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燮元先生不止一次告訴我，說他早年曾記了幾年日記，里面涉及不少學術界的名人，可惜沒能堅持下來，不然到晚年可能也會成為有用的材料。然而，更為可惜的是，2023年3月沈先生去世后的幾個月里，我去南京整理他遺留下來的書籍、手稿，直到最后也沒有發現他所說的早年日記。不過，在近些年出版的現代名人日記中，偶爾能看到他的名字，目前所見，有《顧頡剛日記》《陳乃乾日記》《蔣維喬日記》等數種。相較于前兩種日記，第三種日記中雖有關他的記錄同樣屈指可數，但與他接收《趙烈文日記》手稿抄本有關，頗值得為之作一揭示。

一、武進文獻征存社在上海，不在常州

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淪為孤島，租界成為文化名人的避風港，有識之士為保存國故、搶救我國的文化遺產，在上海自發組織各種文化團體，如著名的上海私立合眾圖書館、私立鴻英圖書館都在法租界。據陳源蒸等編《中國圖書館百年紀事(1840—2000)》載，鴻英圖書館成立于1933年6月，其前身是沈恩孚、黃炎培、史量才等發起組織的甲子社，以搜集報刊資料，兼輯雜志、日報索引為專業。1931年，改稱人文社，并籌建人文圖書館。1933年，因獲得實業家葉鴻英（1860—1937）捐資，更名為“鴻英圖書館”，于1934年暑假后建成新館正式開放。前幾年，我整理《顧廷龍日記》，就發現顧先生常提及辦合眾遇事，要問問鴻英，主要鴻英創立在合眾之前，性質有相同，最具參考價值。二館的結局，也完全相同。1952年9月，鴻英圖書館董事會決定將該館獻給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受其要求，并交由文化局進行點收。次年，合眾圖書館也捐贈上海人民政府。1955年5月25日，鴻英圖書館和上海新聞圖書館合并為上海市報刊圖書館，合眾圖書館則合并為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1958年10月，上海圖書館、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上海市科學技術圖書館、上海市報刊圖書館“四館合一”，組成今天的上海圖書館。

蔣維喬

蔣維喬（1873—1958）長期擔任鴻英圖書館館長，由于這層關系，1944年常州武進籍實業家、民豐紗廠經理江上達（1893—1966）糾集同鄉籌辦的武進文獻征存社，創立之初就借用鴻英圖書館之地，開展活動。據《蔣維喬日記》1944年5月15日記：

午后三時赴鴻英圖書館接洽事件。四時至愛理處。五時到江宅，吳鏡予、湯愛理二人亦次第來，既而上達回家，渠約我們三人設立武進文獻考存會，將乾嘉諸老學派影響于全國之事實為具體之撰述，期以三年告成，經費量出為入，完全由渠設法籌畫，此誠偉大之工作，難得江君有此思想，余等當然贊成，由鏡予草擬辦法后再進行。

四天之后，5月19日下午四點，蔣維喬到湯愛理家，和湯氏、吳鏡予一起商定武進文獻征存社的簡章。五點半，他們又往位于今上海泰安路76弄亦邨的江上達家，將擬定的簡章示之，江上達看后深表贊成，并說已約和朋友四人共同出資五百萬元作創辦基金，稍后大家集體討論一次就可以定下來，初步決定社中工作分為經濟、征輯兩部。1944年5月26日晚上，武進文獻征存社籌備會在江上達家舉行，蔣維喬日記中記錄頗為詳細：

六時到江宅，今夕上達兄邀集劉厚生、唐企林、劉靖基、湯愛理、吳鏡予、趙頌平、蔣尉仙、翁存齋、王春渠諸君討論武進文獻征存社，由余說明緣起及簡章，各人發表意見，畢，入席晚餐。之后上達告我從速借用鴻英圖書館，于六月一日成立，先撥開辦費十萬元云云。

參加者有實業家，有書畫家，有鑒藏家，有政府官員，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常州武進籍的文化人。其中，也有身兼數重身份者，如劉靖基（1902—1997）既是實業家，也是收藏家，他晚年將所藏宋張即之行書《待漏院記》、吳琚行書五段卷、趙孟頫行書十札卷、王蒙《天香深處圖軸》、倪瓚《六君子圖》、朱德潤《渾淪圖》等書畫精品40件捐贈上海博物館，而幫他掌眼的就是錢名山的侄女婿王春渠，事詳鄭重《海上收藏世家》，可參看。

