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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3年的未央宮里,匈奴侵襲邊地的戰報讓漢武帝眉頭緊鎖。自高祖劉邦“白登之圍”后,漢朝雖努力維系和平,匈奴卻屢犯邊境。
此時,雁門豪商聶壹提出一條“引蛇出洞”的計謀——詐降。
聶壹來到匈奴單于大營,聲稱能斬殺馬邑官吏“獻城”。軍臣單于心中貪欲被點燃,當即親率十萬鐵騎,浩浩蕩蕩向馬邑進發。殊不知,三十萬漢軍在馬邑(今山西朔州)設伏,屏息藏于山谷之中。
當匈奴大軍行至距馬邑百余里處,漫山遍野的牛羊卻不見牧人蹤跡。生性多疑的單于頓生警覺,命人突襲一座邊塞小亭,從俘虜口中得知漢軍的埋伏計劃。驚怒之下,單于立即下令撤軍,匈奴鐵騎如退潮般消失在黃沙之中。
這就是著名的馬邑之謀,籌劃許久的伏擊,最終以漢軍無功而返收場。但寂靜的馬邑城,預示著漢匈形勢的巨大變化即將到來。
▲山西省朔州市古長城。(圖片來源:黃河新聞網)
(一)自古英雄出少年
西漢初年,匈奴冒頓單于憑借麾下三十萬“控弦之士”,縱馬馳騁,一路勢如破竹,先后打敗了東胡、大月氏、樓蘭、烏孫等部族,控制了東起遼東、西至西域的廣大地區。
強盛起來的匈奴屢屢進犯西漢的邊境郡縣,威脅著漢朝的安全。西漢朝廷在輸掉白登山之戰后,采取了一系列懷柔策略,希望能以和平的方式緩和與匈奴的緊張關系。
漢武帝繼位后,國力日盛,面對匈奴的一再挑釁,漢武帝終于下定了全面反擊的決心。
▲漢武帝與河西走廊。(AI制圖)
馬邑之謀后,公元前127年,匈奴又一次入侵西漢邊境,來勢洶洶。漢武帝果斷派遣大將衛青出征迎敵。
這一戰,漢軍成功收復了河套以南地區,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直接威脅。隨后,漢朝在這片收復的土地上設置了朔方郡(今內蒙古鄂爾多斯西部及巴彥淖爾西南部)。
▲霍去病影視形象。(圖片來源:紀錄片《河西走廊》)
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遣二十歲的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萬騎出隴西,直指匈奴腹地。
這就是第一次河西之戰。
驍勇的霍去病帶領軍隊施展了一系列精妙絕倫的戰術。轉戰千余里,摧枯拉朽般將河西諸小王紛紛擊潰?;羧ゲ≡诖┎宸指畈鼑@些部落后,很輕易地就迫降了他們,卻不搶掠他們的財產與子民。
隨后,霍去病率軍穿越焉支山(今甘肅山丹縣東南)這道天然的地理屏障,一路向西,勢如破竹,連續挺進千余公里,給予匈奴沉重的打擊?;羧ゲ∵€率領部隊奪取了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這一珍貴的戰利品。
▲霍去病指揮作戰。(圖片來源:紀錄片《河西走廊》)
▲公元前121年夏,漢軍兵分多路進攻匈奴。(圖片來源:紀錄片《河西走廊》)
同年夏天,在漢武帝的謀劃下,漢軍兵分多路進攻匈奴,第二次河西之戰打響。
霍去病的傳奇仍在繼續。他率領大軍渡過黃河,跨越賀蘭山、橫穿大漠,至居延澤,再由西北轉向西南,長驅深入上千公里。此戰讓匈奴在祁連山一帶遭受重創,元氣大傷。同年,匈奴的渾邪王見大勢已去,選擇歸降漢朝。
漢武帝對匈奴的反擊,使漢匈軍事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隨著河西之戰落下帷幕,漢朝西部邊境地區獲得了相對安定發展的有利條件,并形成了從西面屏護京師長安的安全地帶。漢朝首次設置武威、酒泉兩郡,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圖。
漢匈戰爭的攻守態勢發生逆轉,但北撤的匈奴并未屈服。公元前119年夏,為鞏固河西戰果,衛青和霍去病率軍發起了規??涨暗?strong>“漠北大戰”,匈奴主力被盡數殲滅。
此后,漢朝又分別設置了張掖、敦煌郡。河西四郡的設立,標志著漢朝真正實現了對河西走廊地區的有效控制和經營。
▲河西四郡。(圖片來源:紀錄片《河西走廊》)
