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臺北，胡適追悼會莊嚴肅穆。

學界泰斗、政界名流齊聚哀悼這位新文化運動領袖。

就在眾人沉痛默哀之際，遺孀江冬秀突然撲向丈夫遺體，一邊用力捶打棺木，一邊撕心裂肺地哭喊：“死鬼胡適之啊！”

這一舉動震驚四座，這位以“悍婦”聞名、曾“提刀捍衛婚姻”的胡夫人，為何在丈夫離世之際做出如此激烈舉動？

1904年，十四歲的胡適收到母親馮順弟寄來的家書，母親告知兒子，已為他訂下旌德江村的江冬秀為妻。

此時的胡適，剛以全縣第二的成績考取上海梅溪學堂。

他后來在日記中坦言，自己對這樁親事毫無準備，只出于對寡母含辛茹苦的敬畏，默默應承下來。

而十里外的江家閨房，裹著小腳的江冬秀同樣被動，她從未見過這位“洋學生”未婚夫，只聽說他是徽州最有前途的讀書人。

江家雖是旌德望族，但江冬秀父親早逝，家道中落，而胡家雖非富戶，胡適的才學已被視為潛力股。

江母曾按習俗將雙方八字交給算命先生，得到“八字相合”的吉利批語后，便匆匆交換了庚帖。

在當時徽州鄉村，這樣的定親流程再平常不過，但訂婚不足兩月，胡適便赴上海求學，此后十四年竟再無返鄉。

1909年，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時，胡適一邊汲取西方自由思想，書寫《文學改良芻議》倡導個性解放；一邊卻在每月寫給江冬秀的家信中，循例詢問“岳母大人安康”。

1914年，胡適收到母親寄來的江冬秀照片，這位纏足三年的未婚妻穿著繡花鞋端坐椅上，眼神怯懦。

他對著照片苦笑，在日記寫下：“此婦亦可憐，然予能改變之乎？”此問懸而未決多年，

訂婚后，胡適多次致信江冬秀，鼓勵她放足、識字。

江冬秀幼年纏足導致腳骨變形，卻在婚前堅持放足數年，忍受著骨骼劇痛與行走不便。

1915年，她在信中告知胡適這一進展，胡適讀后欣慰道：“此大可喜也！”

1917年，胡適回國任教北京大學前，二人才終于在家鄉完婚。

婚后江冬秀隨丈夫遷居北平，初時因不諳普通話羞于出門。

凡有文化界人士來訪，她必退避內室。

對此江冬秀曾解釋：“彼等談詩論文，我一農婦插甚嘴？”

這段包辦婚姻前期，胡適的妥協與江冬秀的努力達成特殊的平衡。

他雖在日記中自嘲是“新文化里的舊分子”，卻始終堅持婚姻責任；她未受系統教育，卻也在努力適應丈夫。

1923年4月，胡適赴杭州療養肺病，寄居煙霞洞。

在此他重逢表妹曹誠英，時年二十一歲的她在杭州女子師范學校讀書，與五年前婚禮上擔任伴娘時判若兩人。

受過新式教育的曹誠英能譯雪萊詩歌，常與胡適討論白話詩創作。

朝夕相處四個月后，胡適在日記里隱晦寫下“月光浸透竹簾”的句子，學界友人徐志摩，則更直白地向陸小曼透露：“適之陷入煙霞之戀了。”

同年秋胡適返京，行李中藏有曹誠英所贈紅豆。

當江冬秀整理衣物發現紅豆時，兩人爆發激烈爭吵。

胡適第一次提出離婚，表示要與“真正理解精神世界的伴侶”重組家庭。

江冬秀的反應超乎所有人預料，她沖進廚房抄起菜刀，先指向兩個幼子，時年五歲的祖望與三歲的思杜，繼而轉向胡適：“今日你簽離婚書，明日我先殺他們，再拼這條老命！”

胡適“嚇得面如土色”“汗毛倒立”。

這場對峙以胡適退回離婚要求告終，此后他致信曹誠英結束關系。

風波并未就此平息，江冬秀阻止胡適胡適參與蔣夢麟的再婚典，將丈夫鎖在家中，胡適最終破窗赴宴。

1927年胡適欲接曹誠英赴美留學，江冬秀得知后撕毀資助文件。

胡適每月工資需經她手分配，常為新書訂購款爭吵。

而江冬秀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得直白：“鈔票在手，男人才不敢亂跑。”

1931年，當詩人梁宗岱為娶才女沉櫻而起訴原妻時，江冬秀主動將梁妻接到家中，協助聘請律師并親自出庭作證。

“陳女（梁妻）奉父母命明媒正娶，今竟如破履遭棄，天理何在！”

最終法院判決梁宗岱敗訴需賠償七千元，此事震動北平文化界。

有文人感慨：“胡夫人仗義之舉，令多少新派人汗顏。”

胡適有次與辜鴻銘爭論，他提出“中國最接近民主處，乃是諸多丈夫有太太怕”的論點。

但這種表面順從下，胡適內心仍存遺憾。

1940年他致信傅斯年訴苦：“冬秀三十年來未解吾志，家中如冰窟。”

不過當蔣介石勸他重組家庭時，卻遭婉拒：“道德律大于情感，責任不可棄。”

胡適晚年多次重訪杭州，但終生避讓煙霞洞五里之內；

而那位以菜刀衛婚的婦人，數十年后卻對記者說：“適之是好人，只是心腸太軟，沒有我這把刀早被分吃了。”

狐貍精

1950年代，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步入暮年，胡適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江冬秀雖仍看不懂丈夫的學術著作，卻將生活細節把控得滴水不漏。

她將胡家親友關系梳理得井井有條，凡遇紅白之事，必督促胡適寄禮金、發唁函，甚至耗時五月監造祖墳，親書碑文感念其功。

事實上胡適有心臟病，需忌酒，江冬秀特制刻有“戒酒”二字的金戒指讓他佩戴。

胡適曾對友人笑言：‘國家若有怕老婆會，我當舉此戒章為證’。”

胡適對“懼內”的坦然態度成為學界趣談。

他收集各國怕老婆故事編訂成冊，在演講中提出“怕老婆是國家民主化的標志”，并總結出“新三從四德”：太太出門要跟從、命令要服從、說錯要盲從；

生日要記得、花錢要舍得、打罵要忍得、出軌要防得。

當學生問他為何不反抗妻子管束，他正色道：“冬秀替我擋掉多少俗務，才讓我專心治學。”

她在給胡適的信中錯字連篇，卻情真意切：“我聽他說你今天不狠（很）好，我心里好比刀割一樣……”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中央研究院酒會后心臟病突發逝世。

追悼會上蔣介石、于右任等要員肅立默哀時，江冬秀突然撲向遺體捶打哭喊：“死鬼胡適之啊！”

這看似失態的舉動實為四十四年積郁的宣泄。

她后來對親友解釋：“他答應戒酒卻總偷喝，如今撒手就走，叫我如何不恨？”

此后十三年間，江冬秀整理胡適逾兩百萬字遺稿，妥善保存其與紅顏知己韋蓮司的百余封通信，甚至回信安慰這位終身未嫁的異國戀人：“先生生前常念您雅量高致。”

胡適晚年曾向學生坦言：“冬秀非我理想伴侶，卻是我生命根基。”

而江冬秀亦有類似的表態：“嫁讀書人苦，可若重選仍愿等他十三年。”

兩人從包辦婚姻出發，歷經背叛威脅、文化沖突，最終在責任與陪伴中達成和解。

張愛玲稱之為“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并非因他們擁有靈魂契合，而在于真實呈現了傳統與現代碰撞下普通人的婚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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