1944年5月29日，江上達又邀請蔣維喬、劉厚生、唐企林、趙頌平、湯愛理、劉靖基、翁存齋、吳鏡予、王春渠等到家中聚餐，主要仍是商討武進文獻征存社事。從兩次江家聚餐名單看，除了大成公司董事長蔣尉仙第二次沒參加外，其余均是原班人馬，這十多位顯然就是創社會員。不過，同年6月1日蔣維喬日記，并沒提到原定在鴻英圖書館舉辦的文獻征存社成立儀式。

雖未辦成立儀式，征存社的文獻搜集工作實際上已經開始，這一點在《蔣維喬日記》稍后的記錄中得到了證實。1944年7月17日下午四點，蔣維喬“至愛理處，與吳君鏡予共同審查修文堂所開來舊書目錄，決定購買者數十種，為武進文獻征存社需用此書也。六時到江宅，……晚膳后講《楞嚴》，講畢適上達回來，將審定所購書款約十五萬余告之”。四天后，7月21日蔣維喬為武進文獻征存社購置書籍經費十五萬八千余元，再到江家，與江上達溝通，江氏同意過幾天付款。同年8月18日，修文堂經理孫實君來告訴蔣維喬，武進文獻征存社所購書一大批已經到上海，“約下星一午后送來”。21日下午三點，蔣維喬到鴻英圖書館，四時修文堂如約送書來，蔣氏命館員將書籍逐一點清后，支付孫氏書款十一萬余元，“此為武進文獻征存社所購也”。一個月后，9月20日《蔣維喬日記》又一次出現“午后二時半到鴻英檢閱武進文獻征存社購進書籍”。從以上三個月有關征存社的記錄，可見蔣維喬與湯、吳二人負責挑選文獻，江上達負責經費支付，具體工作職能分別對應此前提出的征輯、經濟兩個部分。另外，征存社購置的文獻，確也暫存于鴻英圖書館內，由館員代為清點、保管。

前已說過，受邀到江上達家討論武進文獻征存社事務的人員中，一半是實業家、政府官員，主要負責捐資，另一半是學者、書畫家、收藏家，主要負責文獻的征輯。在陳光貽加入征存社之前，蔣維喬親自主持文獻選購，湯愛理、吳鏡予二人協助。《蔣維喬日記》1945年涉及武進文獻征存社三次，其中3月13日、5月30日這兩次是為購書到鴻英與湯、吳商議，10月21日這一次參會的人多一些，相當于擴大會議：

二時半赴鴻英。三時約同鄉唐企林、劉厚生、謝仁冰、湯愛理、吳鏡予、劉靖基諸君討論武進文獻征存社事。四時半散會，余先往亦村楊君翼之家略談，訪問江宅近情，別后至雷上達路，遇江君上悟，知其看守之兵較松，余遂進江宅問慰江夫人，談半小時而出，六時半到家。

參加者中多了一位謝仁冰（1883—1952），他曾任商務印書館的經理，在合眾圖書館后期出任合眾的董事。1945年10月，因江上達抗戰期間為保全民豐紗廠資產，不惜向日軍妥協，并參加聞蘭亭任主任委員的棉花統制委員會，任中方代表。勝利后，江氏自然被定性為附逆，民豐紗廠、江宅被封，江上達被逮捕，家人遭到軟禁，故蔣維喬日記中連續幾日與劉靖基、蔣尉仙、謝仁冰、楊翼之等商議此事。11月2日，蔣氏約楊衛玉專程拜訪杜月笙，希望對鴻英圖書館伸出援手，不致因經濟上與民豐紗廠關聯而受到影響，“并述上達被逮事，托伊設法幫忙。渠滿口答應”，事實上卻并未成功。江上達的官司吃了快一年，經多方努力，才獲得釋放。時隔近一年之后，1946年9月23日蔣維喬再次與江上達見面，談話內容就涉及武進文獻征存社，《蔣維喬日記》載：

五時往訪上達，談誠明及武進文獻征存社事，渠仍是以往精神，愿竭力代謀，至為可感，六時回。

可見江上達自己屢經波折，但初心不改，仍熱心于教育與文獻保存等公益事業。不過，此后兩三年里，《蔣維喬日記》很少提及武進文獻征存社，僅1948年1月12日有“會畢，趕至江宅，已六時，遂與江夫人略談文獻征存社購書事”一條，可見征存社的活動開展得并不多，主要仍是購買書籍，偶而也會以毘陵文獻征存社名義出版書籍，如《武進毛古庵先生全集》四種，就是1949年7月由文獻征存社鉛印問世。

