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

“同時代人”的相依為命

題記：我們“同時代人”的選擇是：“不是逆時代而動，也不是在時代之外袖手旁觀，而是如此深刻地嵌入時代，但又保持尼采式的格格不入，才能看到時代，感知時代的黑暗之光，蘸取當下的晦暗進行寫作。”

在2019年我們也召開過同題討論會。此后四年時間，中國、世界以及我們自身，都變了，真可謂“歷史的巨變”。就今天到會的子平、平原和我，以及沒有到會的玫珊、曉虹、趙園、得后而言，我們“四家人”，最大的變化，就是大家“都老了”。最近，我為自己的《養老學研究筆記》寫的序言，題目就是“直面衰老與死亡”——至少我和趙園、得后都進入了人生的最后階段。

在回顧、總結自己的一生時，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追問與思考：“我是誰？”——我正在讀美國華裔學者段義孚自傳《我是誰？》，我自己也準備寫一本《我是誰？》。這就與今天的“同時代人”話題有了關聯。我的發言就從這里切入。

按子平“引言”的說法，我們這些“同時代人”最大特點，是在“時代的斷裂之處出現，一群自覺站在斷層上尋找新的表達方式進行寫作的人”——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時代的斷裂”就更加嚴重了。那么，新一代人的寫作與學術研究，又應該尋找什么樣的“新的表達方式”呢？我們這一代人的選擇，對新一代的選擇，有什么樣的經驗與教訓可以借鑒呢？

這里的關鍵，是如何處理和所處時代的關系。

我們“同時代人”的選擇是：“不是逆時代而動，也不是在時代之外袖手旁觀，而是如此深刻地嵌入時代，但又保持尼采式的格格不入，才能看到時代，感知時代的黑暗之光，蘸取當下的晦暗進行寫作。”

這回因追問“我是誰”又讀了一些書，其中一本《民族性》對1980—1990年代，以及21世紀初，“體制內的知識分子的分化”做了三個分類。一是“職務行為者”與“非職務行為者”的區分：前者“按照自己的職務規范來從事知識生產與傳播，其言行和官方標準比較吻合”；后者“身在體制內卻沒有按照單位確定的職務范圍從事知識生產與傳播，其言行與官方標準多有不合”。二是“價值型知識業者”與“利益型知識業者”的區分：前者“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說，為此不惜背離職務規范，不惜損失個人利益”，后者“怎么說對自己有利就怎么說。為此可以背離內心價值判斷”。三是“個人優先論者”與“國家優先論者”的區分：前者“在價值上認為個人價值高于國家價值，在效率上認為個人自治優于國家統治”，在個人與國家關系上就自然處于緊張狀態；而后者就逐漸走向“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

這樣的三大區分，固然存在過分明晰化、簡單化的缺憾，但也確實引發了我的思考。我也因此明白了自己在體制內的位置，看清楚從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自己的后半生，就只做了一件事：試圖建構“體制中的體制外”的學術、教育：在既有知識生產機制內部創建“另一類”思想、學術、教育、文化。在這方面，我既多有收獲，更多有挫折、失敗。而且只能留待后人評價。——這就是我在晚年追問“我是誰”時得出的主要結論。

我也因此清醒認識到，我和“同時代人”的這一選擇，要得到時代、體制、學術教育界的承認，是極難極難的，尤其在當下。這大概是我自己與周圍許多朋友都陷入極度困惑之中的一個原因。但我并不悲觀、絕望。這就要談到子平的另一個論斷，即“史統散而小說興”，強調我們這些文學、文學史研究者，其最大特點和優勢，就是我們是以“文學的想象力、創造力，回應歷史的斷裂”的。我現在就對處于困境中的“中國，世界，人類，我們的學科，以及我自己的未來”，充滿了好奇心，也因此激發了我的“文學式”的想象力與創造力。

2019年的討論會上，子平還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與命題：“知識友誼”與“文學共通體”。我最近出版的新書《有承擔的學術》里，收有一篇《談談趙園和我們“這四家人”》。談的就是這樣的“知識友誼”和“文學共通體”。而且現在看來，還不限于知識與文學，更是一個“生命共通體”。特別是經歷了從2019到2023年這樣的人的生命、社會、歷史的大變動，我們又都“老了”，就更需要彼此攙扶，抱團取暖，相依為命。

我此刻想說的，是短短五年間，我們四家人不僅老了，還基本上完成了自己一生該做的事。但我們四家人中，只有兩位：王得后兄，還有子平兄，沒有把自己的思考、想象、創造全部寫出來。而這兩位恰恰是我最為嘆服，對我也最有影響的師兄、師弟。得后兄已經年過九十，沒有寫完就只能成為終生遺憾。仍然保持“好奇心，想象力與創造力”的，唯有子平。我注意到許多朋友到晚年都回到魯迅研究這里，而我所看到的有關魯迅研究的新成果里，最讓我眼睛一亮的，就是子平的新闡釋、新發現。有學生向我轉述了子平這次在北京大學講魯迅的內容，我的第一反應：這正是我想講而講不清楚的！坦白地說，我今天之所以趕來參會、發言，就是想對子平說一句話：抓緊人生最后機遇，把你已經講過、寫出初稿的大作整理、出版，并把你還來不及講與寫的研究、思考講出來，寫出來！讓我們這些老同學、老朋友，以及更年輕的一代，共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