(二)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
河西四郡的每一個命名,都有獨特的涵義:武威,意為漢朝的武功和軍威到達河西;張掖,即為張漢朝之臂腋;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沖的酒泉,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而得名;敦煌,即盛大輝煌之意。四郡一體,充分彰顯了漢武帝經略西部的夢想。
河西四郡的設立,切斷了匈奴與西羌的聯系,為漢朝與烏孫和天山以南諸農業國建立聯盟創造了條件。漢朝在河西四郡設立了許多邊防要塞,駐扎了大量兵馬。這些舉措可以防范、抵御匈奴的進攻,保障邊境的安全與穩定。
在漢朝的精心經營下,河西走廊地區從“匈奴領地”蛻變為“絲路通衢”,大規模的移民來到河西地區,戍邊的軍卒和他們的家屬也留在這里生活,大量中原漢族民眾成了河西地區的主要居民,一改往昔河西地廣人稀的局面。
▲嘉峪關魏晉墓磚壁畫中描繪農業生產場景的畫面,真實地再現了河西地區的物質生產民俗。(圖片來源:“甘肅省文物局”微信公眾號)
大量人口在河西大規模開墾屯田、開渠浚溝,興修水利。優越的自然條件與人力開發相結合,促進河西地區發展為綠洲農業與傳統牧業共同發展的經濟區,也使其成為中原王朝就近籌糧、足食強兵、經略西北國防的重要生產基地。
▲甘肅省張掖市山丹縣軍馬場。(圖片來源于:山丹縣人民政府官網)
此外,由于河西地區和西域相鄰,河西四郡的設立也奠定了中原王朝對西域地區的管轄和開發基礎。這條長達一千多公里的長廊,連接著中原和西域,更成為了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
(三)經濟紐帶與文明回響
河西四郡的設置讓河西走廊日益繁榮,不僅保障了漢朝與西域的交通順暢,也促進了東西方經濟的往來和文化的交流、融合。
河西走廊使跨越數千公里的長途貿易成為可能,催生了一座座繁榮的商業城市,深刻改變了古代世界的經濟版圖。中原的絲綢、茶葉、瓷器、造紙術、藥材、樂器,通過河西走廊和絲綢之路傳到了西域,甚至更遠的西方各國。西域以及西方各國的良種馬,棉花、核桃、洋蔥、菠菜、葡萄等多種農業植物也被引入中原。
▲敦煌莫高窟北周第296窟《福田經變》,描繪了絲綢之路上的往來商隊。(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文化上,西域的音樂、舞蹈、樂器紛紛傳入中原,與中原藝術碰撞出了新的靈感火花。西來的宗教(如佛教)逐漸傳入中原,并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衍生出豐富多彩的佛教藝術。
隨著漢朝政府在河西地區設立行政部門、學校等機構,不僅培養了地方人才,也進一步傳播了儒家文化。儒家的風俗、禮儀和道德規范逐漸深入人心。
▲“《儀禮》簡”,1959年武威市磨嘴子漢墓群M6出土。(圖片來源:“甘肅省文物局”微信公眾號)
打通河西走廊對于漢朝而言,不僅僅具有重大的軍事價值,更奠定了東西方文明交融的基本格局,在中國歷史上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從武威直到敦煌,河西走廊托起了連接中原與西域的輝煌絲路,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圖片來源于:甘肅文旅)
兩千年風云變幻,河西走廊的格局和四座城市的名稱依舊沒有改變。
從軍事要塞到文明動脈,河西走廊的價值歷久彌新。直至今日,這條千年古道仍是新亞歐大陸橋的核心路段,其和平、包容、互鑒的精神內核,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煥發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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