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

從4月2日美國政府宣布對全球主要貿易伙伴征收“對等關稅”，到5月12日中美兩國發布《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宣布達成階段性共識，這40天發生的一切，仿佛是過去40余年的某種濃縮。

當中國經濟真的長大、變強、有底氣了，不管誰來揮舞大棒，中國巍然挺立。

市場的主體是企業，中國經濟的命運，歸根結底也要靠企業。

從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快建設更多世界一流企業”“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時代對中國企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不僅要巍然屹立，還要勇于出海，用中國能力服務全球，為世界各地創造價值，并在這個過程中，反向帶動中國的增量創新，促進中國的新發展。

誰以全球為用武之地，誰就能更好應對關稅戰

近年來，很多人都為逆全球化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抬升而憂慮。但事實證明：在全球市場，中國企業的表現不僅沒有弱化，反而在增強。

2024年，中國貨物出口達25.45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1%，全年貿易順差7.06萬億元，創歷史新高。此外，中國的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1438.5億美元，同比增長10.5%，中國的對外承包工程額和對外勞務也在增長。

在改革開放幾十年過程中不斷積聚、精進的中國能力，走向全球，皆是用武之地。

在“對等關稅”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會受阻嗎？

最近一個多月，我和二三十家深度參與全球化的中國企業進行了交流，大部分是通過電話，也有到企業總部走訪的，比如在北京的聯想集團，在深圳的比亞迪和影石創新。它們都屬于制造業。

2024年，制造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總值的98.9%，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中高端制造業出口持續攀升，產業升級趨勢明顯。

在比亞迪，我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比亞迪出口量同比增長117.27%，在中國香港、新加坡、泰國、澳大利亞、巴西、意大利和英國等7個國家和地區成為新能源汽車銷量冠軍。

雖然比亞迪擱置了在美國的乘用車銷售計劃，因為“市場迷霧重重，政策搖擺不定”，但在歐洲，比亞迪已進入了30多個國家。比亞迪也是唯一進入日本市場的中國新能源車企。基于技術優勢和領先的消費者體驗，比亞迪相信未來幾年在海外仍將高增長。

在影石創新，我了解到，這家2015年才創立的智能影像科技公司，已連續6年成為全球消費級全景相機市場第一。今年4月22日，為搶購其全景運動相機新品，在紐約中央車站的快閃店，有人凌晨3點就來排隊，隊伍長達400多人，排了兩條街。

靠著持續的產品創新，影石創新已外銷到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70%的產品都是外銷。2017年其營收為美國GoPro公司的1/40，2024年已經反超。由于在美國有倉庫，備貨比較充足，這段時間他們未受“對等關稅”的影響。

4月底，我在北京訪問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時，他說聯想從并購IBM PC業務起，出海已經20年，能一直占據全球PC第一的位置，靠的是兩個要素。

一是創新。從2012年在CES首發的可360度旋轉的YOGA，到最新的屏占比為98%的YOGA；從摩托羅拉折疊屏手機到全球首款可卷曲顯示屏AI PC；從獨特的液冷散熱技術到“超級智能體”；從做產品到建立面向AI時代的混合式智能基礎設施與服務......，創新是聯想多年和惠普、戴爾等進行全球競爭的利器。

二是端到端整合的“ODM+”模式，即從產品開發設計、市場預測、采購、生產制造到市場營銷、服務的全鏈條打造。和多數競爭對手的外包模式不同，聯想建立了以中國為核心研發、制造和供應鏈樞紐，外加海外“N”個節點上的本地化工廠，構成了“中國+N”分布式供應鏈網絡，大部分制造都是自有制造。這種端到端能完全掌控的模式，就像一條龍，龍頭一甩龍尾馬上能動起來，不管是市場還是政策變化，總是能最快地進行調整，并調整到位，實現“全球資源，本地交付”的卓越運營。

當時我問：“對等關稅”對聯想沒有影響嗎？

楊元慶回答：“我們并不怕高關稅，怕不確定性。比如產品已在海運途中，馬上要到岸了，突然關稅變了，又不能向客戶漲價，只能自己消化，就會有損失。在正常情況下，就算關稅提高了，只要有一點時間，我們就可以依靠‘中國+N’的全球化布局，快速響應，動態調整，以保證在競爭中市場份額不掉，利潤不掉。”

5月22日，聯想集團（00992.HK）發布了截至3月31日的2024/25財年業績。公司全年收入為498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1.5%；凈利潤10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6%。值得一提的是，聯想集團在全球所有大區的營收全部實現了雙位數增長，美洲、EMEA（歐洲、中東、非洲）、中國、亞太增速分別為19%、16%、26%和29%，充分顯示了“中國+N”的價值。

上面這三個案例讓我想到，除了供應鏈成本優勢，創新和研發正在成為中國企業出海的新優勢，再加上以全球為用武之地的深度布局，就無懼包括關稅戰在內的各種風雨。

“新型全球化”之道

“中國制造走進世界各地百姓生活，中華美食飄香海外餐桌，中國設計持續全球‘圈粉’，中國工程共筑美好世界……”去年12月9日，新華社發布的《中國企業“走出去”怎么看》開頭這樣寫道。

