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帝在位的十一年里，面臨太平天國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兩個對手，他仇恨農民起義，認為太平天國是“心腹之患”，必須堅決鎮壓，“格殺勿論”，而對于外國侵略者的入侵則看作是“肘腋之患”或“肢體之患”，采取一種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的政策，并且在整個戰爭中貫徹始終。

一八五四年，當英、法、美等國掀起第一次修約活動時，鑒于“夷性無厭”，這位自幼接受華夷之防觀點的皇帝認為：“不可示以怯弱而長其驕志”，“與其用柔而為所挾制，轉不如用剛而使有所忌憚也”。他諭令當時的兩廣總督、督辦夷務大臣葉名琛要侵略者“堅守成約，斷不容以十二年變通之說，妄有覬覦”，回絕了侵略者在廣州的修約訛詐。后來當英、美駐華公使包令和麥蓮到達大沽再次提出修約要求時，他指示趕到大沽口外阻攔英美公使進京的長蘆鹽政崇綸和文謙：“必須逐層指駁，以杜其無厭之求”。正是由于這一點，使侵略者認識到：“以單獨行動，而沒有一支堂皇兵力助其聲威，欲求從中國人方面取得任何重要讓步，是毫無希望的”。然而問題恰恰在于當一場無可避免的戰爭之火點燃后，這位年輕的皇帝在“戰”與“撫”的問題上一直猶豫不決，舉棋寡柔。

當侵略者首次進攻廣州失敗時，他鑒于“中原多事”，反而認為：“此次兵釁已開，不勝固屬可憂，勝則該夷必來報復”，同時又害怕；“沿海再起風波”，因此再三告誡葉名琛：“總宜計深慮遠，弭此釁端，既不可意存遷就，只顧眼前，又不可一發難收，復開邊患”。不久廣州陷落，葉名琛被俘，他又認為“天朝皇威”遭到損害，切齒痛罵英法入侵者，并為此發過一些“痛剿”之類的上諭，但考慮到“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騷動，諸多掣肘”時，就又“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之計”。侵略者在劍拔弩張，他卻認為：“不可以兵勇足恃，先啟兵端”。

一八五八年，大沽炮臺失陷，為解京津之危，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但在天津條約簽訂前后，翰林院侍講學士潘祖蔭、侍講許彭壽等許多官員都反對言和，要求抗戰，朝中大臣以吏部尚書周祖培等為首也紛紛上書，反對迅速批準天津條約。周祖培奏稱若外國公使一入京師，則一切政令，必多牽制。錢寶青奏稱：“若駐京一事，仍復一請再請，強皇上以必從，則琉球之禍將立見于天朝，京師豈復為國家所有？”由于英法兩國要價太高，“天朝體制”面臨險境，也由于太平天國因天京事變元氣未復，咸豐帝感到條約中：“以派員駐京、內江通商、及內地游行、賠繳兵費始退還廣東四項，最為中國之害”，其中尤以“駐京一節，為患最巨，斷難允行”，于是下決心修改乃至廢除天津條約，宣稱：“城下之盟，古之所恥”。他一面命令負責大沽口防務的將軍僧格林沁加強海防，準備迎擊外敵入侵；一面又急諭各地勤王之師迅速向京津地區集結。

應該說清政府確實是做了一番迎敵準備的，一八五九年六月大沽口激戰前夕，清政府曾警告過企圖以武力脅迫換約的英、法、美三國公使；“現在大沽海口，已節節設備，如輕易入口，恐致誤傷”。然而，當駐防大沽口的清軍浴血奮戰，取得大沽口大捷時，咸豐帝卻又改變了主意。戰斗方一結束，便反復告誡前線大臣；“從來駕馭外夷，未有不歸于議撫者、專意用兵，如何了局？”“今幸得此勝仗，稍挫兇鋒，趁此時與之開導，當易有轉機”。清政府正在鳴鑼收兵，偃旗息鼓之際，而被大沽口炮火激怒了侵略者卻發出了歇斯底里的戰爭咆哮，英法再一次組織聯軍入侵，在咸豐帝出爾反爾、朝令夕改的動播政策影響下，發生了天津海口、天津城以及八里橋等地的激戰，英法聯軍雖然遭到了很大損傷，但清軍卻連連失敗，咸豐帝迫不得已，指示恭親王奕?強守北京，“相機辦理，總期撫局速成”，自已則以“即將巡幸之豫備，作親正之舉”為借口倉惶出逃熱河。一八六O年十月、十一月奕?分別同英、法、俄三國簽訂了屈辱的《北京條約》，歷時四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咸豐帝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的妥協投降而告終。

