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正處于風雨飄搖的動蕩年代。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國門，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內憂外患之下，整個國家千瘡百孔。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紹興山陰（今越城區）誕生了一位注定要改變中國教育命運的人物——蔡元培。

1868年，蔡元培出生于商賈之家。雖說家里從商，但長輩們深知讀書的重要性，自小就培養他飽讀經史。蔡元培也十分爭氣，學習上一路“開掛”：17歲考取秀才，18歲就當上了塾師，21歲中舉人，24歲考中進士，26歲升任翰林院編修。在那個“學而優則仕”的年代，這樣的履歷，妥妥是“別人家的孩子”，前途一片光明。

可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給蔡元培帶來了巨大沖擊。看著一心變革的光緒帝被囚禁，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他意識到：想要革新，光靠上層變法遠遠不夠，得從根本上培養人才！于是，蔡元培毅然放棄了人人羨慕的仕途，辭官歸鄉，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一頭扎進教育救國的道路，這一決定，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到了20世紀初，國內反清革命思潮涌動。蔡元培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女校和愛國學社。那時候的教育，還被封建禮教死死束縛，培養出來的學生滿腦子“之乎者也”，卻對國家危局束手無策。蔡元培偏要打破這一局面，他的學校不僅教文化知識，更教學生們革命思想，為反清大業培養了不少人才。后來，為了深入了解西方文化，1906-1916年間，他遠赴德法留學。在異國他鄉，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這也為他日后融合中西文化打下了堅實基礎。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總長。當時的教育體系，還殘留著大量封建糟粕。蔡元培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廢除了“忠君”“尊孔”的舊教育宗旨，引入西方先進教育理念，初步搭建起資產階級教育體系，讓中國教育邁出了現代化的第一步。

1917年，蔡元培走馬上任北京大學。那時候的北大，學風散漫，學生們上學只為混個文憑，畢業后好謀個一官半職。蔡元培一到任，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這話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可太難了！他廣納人才，不管你是倡導新文化的陳獨秀、胡適，還是堅守舊學的辜鴻銘，只要有真才實學，北大的大門就向你敞開。一時間，北大校園里各種思想激烈碰撞，新文化運動在這里蓬勃興起，北大也搖身一變，成了研究學術、傳播新思想、培養新人才的前沿陣地。

“九?一八”事變后，國家陷入危難。蔡元培不再局限于教育領域，他積極投身抗日事業。和宋慶齡、魯迅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公開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想盡辦法援救革命志士和愛國青年。即便到了晚年，他依然為抗日救亡四處奔波，努力促成國共合作，希望團結一切力量抵御外敵。

蔡元培一生在教育上的貢獻，那真是三天三夜都說不完。他特別重視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舉的主張。1912年初當教育總長時，他就強調教育要培養共和國民健全的人格。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中，更是詳細闡述了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他覺得，想要強兵富國，軍國民教育和實利主義教育必不可少，但得把道德教育當作根本。他把西方資產階級道德觀念和中國儒家傳統道德融合在一起，培養符合現實社會需求的完整人格。不過，他認為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引導人追求超現實的精神境界，這就需要世界觀教育，而美育，就是連接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橋梁，所以他大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

在北大當校長期間，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辦學方針，影響深遠。他堅信大學就該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要容納各種學術和思想流派，讓它們自由爭鳴。他鼓勵學生以研究學術為第一要務，砥礪德行，敬愛師友，還支持學生成立各種學會和研究會，培養獨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在學科設置上，他主張學與術分校，文與理通科，打破學科界限，還把北大工科并入北洋大學，改“學年制”為“選科制”，讓學生能在專精的同時，廣泛涉獵其他學科知識。此外，他提出的“教育獨立”主張也振聾發聵，認為教育應該超然于政黨和教會之外，專注于幫助受教育者發展能力、完善人格。

在男女教育平等這件事上，蔡元培也是敢為人先。從資產階級男女平等思想出發，他主張推廣女子教育。1912年當教育總長，就規定小學實行男女同校；1917年任北京孔德學校校長，首開中學男女同校先河；1919年，更是在北大實現了大學男女同校，這在當時的政治和思想領域，引起了巨大震動。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與世長辭。毛澤東、周恩來紛紛致電悼念，稱贊他“為革命奮斗四十余年，為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勛勞卓著，培植無數革命青年”。毛澤東更是贊譽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生于亂世，卻一生堅守民主和教育事業，用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深刻影響了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教育發展，他“中國教育之父”的稱號，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