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上廣的一些停車場，只要一看見雙層機械車位，不少司機都會“望風而逃”，哪怕不停了，也絕不停在這種難度堪比繡花的停車位上。

原因不復雜，就是純粹的不好停，但凡司機技術不太過硬的，剮了蹭了都是小事，輪轂被鋼鐵車位刮得深一道淺一道也是大概率事件。

然而，就是這種令車主們望而生畏的停車荒誕劇，雖然經常性被媒體提溜出來質疑批評，但卻依然擋不住它的遍地開花，到處結果。

比如近期北京口腔醫院新院區的地下車庫，新建的雙層機械停車位就上了《北京日報》，在一篇名為《醫院新建這么多機械停車位？市民：“根本沒法用……”》的報道中，媒體直接指出“沒法用”。

車位太窄，稍微大一點的車根本停不進去，即便停進去了，邊緣部分也是和車位幾乎嚴絲合縫。正因為如此，即便地上停車場早已沒有了車位，但是不少車主依然選擇將車停到更遠處，而不是把車停在這個車位上，直接導致地下雙層機械停車位空置率奇高，資源浪費無法得以利用。

刻舟求劍，用十年前的尺子丈量今天的車輪

說來可笑，車位停不進車的荒誕劇之所以不斷上演，竟然是因為相關行業標準的刻舟求劍，就像現在的小學生，普遍人高馬大，但是訂制的校服尺寸卻還停留在十年前，不合身自然也就成了常態。

但是如果從程序正確的角度上來追責，你卻找不到任何瑕疵——這一切雖然不符合現實，卻是完全符合標準的。

前不久，天津市停車業協會統計，全市有超60個小區機械車位閑置率超80%。

一邊是無處可停車的停車難，一邊卻是無法停進車的停車難。兩個難的背后是標準的極端滯后和管理者“管殺不管埋”的自我陶醉。

當新能源車寬度較燃油車時代增長6%，平均寬度達1.92米，承重超2.5噸之時，85%的新建機械車位卻仍在將2015年的《車庫建筑設計規范》奉為圭臬，對汽車工業的革新視若無睹，固守1.85米限寬、1.8噸限重的“上古”標準。全然不顧中國城市家庭用車尺寸早已突破B級車范疇的現實，更荒誕的是，這些生產停車位的廠商竟未對中國主流車型尺寸進行調查，僅憑行業慣例制造產品。

看起來，這件背后的本質是廠商耽于研發的惰性使然。但實際卻照射出廠商與開發商的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建不建在我，停不停在你。

只要我建設了，那我的任務就完成了，至于停不停得進，你魯迅和我周樹人又有什么關系呢？

切勿讓民生工程淪為數字游戲

毫無疑問，停不進的背后凸顯了規劃部門與建設方的合規性共謀，代價則是大范圍的機械車位閑置。

這種用過去綁架未來的短視，實為是一種管理者對公共資源的浪費式犯罪。

當車主們在口腔醫院地下車庫面對“停不進去”的機械車位時，他遭遇的不是簡單的停車難，而是城市發展邏輯中某種結構性失序的縮影。這起看似孤立的公共設施規劃失誤，實則是決策者的失職。

拍板建設這些車位的決策者們，他們在審批圖紙時，是否曾設身處地想象一輛滿載患者的救護車停入車位的場景？是否了解老年人操作機械車位的難度系數？當“車位數量達標”成為政績考核的量化指標時，停車位的實際可用性便被徹底拋諸腦后。

決策者們習慣于用PPT和模型做出規劃，卻對使用者的真實需求保持戰略性失明。這種數據正確但現實錯誤的決策慣性，恰是官僚主義與本位主義合謀結出的惡果。

當廠商和管理者在設計時仍以“緊湊型轎車”為假想對象，全然無視中國家庭用車SUV化、新能源車大型化的浪潮。特斯拉Model Y（寬1.92米）、理想L9（寬1.98米）等車型被機械車位物理性拒載，本質上是對市場需求的技術性羞辱。

某醫院的地下車庫機械車位空置率超50%，卻仍能通過驗收，只因紙面數據滿足“車位配比”要求，這與廣州某樓盤的車位建設邏輯如出一轍：開發商為湊足規劃要求的1:1.5車位比，硬塞進340組機械車位，實際使用率不足30%，業主直言其“為充數而存在”。

當停車位從公共服務品淪為報表上的統計數字，所謂“現代化醫院”、“宜居社區”便成了皇帝的新衣。

更值得拷問的是，這起事件暴露了當下城市治理的某種危機：當KPI指標與行政權力結成同盟，公眾體驗往往會成為被排除在外的犧牲品。

雙層機械停車位的空置尷尬，恰似一面多棱鏡，照出了技術與人性、數據與現實、效率與公平之間的裂縫。

未來，若決策者們繼續沉溺于技術指標的自我陶醉，而不是傾聽每一個真實停入車庫的市民的心聲，那么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可能淪為新的“停車盲區”。只有讓公眾需求回歸決策邏輯的中心位置，讓技術進步服務于而非凌駕于人的尊嚴之上，我們才能避免在發展快車道上，撞上更多看不見的障礙物。

城市治理的現代化，不在于機械設備的精密程度，而在于對凡人瑣事的敬畏之心。 與其在報表上堆砌遙遙領先的車位數字，不如讓每一個停車位都浸潤著對個體尊嚴的守護，唯有以民心為尺、以未來為錨，才能終結這場“驗收即報廢”的停車位荒誕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