戰爭的勝負受制于多重因素，諸如戰爭的性質、人心的向背以及軍事實力、國力、地理條件等等。超越這些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以求獲勝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客觀條件許可的范圍內力爭勝利卻是可能的。縱觀第二次鴉片戰爭整個過程，作為戰爭決策和軍事指揮者的咸豐帝，其動搖不定的政策是決定了戰事面貌，直接導致了戰爭的敗局。

由于咸豐帝政策的動搖，使貪得無厭的入侵者的要求步步升級，侵略氣焰日趨囂張。一八五八年三月，面對殺氣騰騰前來大沽口的英法聯軍，絲毫不作戰斗準備的清政府企圖以“全免稅款”，乃至“必不得已，于閩省、粵省附近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處”，與英法議和。這樣的讓步，反而使侵略者看穿了清朝統治者害怕對外戰爭的弱點。天津條約訂立后，咸豐帝面對自己批準的條約加以反悔，使得侵略者感到必須進一步加大武力威脅，才能迫使其完全屈服。

一八五九年六月，第二次大沽口之戰在咸豐帝“馭夷之法，究須剿撫兼施，……設法憮馭”的諭示下，兩江總督何桂清要中國商人同英國商人聯系，向英國公使打聽在什么條件下可以議和，侵略者當然提出了一連串新的要求。總之，以咸豐帝為代表的清朝政府發號施令常常是搖擺不定，自相矛盾，終至只能聽任侵略者擺布。而侵略者的胃口卻越來越大，其最終攫取的侵略權益，不論在廣度上，深度上，比起列強的修約要求要大得多。

由于咸豐帝政策的動搖，時而主戰，時而求和，致使軍心渙散，清軍戰斗力大為削弱，使戰爭大起大落。《庚申英第入寇大變記略》中記載：“僧（指僧恪林沁）營連日開仗，因多制肘，故敗多勝少”，“誠以昔欲戰，而不使戰，今使戰而不欲戰也”。連指揮戰爭的主要統帥之一的僧格林沁也對咸豐帝的模棱兩可政策表示不滿，認為“用兵之道，貴乎鼓作士氣，不宜稍有游移，心無專主。……若今日主和，明日主撫，兵丁與該夷雖有不共天地之心，將領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難再收拾”。

在皇帝的這種一日三改的方針指守下，實際上形成了開門緝盜的形勢。英法聯軍所以那么從容地在北塘口登陸，進而大沽炮臺失陷，天津被占以及后來僧格林沁軍隊在八里橋敗北，不能不說與咸豐帝動搖的戰爭收策沒有關系。兵力是決定戰爭勝負的要因素之一，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兵力不過二萬八干余人，真正投入作戰的兵力只有一萬七干七百人，清軍在京津地集結兵力達二十萬，真正能機動作戰的兵力為五萬余人，清軍兵力較之英法占絕對優勢，但在各次戰斗中，并未能保持這種優勢。戰爭后期，守在門口的數十萬大軍與遠涉重洋孤軍遠征的兩萬多入侵之敵不敢真正決心一戰，相反，從海口一直讓敵人步步推進，最后攻入北京城，這種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就在于咸豐帝動搖不定的政策所致。

咸豐帝是近代中國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錯綜激蕩時期一個復雜的歷史人物。當他登上皇帝寶座的時候，這個天朝大國已經飽受鴉片的毒害和西方列強的沖擊，喪失了主權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又面臨著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嚴重挑戰。這樣，咸豐帝在第二次鴉片戰中就必然表現為：對于農民革命，竭盡全力，堅決鎮壓；對待外國的侵略，被動應付，動搖不定，時而抵抗時而求和。到最后，只要保住封建統治，對外國侵略者的一切要求都答應下來，這就導致了19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的簽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