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入世以來，學術界的論戰一直深度影響政策決策和民眾思維，千萬不要小瞧這種論戰，論戰的勝敗，深刻影響到決策和社會發展。對此小鎮在《》就反思了2012年之后一度掉進兩個西方陷阱，導致出現“去工業化”的危險趨勢。

　　明面是政府與市場之爭，在這個核心爭論之下，還有諸多核心議題。比如“國、民”之爭、投資驅動與消費驅動之爭等。每當中國經濟面臨一定困難，這種爭執就會特別熱鬧。

　　目前政府與市場之爭已經基本結束了。畢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以鐵的事實證明，西方都在加強政府干預，而中國注重政府與市場平衡的做法，顯然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國、民”之爭，也就是國資與民營之爭，在某段時間特別猛烈，被指責“國進民退”“與民爭利”等等，但這里的“民”小鎮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掌握一定資本的，起碼得是世家豪族乃至掌握優勢資源的資本家，回顧中國幾千年歷史，政府也就是國家掌握資源更多、有效壓制“民”的時候，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普遍更好，所以小鎮寫了《》。

　　“國、民”之爭，在經過幾年的整頓、反腐以及某些二代自爆之后，在全社會普遍關注平等、階層固化、分配問題的環境下，至少在公眾輿論上已經消停了，從去年開始，很少看到網絡上還有誰提什么“國進民退”。

　　現在特別激烈的就是投資驅動與消費驅動之間的爭論，在國內已經持續20年了。兩大陣營都有不少大家，消費驅動一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滕泰，而投資驅動的一方則是林毅夫、余永定等，總的來說投資驅動一方政策影響力遠高于消費驅動派。

　　同樣的數據，雙方能夠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比如在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消費貢獻、可支配收入等指標上，各說各話。

　　不過需要注意，強調消費的重要性，不代表就是消費驅動派，消費驅動和投資驅動區別在于到底誰是第一驅動力，也就是經濟增長從哪一個環節開始。多數專家主張在消費和投資之間取得平衡，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進行動態調整，而能被稱為派，其觀點自然是對立的。

　　比如2023年初又一輪隔空論戰。1月林毅夫一個采訪視頻在網上大火，主題是《到底是投資拉動經濟還是消費拉動經濟？》，這個采訪的核心是指出消費驅動這一思路的不足；隨后滕泰接連反擊，發表《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是誤導中國？》，回應了林毅夫關于消費驅動經濟的批評，強調中國經濟應當由消費進行驅動。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林毅夫的這個視頻，是2017年的訪談，不是2023年才出現的，之所以突然爆火，跟2023年中國經濟剛剛開始恢復有關。

　　這里需要補充兩個關鍵背景。

　　一是“消費驅動”派，也就是主張中國應該從“投資驅動”轉為“消費驅動”，思想源頭是美國，而且是30年前的主張，并非中國內部原創。

　　美西方專家學者特別關心中國的經濟增長，關于中國應該轉入“消費驅動”，討論最多、最積極的也正是美國經濟學家，有兩個核心代表：

　　一是因預測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格曼。

　　他認為：中國長期依賴“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使中國經濟行走在金融危機的邊緣。這一觀點最早公開發表于1994年的《東亞奇跡的神話》，他認為東亞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大規模的資本積累和密集的勞動力投入，也就是“投資驅動”，沒有真正的知識進步和技術創新，也缺乏有效制度的支持，認為這種模式很像前蘇聯，不能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

　　有意思的是，自1994年克魯格曼提出這一觀點，他已經連續預測了30年中國經濟的崩潰，可惜一直沒能如愿。而事實證明，克魯格曼不屑一顧的“投資驅動”模式，令中國在科技創新、新興和未來產業取得歷史性突破，美國對中國的突飛猛進高度擔憂。2025年的今天，相信只要不是瞎子和傻子，都不會否認中國在過去3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另一位是薩默斯。他也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曾在1999年擔任美國財長，目前任哈佛大學名譽校長。

　　他在2005年提出中國“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必將導致經濟危機。有意思的是，在他提出這一觀點之后，僅僅3年，全球金融危機從美國爆發，此后，整個西方陷入持續至今的增長停滯。他當時剛剛卸任政府公職，擔任哈佛大學校長，而2008年時擔任奧巴馬的經濟顧問。

　　不過，西方經濟學家在涉及中國的問題上翻車，這司空見慣，偏差越大反而一定程度證明學術能力強，偏差小反而說明偏離了西方經濟學。比如小鎮現在關于中國宏觀形勢判斷，就找到一家特別專業的“反向指標”，這家機構非常西方化，而且研究扎實，才能保持預測的穩定錯誤。

　　正如上面總結的那樣，唱空中國的“投資驅動”，認為中國應該轉入“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這在美國經濟學界是老觀點了，至少1994年就已經出現的。

　　而國內主張“消費驅動”的主要代表是滕泰，他在2020年才提出這一思想，比美國經濟學界落后至少20年，所以小鎮說：“消費驅動”這一思路來自美國，而非國內原創。

　　再次強調，“消費驅動”指的是強調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最初動力，不同于強調消費的重要性。

