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教授在十年前曾出版過《再造傳統：帶著警覺加入全球》，探討的核心議題是“中國文化與全球化”，并提出我們要創造出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才能更好地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沖擊。此后，世界局勢劇烈變化，“后全球”如今已成為國際學界的時髦話題，促使作者對此前的觀點進行反省和補充。作者首先重申了之前的觀點，即全球化運動的底層本身就充滿了不確定性，進而分析了全球化進程中由于文明之間的壓縮和互嵌所導致的多方面的困擾，其癥結就在于“壓縮性的全球化”令人們生活的世界裂變乃至垮塌。在作者看來，“這種‘全球化’乃是‘脫嵌’式的，是赤裸裸地單純從利潤出發的，而完全不具備文化與社會上的考量，所以，它才會在逐漸波及的世界范圍內，也如漣漪般地引起了‘在地化’的分庭抗禮，以至于以往尚且可以遙遙相望而相安無事的文明，如今反倒因為既被強行地捆綁到一起，而不得不彼此排斥、激烈紛爭，于是鬧得整個地球更加分裂，也更不太平。”

對于“后全球”這個新術語，作者在評議多部相關著作的基礎上提出，這個概念凸顯了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性的沖突，也放大了以往被淹沒在樂觀中的碎裂噪聲。無論我們是否愿意采納這個概念，它都有助于我們警醒地關注到，全人類正面臨著關鍵的臨界點。然而，即使是人們為“后全球”驚叫的時候，也未必真的到了為“全球化”大唱“挽歌”的時候，還存在著不少溝通的渠道、協商的機會，乃至契合、共贏的基礎。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全球化帶來的難得機遇，獲得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當下仍需要警惕那些相應的風險，以期在同世界的協商、互動、磨合中，逐漸找到一個“動態平衡”的最佳中點。作者進而認為，長遠來看，唯有“后民族國家”和“世界主義”的理想，才可能幫助我們走出當今“全球化受挫”的困境。

《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當今世界的機遇、嵌入與錯位》，劉 東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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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不是掉進了泥潭？

我們先來關注這樣一本書，即由亨利·蘇斯曼編著的《后全球的困境：氣候變化時代的理論》，它從一個令人恐懼的橫斷面，掃描了整個當代社會的失序狀態。

具體而言，蘇斯曼這本文集邀請了多方的專家，就一系列彼此糾纏在一起的、看來已無從索解的災難性問題，包括社會崩解、氣候劇變、生態失衡、不可持續、人口萎縮、恐怖襲擊、經濟救援、垃圾堆積、流行疾病、信息災難、政治動蕩、人權侵害等，從理論層面分別進行了回應——而在這本書的導言中，蘇斯曼這樣寫道：

盡管構成《后全球的困境》的材料，在方法、策略和即興創作方面豐富多樣，可它們都源自一個有關全球化主導敘事失敗的共同故事，而該故事的后果包括造成了生態災難的放射性蔓延、政治騙術、大規模剝奪公民權、人口萎縮、金融危機、毒品戰爭、資源挪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組、技術權宜之計，以及我們當前都在經歷、應對和書寫的還原論文化口號。

鑒于這一團亂麻所帶來的挑戰，也嚴峻地指向了人類的認識本身，亨利·蘇斯曼緊接著更進一步地指出，這也在要求學術自身的解構與重組，也就是說，鑒于困擾著人們的生態污損、物質短缺，以及令人絕望的行政、政治措施，也在同步沖擊著各個學科、學派和范式，當下的學術分工本身，已無法再與往昔同日而語了。

總而言之，在這些打出了“后全球”旗幟的學者們看來，盡管這個“全球化”的進程從表面上看，就如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說，正把這個世界推成了“一馬平川”，可只須定睛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它實則是變得更加彎彎曲曲、坑坑洼洼了，或者說，是給世界帶來了更大的紊亂、失序與崩解。在這個意義上，這臺曾像是凱歌行進的軋道機，就并非僅僅帶來了機遇與愿景，同時也帶來了災難與危局——當然，這也正激發了這些學者的理論抱負，打算以“后全球”（post-global）的口號來凸顯，以往那個流行于世的“全球化”概念，到今天早已經被抽空、耗盡和證偽了。