文章說，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跨境貿易投資遇冷，各國消費者更趨理性。“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以含金量更高的商品、服務與技術，持續為全球市場“上新”。以高質量發展加速融入全球價值鏈，為世界提供更多選擇和增長動力，造福了世界，也壯大了自己。

企業全球化布局的本質是實現全球資源的最佳配置。中國入世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說：“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企業出海是歷史必然。”

文章認為，中國企業走全球化發展道路，發揮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協同效應，有利于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提供助力，更好地服務新發展格局。

楊元慶用一組數據刻畫了聯想全球化之路的特征——聯想的全球化，是以中國為根，向全球延伸，“全球資源，本地交付”的“新型全球化”。

聯想在11個國家建立了33家工廠，聯想的海外市場收入占總收入的77%，但按照制造業價值來計算，75%的價值都在中國，僅25%在海外。即主機板等核心制造都在中國，把零部件都配齊后，再運到海外工廠做最后的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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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智能制造基地

“中國制造的優勢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輕易能動搖的，我看不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能完全復制中國制造的優勢。中國是聯想全球戰略和制造的核心大本營，是聯想全球化布局的能力輸出源。聯想在中國的完整制造業生態、高效供應鏈網絡與強大的研發能力，是抵御外部沖擊的‘定海神針’。”

“除非‘自殺’，否則我們絕不會把根斷掉，把根移走。”楊元慶說。

出海20年，在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聯想已有應對各種各國關稅政策的經驗，并構建了一套成熟的“政策響應機制”——

1、本地化交付能力前置。在目標市場建立生產、研發、服務全鏈條，將“中國制造”轉化為“本地整合”，既縮短交付周期、貼近客戶需求、有利于推出滿足客戶個性化定制化要求的產品，又能以合規的本地化運營，規避貿易壁壘，還讓本地的利益相關方感到：中國企業不是來短期“收割”一把就走，而有長期打算，愿意與本地互利共贏；

2、快速分配生產任務。由于掌握核心制造環節，聯想可以在幾個月內完成生產與供應鏈的重組分配，而依賴外包的競爭對手往往需要1-2年。這種“敏捷性”使聯想在關稅波動中能迅速調整成本結構，保持價格競爭力；

3、規模效應與成本管控的雙重保障。由于有全球統一的研發平臺與采購體系，聯想在分攤固定成本、優化零部件物流路徑上具備天然優勢。例如，通過集中采購中國零部件并在海外工廠完成組裝，既擁有中國供應鏈的效率優勢，又規避了整機進口的高關稅。端到端的整合，則避免了大量外包造成的利潤分流，能獲得比競爭對手更高的利潤率。

事實上，聯想的這套響應機制，已經經過了多次考驗。

在巴西等曾實施高關稅的市場，聯想通過進口中國的核心零部件加上當地組裝，既滿足了當地政策需求，又規避了關稅成本，還保障了中國核心供應鏈的優勢；

通過墨西哥工廠覆蓋北美市場，通過匈牙利工廠服務歐洲市場，讓聯想能動態調整生產分配，最大限度地降低關稅對終端交付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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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工廠

楊元慶說：“一方面是扎根本土、輻射全球，一方面是全球布局、本地交付。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既是Global又是Local，既是Local又是Global，這就是聯想找到的全球化時代的應變、破局之道。”

我問：“如果一些國家針對產品制造的本地化率出臺政策，或針對散件組裝特別征稅，怎么辦？”

楊元慶回答，也不用怕，因為中國制造的優勢是一種綜合的優勢，就算在某個環節上的出海門檻被抬太高，但從研發、核心制造到營銷、服務的全鏈條能力，中國制造依然占優，無法被替代掉。

楊元慶還指出，出海企業，從“走出去”到“扎下去”，從心態到治理和具體運營管理，都需要進行一定的調整。不僅要從“貿易型出海”到“產業型出海”，還要從“單向輸出”到“雙向融合”。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法規、文化、習慣和消費者偏好，只有理解和尊重，才能架設起信任的橋梁。

“比如日本消費者就喜歡made in Japan，所以聯想在收購NEC PC和富士通PC時都保留了一個工廠，雖然在日本制造比中國成本高，但made in Japan的售價也高，最后的利潤并不少。”

顯然，聯想的新型全球化之路，是將中國供應鏈的規模與效率作為“底盤優勢”，而將全球其他市場的技術、人才與本地化經驗作為“增量優勢”，將兩者有機結合，既能輸出“中國效率”，又能融合“本地文化”。正因為如此，聯想出海20年，在全球各地都建立了良好的企業公民形象。