　　還需要注意的是，美國經濟學界一方面認為中國需要轉入“消費驅動”，而另一方面認為美國需要轉入“投資驅動”，代表是美國近20年，規模越來越大的政府投資，這也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很多時候，小鎮覺得國內的一些言必稱西方的專家、學者太過落后了，美國自己都在反思過去的錯誤，開始注重學習中國經驗，但偏偏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還在把西方十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的東西當成寶。

　　比如最近美國流行的“豐饒議程”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美國當前的核心問題是制度僵化阻礙改革，提出應該進行供給側結構性制度改革，重構美國的國家能力，要通過擴大投資、激勵技術創新、簡化審批等促進經濟增長，簡而言之，就是效仿中國進行制度改革，“摸著中國過河”，從而釋放經濟增長的活力。

　　這一理論的代表是2025年3月出版的新書《Abundance》，這本書舉了大量例子證明美國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低效，在第三章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美國之所以問題長期無法解決，中國之所以長期繁榮，關鍵之一在于公務員。

　　認為中國、新加坡之所以長期繁榮，是因為最優秀的畢業生競相參加全國性的公務員考試來獲得公務員職位。反觀美國，政府被妖魔化、公務員不被尊重，導致政府部門效率低下，大量必要的社會組織管理工作不得不外包，雖然明面上美國公職人員規模并沒有明顯擴大，但大量外包進一步降低了美國效率。

　　希望這本書早日在國內出版，還是挺有意思的。基本比照中國、新加坡的經驗，對美國口誅筆伐。

　　當然，西方有很多關于經濟增長和政府作用的理論。但是拉長時間，從幾十年的尺度來看，中國經驗被提到的頻率大增，而且越來越正面，如果在10年前，不可能出現一本照著中國經驗要求美國改革的書，也不可能在美西方引起較大反響。但反觀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對這些西方新誕生的思潮，嚴重缺乏關注。

　　二是國內支持消費驅動派，歷史上出現了兩次理論方向轉型，都是被迫發生的。

　　小鎮在《》梳理了過去二十多年，尤其2012年，在經濟發展方向上，一度出現了兩個來自西方陷阱，對中國帶來了負面影響，之后近10年，國家一直在糾偏，在糾偏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和道路自信。

　　這兩個陷阱都是來自西方：

　　一是認為美國等西方國家都是以服務業作為主體，中國理應效仿，未來要從制造業為主轉變為服務業為主。這也是世界銀行在2012年給中國開的藥方，眾所周知世界銀行是美國的馬甲，當時提出這一藥方的世界銀行行長，此前是美國貿易代表、常務副國務卿，長期主持美國對華戰略的制定和執行。

　　二是將傳統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對立，認為只有消滅傳統產業，才能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空間。這一觀點同樣來自美國。

　　今年萬斯也反思了第二個陷阱。今年3月萬斯提出“兩個致命誤判”：一是認為研發與制造可以割裂，這一誤判是美國今天產業鏈斷裂的根源；二是無限追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成本，結果扼殺了創新動力。

　　認為研發和制造也可以割裂，就是傳統產業與高新技術二元對立的源頭。

　　還是要再次感慨，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對西方的新變化、新反思，嚴重缺乏學習。

　　回到消費驅動派的兩次理論方向轉型，這在《》總結了第一次被迫轉型，轉型是被迫的，是面對中國快速崛起不得不改。

　　第一次轉型：從經濟自由主義，向“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轉變。

　　本世紀初，傾向西方的一派，提出的主張是經濟自由主義，被稱為經濟自由派。認為政府應該無條件退出市場、國企必須盡快私有化，典型代表是21世紀初張維迎提出的“冰棍理論”，認為國有資產如不及時私有化，會像冰棍一樣逐漸融化消失。

　　這一理論的源頭就是開頭提到的克魯格曼、薩默斯等美國專家、官員、學者，認為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模式必須改變，否則中國將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尤其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這一恐嚇還是挺有影響力的。

　　只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展現了經濟自由主義帶來的嚴重危害，之后美國、歐洲等各國都在加強監管，約束過度市場化、過度自由化，再加上經濟自由派主張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等社會問題，導致經濟自由派漸漸見不得光。

　　于是2012年就出現了第一次轉型，上半年世界銀行帶來了主張中國要轉向消費、服務為主轉型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下半年，國內就形成了“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源頭是滕泰所著《新供給主義宣言》等一系列文章、著作。

　　從“經濟自由主義”到“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核心區別就是政府什么時候、以何種方式退出市場。這兩派都主張政府要退出市場，但前者認為要無條件、立刻、全面退出，而后者則承認政府的作用，認為政府要先把此前設立的種種市場抑制性因素革除掉，然后再逐步退出市場。