《蔣維喬日記》

1949年以后，隨著上海的解放，原有的很多私立學校、圖書館、社會團體，逐漸改組，武進文獻征存社自然也有新變化。后來入職上海圖書館的陳光貽當時還在征存社任職，他曾通過郭若愚介紹，到合眾圖書館打聽加入工會的手續，《顧廷龍日記》1950年7月6日提到此事：

若愚介陳光貽來詢加入工會手續。余于此一無所知，轉介其往鴻英，訪程劍飛，必有端倪也。陳現任常州文獻征存會，即江上達、蔣竹莊所創者。

而此時的武進文獻征存社基本上已經名存實亡了，《蔣維喬日記》1950年9月15日所記一事可作旁證：

耿君淡如來談，六時半別去，余往亦村江宅晚餐。座有沙武曾、陶心如、房虎卿、吳青霞諸君。上悟父子為主人。昔日湯愛理以張翰風臨《書譜》首卷讓與錢晉葵，不久愛理屢向之找價，又欲索回是卷，晉葵不勝其煩，乃以此卷送我處，捐入文獻征社。此卷在我家多年，今文獻征存社各書已歸民豐紗廠辦事處保管，我年老，應將各經手之事交代清楚，特將此卷撿出交與子礪，歸入文獻社。

由湯愛理、錢晉葵二人因《書譜》卷引起的糾葛，談到文獻社的藏書已經從鴻英圖書館遷出，轉入民豐紗廠辦事處保存。同年10月30日上午，蔣維喬又有“偕雪琴兄往民豐訪江君上達，談半小時，余順便看文獻征存社藏書”的記錄。于此可見，蔣氏與武進文獻征存社的關系似乎逐漸疏離。文獻征存社藏書為何歸民豐紗廠辦事處呢？結合1944年武進文獻征存社創立之初，沒有如期舉辦公開成立大會，買書經費均由江上達支付等細節推測，征存社的日常經費絕大部分出自江氏，那么，社務活動暫停，作為固定資產的藏書，自然也就交由創辦人之一、出資人江上達的民豐紗廠保管，也就不足為怪了。

到了1951年，關心武進文獻征存社未來的同鄉，在劉厚生為竹淼生接風洗塵的席間，談起征存社的社產問題，《蔣維喬日記》1951年7月22日記到：

午后六時應劉君厚生之邀，至其宅便餐，座有謝仁冰、沙武曾、顧起潛、吳敬義諸君，商量武進文獻征存書籍放在民豐不妥，應歸送于常州，或自建圖書館，或與當地圖書館合并，決俟謝君鐘豪赴香港時征求上達同意。

當天參加餐敘的顧廷龍在日記中，并沒提到蔣維喬的名字，卻提了一句——“席間商談常州文獻征存會今后辦法”。他或許沒有料到，離開上海合眾圖書館的沈燮元，進入蘇南文管會后，會經手武進文獻征存社藏書的接收。

二、沈燮元經手接收武進文獻征存社藏書

時間到了1952年，蔣維喬已經八十高齡，他已經有意識逐步料理身后之事，如將自己一生的日記手稿（《蔣維喬日記》的底稿）第一批七十一冊捐存合眾圖書館。1952年3月13日，蔣維喬與同人商議后，最終決定結束武進文獻征存社的歷史使命，將書籍、甲骨等藏品捐贈國家：

十一時謝君鐘豪來談文獻征存社事，十二時去。午后續閱報。余指示謝君去覓《武進同鄉會訊》，第三期中有記載征存社，午后謝君已覓到會訊，于四時復到我家，我即起信稿，將征存社書籍三萬三千余冊及甲骨文約千片獻諸國家，函達文物保管委員會。此函稿由謝君征求沙君武曾同意后，即簽名，再由我及徐君哲東簽名后郵寄，謝君并與我長談，至五時方別去。

之后的3月16日、4月24日蔣維喬先后與徐震（哲東）、沙武曾、謝鐘豪等分別面談，到了4月27日上午，他趁到常州同鄉會，開保管委員會，蔣尉仙、劉鐵卿、李鴻森、徐哲東、謝鐘豪、孫啟粹等都在場，會后“繼復討論文獻征存社書籍，推徐哲東與上海市文物管理會接洽”。1952年6月8日上午，常州同鄉會再次開保管委員會，會上議決將文獻征存社書物供獻國家，送與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由蔣維喬與沙武曾、徐哲東三人具名“致函民豐紗廠，說明將社中書物送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不日將書物搬移，特為通知等語。即繕就正式公函，由三人簽名發出”。

