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立之間：魯迅新解》/朱崇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4年12月

朱崇科教授在《破立之間：魯迅新解》一書精準切入魯迅精神世界，論述緊扣文本肌理展開實證性考辨。對《影的告別》的解析，作者聚焦于“不知道時候的時候”這一特殊時空設定，揭示魯迅通過模糊黃昏與黎明的邊界，將影的彷徨特質轉化為知識分子在啟蒙困境中的存在隱喻。這種對文本褶皺的深度挖掘，既跳脫出傳統“自我解剖說”的闡釋窠臼，又借助時空詩學理論，將“以黑暗沉沒換取光明新生”的犧牲精神錨定在具體敘事策略中。值得注意的是，此種方法論創新貫穿全書。當論及“立人”思想時，朱崇科將孔子“立人”說、孟子民本思想與尼采個體本位主義并置考察，在跨文化譜系中還原魯迅“尊個性而張精神”命題的歷史縱深感，既呈現其對封建倫理的激烈反叛，又凸顯其對士人精神的創造性轉化。

書中對“中間物”意識的解讀尤具突破性。通過《野草》《故事新編》等文本的互文性賞析，作者指出魯迅的“中間物”絕非靜態歷史符號，而是始終處于動態博弈的能動主體。這種洞察在《影的告別》研究中得到具象化呈現。影的“彷徨于無地”被闡釋為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拒絕沉溺“黃金世界”的虛妄承諾，甘愿以自我沉沒完成對現實的終極抗爭。這種“向死而生”的決絕，恰與《狂人日記》中“吃人”意象的跨時空對話形成呼應。朱崇科敏銳捕捉到魯迅對莊子“人相食”警示的創造性轉化，既承襲老莊對文明異化的警覺，又突破其逍遙姿態，將個體覺醒熔鑄為“立人—立國”的實踐鏈條。此種辯證思維在《拿來主義》的再闡釋中愈顯深刻，作者揭示魯迅強調“沉著、勇猛、有辨別”的拿來原則，實為對個體主體性的雙重淬煉。唯有經過精神自覺的過濾，傳統與外來資源方能轉化為民族新生的動力。

朱崇科的學術創見更體現在解構與重構的雙向辯證中。其對《阿Q正傳》的解讀突破國民劣根性固化標簽，轉而聚焦敘事策略的自我指涉。阿Q的精神勝利法不僅是批判對象，更是啟蒙困境的隱喻。當敘事者試圖以“畫眼睛”透視國民靈魂時，其行為本身已陷入看與被看的權力結構。這種自反性闡釋將文本提升至方法論反思層面，揭示出魯迅對啟蒙悖論的深刻自覺。與此相呼應的是對魯迅“越界”特質的考證，作者通過爬梳中山大學時期“拒辦公、不上課”事件，跳出事實真偽的爭辯，在知識分子與體制的張力場中剖析其“鐘樓獨居”的空間隱喻。魯迅以疏離行政事務保持思想獨立性，在職務與創作、理想與政治的夾縫中踐行精神越界。這種將生平考據與精神分析結合的路徑，為理解其“實越界”現象提供了新坐標。

全書又一鮮明特色是朱崇科對魯迅精神特質的動態把握。在剖析《孤獨者》時，他并沒有將魏連殳的“失敗勝利”簡化為啟蒙悲劇注腳，而是深入挖掘“墮落中的清醒”所蘊含的原型意義，在理想與現實的博弈中，持守“中間物”姿態本身就是精神抗爭。這種冷峻剖析與魯迅“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學術精神形成深度共鳴，彰顯作者同研究對象的思想共情。當指出魯迅終極精神內核在于以自我為火種照亮民族暗夜時，朱崇科既未陷入后現代解構主義的文本游戲，也規避了神圣化敘事，而是以破立之間的辯證視角，還原一個在歷史裂痕中執著前行的思想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