平心而論，這種尖銳而晦暗的議論也有其好處，它凸顯了以往時常被忽視的、恰恰是由“全球化”進程本身帶來的新型沖突，它也放大了以往曾淹沒在樂觀聲浪中的、并不那么美妙和諧的嘈雜、爆裂與噪聲。事實上，正如我以往論述過的，相互擠壓、嵌入與疊加的“全球化”，同時給世界造成了諸多的脫節與錯亂，也正是這類的嵌入與錯亂的交織，又誘導出各種各樣的、以往根本始料未及的問題——甚至于，原本就已危機重重的人類社會，也正由于彼此的快速擠壓與嵌入，原先的危機開始相互激發，乃至發酵出危機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從而加劇了貝克意義上的全球性的風險社會。

在以往那些相對寂靜的歲月里，人們還是無法想象，人類各個文明之間的交往，竟能變得像現在這樣頻繁、密切、嘈雜，甚至成了須臾不可稍離的生存手段。今天，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起居中，我們也是從早到晚一刻不停地離不開作為整體的“全球場”。—不過，這種整合卻帶來了讓人愛恨交加的雙刃劍。一方面，我們由此好像是更加自由了，從這塊疆域到那塊疆域，大家可以輕易地飛來飛去，享受到各種文明的發明與特色。可另一方面，正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其名著《風險社會》中所說，在地球越變越狹小逼仄的同時，人類生存的空間也被日漸壓縮，使得心情與感受越來越緊張，因為地球上任何角落的突發事件，都可以即時傳播到我們耳朵里，要求全體人類共擔風險，從而構成我們心跳加快和夜里失眠的理由。（《再造傳統》，第10頁）

凡此種種的負面現象，其實早就明擺在那里了，而我們當下面臨的選擇無非是，究竟是要在“全球化”的理論前提下來理解這類的嘈雜、爆裂與風險，還是干脆轉移到“后全球”的參考框架下，重新認識和估量“月球的背面”？應當進而留意的則是，此中最關鍵的還在于，這已經不再是要保守或留駐在“前全球化”中，而是要超前或躍進到“后全球化”中了。由此我們便恍然大悟，到底想要或寧愿選用哪種理論來概括當代，恐怕更多的還是屬于主觀的信念問題，取決于人們天然就傾向于相信什么，畢竟人類的“理論建構”的行為動力之一，正是來自自身固有的主體性。——既是這樣，又使我想起另外兩句蘇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無論如何，總應當如實而平衡地看到，即使在采用“全球化”概念的時候，我們也并不是一臉天真地認為，從此“世界”就是“扁平”的了，或者從此“歷史”就已然“終結”了；再反過來說，哪怕接受了這個“后全球”的術語，我們也無力再要求回到“前全球化”狀態，而無非只是在一種先連接又斷裂的狀態下，透過許多層破碎的玻璃透鏡，來觀察那種已經變了形的、屬于模糊疊影的“全球化”。——換句話說，“地球村”總歸還是這么個“地球村”，并不可能當真就此“老死不相往來”了，它充其量只能再次表現為，被既連續又斷裂地劃作了村東頭和村西頭，或者村北邊和村南邊，而且，兩邊都認定了對方是天然邪惡的和不可理喻的。

這也就意味著，從當今迫在眉睫的情勢出發，我們總要像卡洪的那篇文章一樣，再來考察另外一種形式的“后什么”，盡管這個“后什么”在他那里代表著“后民族國家”或“全球化”，而類似的前綴挪到今天的場合，則又代表著超越了它的“后全球”。然而，鑒于“post”一詞本身暗中含有的、大概只是被虛擬出來的時間性，我們仍須再謹慎地澄清一點：即使沿用了這種俗常的熟語，也并不代表我們老病復發，自認為先從“前全球化”走到了“全球化”，又從“全球化”走向了“后全球化”；就像人們同樣曾經認為的，我們是沿著某種單線的歷史目的論，先從早前的“前現代化”走到了后來的“現代化”，又從這種“現代化”走到了時新的“后現代”，甚至于，還會再從“后現代”走向更加時尚的“后-后現代”。在我看來，與其相信這種不無神秘的、代表了某種“神意”的單線目的論，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坦白說，我們就是弄不清楚究竟為了什么，突然發現自己掉進了這個泥潭，根本談不上是沿著一條預定的線索——更不要說是基于某種“前定的和諧”——而眾望所歸、如其所愿地走到了這里，然后又得意揚揚、高奏凱旋地“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