里再普通不過的角色，可在當時，整個鄉干部隊伍總共也就十多個人。文書除了要處理辦公室的日常業務，“民政”“統計”“接待”等繁雜事務也都得兼顧。而尤為重要的，便是肩負起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重任。也正因如此，辦公室桌上的那部電話機，便成了不可或缺的物件。

自從亞歷山大?貝爾發明了電話，人類的通信方式便被刷新改寫，時空距離在這發明面前，被大大縮短，其影響深遠且廣泛。我的辦公室位于天井邊的廂房，抽屜里放著鄉政府的公章，而桌上的電話機，在那個時代，堪稱最為貴重的物品。

它的下面帶著搖把，連接著電線，木板墻上還掛著一個裝有蓄電池的木盒子。每次打電話時，需一手穩穩摁在電話機上，另一只手快速轉動搖把，“嗞嗞”數圈后，再拿起話筒。這時，在間隔一幢房子里值守總機的話務員李兄便會收到信號，詢問我要撥打哪個地方，隨后他將信號轉接至縣里的話務局。縣里的話務員依照李兄傳達的要求，把插頭插向受話單位的電話，如此方能實現通話。

在那個年代，電話對于普通家庭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在農村，至多也就是大隊部能有一部電話，或是集鎮上的糧站、食品站、供銷社各配備一部。打電話時，若是遇到占線，便只能耐著性子，守在電話機旁苦苦等待；要是打長途電話，等上一兩個小時，也是再平常不過的事。這般情景，如今回想起來，依舊歷歷在目，仿若就在昨日。

猶記得有一年夏天，我接到上級電話通知。說是近日將有連續多日的暴雨，要求鄉長前往縣里參加抗洪會議，我趕忙向鄉長作了報告。鄉長開會回來后，當晚便在廣播站召開全鄉有線廣播會議，要求各村針對防洪形勢，把轄區山塘水庫開閘放水。可誰能料到，第二天之后，竟是一連多日艷陽高照，抗旱形勢陡然嚴峻起來。那段時間，我幾乎整日守在電話機旁，一方面要接聽上級關于防洪或抗旱的指示電話，另一方面又得應對來自村上“到底是放水還是蓄水”的焦急詢問。

時光匆匆，80年代末，我考到了縣機關工作。此時，辦公室里已然換上了撥號電話。記得上班的一天，同辦公室的徐先生興奮地告訴我，去年縣里總共才開通千門自動電話，長途還需人工接轉，可如今已經開通了長途自動直撥，我們桌上這部電話就能直接撥打長途。我滿心好奇，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一邊抓起電話機，一邊照著通訊錄上的號碼撥了過去。沒想到，不到一分鐘，我便與北京某報的邱先生通上了話。那一刻，我在心底暗暗驚嘆，這速度，可比千里馬還快呀！

時間到了90年代，我調到了新聞宣傳部門工作。那時，BB機，也就是傳呼機，開始在市場上嶄露頭角。為了方便工作聯系，單位里為大家都配上了BB機。每當腰間的BB機“滴滴”作響，便需四處尋找公用電話以回撥對方。于是，轉眼之間，縣城街頭巷尾更是如雨后春筍般冒出眾多公用電話亭。

通信市場的發展速度，著實令人驚嘆。沒幾年，我在縣城的家里也裝上了一部電話座機，和老家父母親聯系更方便了。

進入新千年，曾經風靡一時的“大哥大”似乎也漸漸失了光彩。而我，也有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可移動的新型電話——“小靈通”。時光流轉，沒幾年，我才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手機。

大約在2010年之后，智能手機開始在我縣悄然流行開來。智能手機，宛如一個神奇的小世界，它不僅集成了電腦般強大的計算能力，還兼具銀行和照相機等多種功能，其應用范圍之廣泛，幾乎達到了無所不能的程度。為了不被時代的浪潮過早淘汰，我也添置了一部智能手機，還興致勃勃地學習起手機攝影，時不時就在手機上發微信朋友圈，分享生活中的點滴。

彈指一揮間，從手搖電話到撥號電話，從程控電話到可視電話，從“小靈通”到智能手機，我國的通信事業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這一切的見證者與經歷者，我的內心滿是自豪。在這通信變遷的歷程中，我看到的不僅僅是通信工具的更新換代，更是時代飛速發展的有力見證。新時代的浪潮奔涌向前，強國夢在一步步變為現實，而我們，正身處于這偉大變革之中，何其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