從2022年到2024年，全球最大指數公司明晟MSCI連續三年在ESG評級中，將聯想評為AAA級，是內地唯一一家獲評AAA評級的科技制造企業。MSCI方面表示，聯想在公司行為、人力資本發展、數據隱私安全保護、電子廢棄物回收、負責任采購等五大方面的表現領先于行業，在公司治理、清潔技術使用等方面亦表現突出。

就此而言，新型全球化，也是對世界充滿善意、對所到地高度負責的全球化。

空心化，還是新價值循環？

在對中企出海的調研中，經常有人問我：這會不會造成中國制造的空心化？

我們先來看一下美國制造和日本制造的情況。

美國制造的全球化，以資本回報最大化為目的，制造環節外包是其主要特征，確實有“脫實向虛”和空心化問題。

兩位哈佛商學院教授皮薩諾（Gary P. Pisano）和史兆威（Willy C.Shih）在《制造繁榮：美國為什么需要制造業復興》一書中舉過這樣的例子：貝爾實驗室發明了光伏電池，但美國在全球光伏電池市場早已被邊緣化。一個重要原因是光伏電池產業中的許多技術是與其他產業共享的，如半導體、平板顯示器、LED和固態照明、光學鍍膜等產品的制造，而它們大部分已遷出美國。

2012年史兆威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1950年制造業占美國GDP的27%，占美國就業總量的31%，2010年分別降至12%和9%。他認為美國不需要制造業也可以成為全球創新者的設想“非常危險”，“這并不是完全否定制造業外包，但你必須分清楚，什么適合外包，什么應該留在國內。”他以iPhone5為例，說這種產品的制造很難在美國實現，只能去中國生產，只有中國才具備那樣的勞動力規模和靈活性。

日本也經歷過制造業轉移，其主要特征是“雁行模式”，即將低端產業通過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傳遞到區域內發展相對落后的“雁翼”（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和“雁尾”（東盟和中國大陸）。

中金研究院的研究表明，日本“雁行模式”促進東亞內部分工和貿易發展，帶動了東亞生產網絡的形成。日本大企業對此起到了帶頭、帶動作用，水平擴張型的商社如三菱，垂直擴張型的企業如豐田，都是典型代表。它們的對外投資以貿易和產業發展為導向，也注重適度技術轉移和當地人才培養，但較高增加值的核心技術仍牢牢掌握在本國企業手中。

從客觀結果看，日本國內制造業的確出現了空心化現象。自雁行模式產業轉移開始，日本制造業增加值從1970年代初占GDP的35%下滑至2000年代初占GDP的20%左右。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產業外移，而是國內沒有新的主導產業填補轉移后的發展空白。

而從2000年后，日本制造業逐漸找到了發展方向。制造業增加值占GDP之比穩定在20%左右，并在新能源、生物醫藥、機器人研發和精密制造等領域建立了全球競爭優勢，實現了產業結構優化。

中金研究院的報告指出，日本從制造業空心化走向制造業穩定和結構優化，原因有二：

一是日本企業運用海外布局促進了國內生產。2003～2008年日本企業海外法人面向當地、第三國的銷售額占比穩定維持在88%左右，新市場的開拓創造了中間品需求，而中間品出口促進了日本國內生產的擴大，并對本土就業產生了積極影響。2004～2012年，日本制造業轉移對本土中小企業的崗位是“凈創造效應”。

二是日本政府和企業加強了國內研發投入，保持高附加值的生產能力。

和日本相比，中國因為有龐大的、差異化很高的腹地，所以很多產業轉移是從沿海到內地，而不是“走出去”；又因有極其完善的供應鏈、研發、工程化、配套設施等優勢，中國企業越是在海外開疆拓土，越會帶來對國內核心零部件、核心制造、研發等新需求。同時，某些中低端、要素成本不具優勢的產業，長期而言，轉移到海外也是必然的。

通過對美、日、中三國制造業出海的比較，應該說，中國的出海模式，既是穩妥的，又是積極的。

如楊元慶所總結的，“新型全球化”是以中國為錨、為大本營而向全球延伸的全球化，聯想的“全球資源，本地交付”戰略始終以中國為原點。

這種模式，既打破了美國制造業全球化的“脫實向虛”風險，也能有效防控“空心化”；通過端到端整合，把核心環節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對外一包了之，也能確保在產業鏈重構時具備主動權；還能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提升應對全球貿易環境波動的靈活性。

真正的全球化競爭力，是能充滿自信地將“全球資源整合”與“本地價值創造”，雙輪驅動，實現新價值的循環。聯想的“ODM+”模式與“Global+Local”戰略，不僅為自身筑起了抵御關稅戰、貿易戰沖擊的“防火墻”，也彰顯了一種行穩致遠、創造增量價值、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出海范式。

聯想的全球化創新實踐，也給了更多正在出海、準備出海的中國企業以更大信心——

中國大本營，全球大市場，以中國能力支持“走出去”，以全球拓展反哺大本營，這樣的中國式新型全球化，充滿潛力，前景可期。

No.6368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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