　　具體主張上也發生了變化，不同于“經濟自由主義”完全否定政府作用，“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希望政府把重心放在促進從制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轉型，主張政府發揮主動性，重視“熊彼得增長”，也就是“創造性毀滅”，以行政力量加速毀滅傳統產業、傳統供給、傳統動能，為新供給騰挪空間。

　　這一理論一度發揮了很大的決策影響力，代表就是曾經出現的以行政命令強行去產能，其影響和負面危害在《》已經談了。

　　中國一度面臨去工業化的危險趨勢。從2008年到2018年，中國工業GDP占比從46.97%暴跌到33.9%，2024年回升到36.5%；而工業就業人口方面，從2013年到2018年僅僅五年，就業人口銳減2500萬人，而從2018年到2023年，僅僅下降了一百萬人。

　　所以后來，國家特別強調制造業、實體經濟，要求金融服務實體，打擊資本無序擴張，這是有教訓的。

　　2018年是一個標志性節點，美國發動不講道理的貿易戰、關稅戰，令中國堅定了必須獨立自主的決心，深刻認識到制造、實體才是一切的核心。順便提一句，與中國幾乎同時認識到這一點的就是俄羅斯，從2014年開始，俄羅斯就高度重視本土戰略資源和制造供給能力，這才是俄羅斯2022年面對整個西方空前制裁，仍然保持超強韌性的關鍵。

　　在這一背景下，經濟學界又出現了第二次轉型。

　　第二次轉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方向調整，從過去強調中國向服務業為主轉型，轉變為強調“消費驅動”和分配改革。

　　主要觀點可以參見滕泰2023年撰寫的《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是誤導中國嗎？》，提出了三個主要觀點：

　　一是經濟增長不是從投資刺激開始的，而是從給老百姓直接發錢和其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改革開始。

　　二是中國居民儲蓄率高，不會像歐美一樣陷入負債超前消費等消費主義陷阱。

　　三是投資驅動存在投資率高、投資效率低、產能過剩等相關問題。

　　這三點是回應林毅夫2017年的訪談觀點，林毅夫當時提出：

　　一是經濟增長的起點是投資刺激。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依靠產業不斷創新、不斷升級，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則依靠投資，勞動生產力水平提升以后，家庭收入增加、消費增加，于是投資和消費共同促進經濟增長。

　　二是歐美國家旺盛消費是通過過度負債造成的，也導致了危機爆發。

　　林毅夫會猛烈抨擊“消費驅動”派，這并不奇怪，因為林毅夫特別反對照搬西方經濟學，從上世紀一直論戰至今。

　　先是同“經濟自由主義派”的張維迎論戰，爭論的重點是政府應該實行宏觀調控，還是完全搞西方自由經濟，核心矛盾點是國企產權改革。張維迎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市場化、企業家精神以及西方三百年來的技術科技積累，因此主張完全西方自由化改革，國企必須私有化，如果不改革國企產權，就沒有出路。

　　而林毅夫認為產權不影響企業發展，企業家精神也不是企業家獨有的。當時林毅夫提出“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張維迎有不同觀點，認為如1西方經濟危機不是市場失靈，而是因為政府過度干預導致的。

　　還認為與林毅夫持續20年的爭辯，需要若干年后才能見分曉，目前看，勝負已分。

　　林毅夫2016年提出的“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已經成為國家決策的核心原則，2024年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

　　后來，則是跟滕泰論戰結構性改革，也就是中國到底應該以制造業為主還是服務業為主。

　　比如林毅夫2015年提出“供給側改革，不應照搬西方理論”，2016年公開發表《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

　　在這篇文章中，開篇就提出“實踐證明，根據西方主流理論指導轉型和發展的國家并不成功，而少數成功國家的轉型和發展道路卻違背了西方主流的經濟理論”，認為一國的經濟發展，決不能照搬美國精英推銷的休克療法，認為在中國，必須推行漸進式、雙軌制改革，要盡可能避免社會動蕩，為經濟社會轉型贏得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

　　所以，到了2023年，林毅夫跟滕泰，繼續在“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上展開論戰，就一點都不奇怪了，這本就是持續30多年的漫長論戰。

　　“投資驅動”和“消費驅動”也是老話題了，還是用知網數據說話，小鎮以這兩個關鍵詞進行了檢索。知網開始討論這兩個問題，是從2005年開始的，這一年薩默斯提出中國“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必將導致經濟危機。

　　對理論的論戰，小鎮一向持開放態度。相比政府治理和決策強調調和，經濟理論更傾向于極端，因為只有極端才能更展現自家的主張。

　　但是，小鎮也有好惡。好惡的標準不在于誰的理論更完善，而在于誰能夠堅持從中國實踐和國情出發，誰更基于中國實際，而非西方理論，去分析中國的問題和未來。

　　對于一切言必稱西方，能夠看出來就是在照搬西方經濟學過往觀點的，無論是多牛的人提出的，小鎮都不屑一顧。因為經濟學，從來都是基于特定時代背景提出的，決不能簡單照搬，必須進行改造。所謂“橘生于南為橘,生于北為枳”，這個道理，應該不難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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