可能有熱心人士將武進文獻征存社藏書擬捐贈國家的消息告訴了江蘇的同鄉，蘇南文管會與常州市立圖書館對此項書籍均發生興趣，聞風而動。令蔣維喬感到意外的是，1952年7月7日傍晚五點，沈燮元、朱小剛奉命找上門來：

蘇南文管委員會沈燮元會同常州市立圖書館朱小剛來我處接洽，要求收武進文獻征存書物，因此項書物先與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接洽，故須向上海方面說過，方可歸諸常州。余允約楊寬前來面談后再決定，二君遂別去。

兩天后，7月9日上午十點，沈燮元、朱小剛再次找到蔣維喬，商量武進征存社藏書的歸屬問題：

據云昨已晤到陳光詒，看過文獻社所藏書物，余遂以電話詢問楊寬，據答書籍大部分歸常州可以，惟須將龜甲文及關于考古書籍歸上海市文管會，遂與沈、朱二人商定辦法，由蘇南文管會及常州市圖書館用正式函來請求，同鄉會保管委員會開會決定后，即正式函復文管會及圖書館，即可將書物運往常州，二君別去。

鑒于上海市文管會只要甲骨文與藏書中的考古相關書籍，其余書籍愿意讓與江蘇方面，只需蘇南文管會、常州市圖書館正式出函，即可進行。此后，為了這批藏書，7月14日、7月16日沈燮元先后兩次又與陳光貽結伴，找蔣維喬溝通，除了藏品的分配問題，還涉及陳光貽的工作問題：

沈燮元、陳光詒來，談及武進文獻征存社之甲骨文歸上海市文管會，要求原管理員請上海文管會留用，緣蘇南本可錄用，而薪水微薄，遠不及上海。陳君家累重，實在困難。適楊寬有電話，我即詳告之，渠允設法，惟附帶聲明：一、要切實保人；二、要陳君本鄉區政府證明書；三、要呈請上海市人民政府批準方可決定。我答保人可由我擔任；本鄉區政府證明書，陳君雖有函去，但遲遲未來，請上海市文管會去一公文催促之。楊允照辦，二君遂別去。

相關公函送來后，蔣維喬趁7月20日上午到常州同鄉會開保管會時，將武進文獻征存社情況加以提出討論，最終一致決定：武進文獻征存社書物，以甲骨文及考古書籍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其余書物分送蘇南文管會及常州圖書館。下午，蔣維喬根據會議決定，起草與沙武曾、徐哲東共同具名的公函三封，一致上海文管會，一致蘇南文管會，囑其前來取書物，一致上海民豐辦事處，告知從前寄存書物現將搬取。7月22日下午，沈燮元、王春生如期而至，拿了公函去接收相關書籍。

陳光貽編《武進文獻征存社藏書目錄》

武進文獻征存社的藏品到底有哪些？從《蔣維喬日記》中只知有書籍、甲骨文，詳細名目無從得見。所幸陳光貽所編的《武進文獻征存社藏書目錄》稿本，完好保存在上海圖書館。此目寫于半頁十行的朱絲欄稿紙上，書前有凡例、總目。按凡例稱，全目分類采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法，略加增并，全書分為三卷，第一卷列朝鄉先哲撰著書籍、稿本及有關武進文獻的材料，第二卷全國古今學者著述書籍、稿本及叢書、雜志，第三卷文獻、文物。卷一、卷二按經、史、子、集、叢五部分類，雜志附于卷二最后。卷三主要分為兩類，文物是指商卜甲骨片，文獻是指內閣大庫要檔。卷一、卷二兩卷中著錄的藏書，普通版本居多，偶有明刻本及清人稿本，據我所知張武曾《說文證異》稿本五卷有吳大澂題跋者、繆荃孫舊藏《咸淳毘陵志》舊抄本、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稿本五冊、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趙寬抄稿本五十四冊、趙烈文《趙惠甫手札》手箋裝裱本一冊、錢大昕校跋舊抄本《大金國志》、沈廷芳舊藏清抄本《高麗國史》三十二冊、舊抄本《楊大洪忠烈實錄》三冊等，現均藏于南京圖書館。卷二史部金石類自第一種《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至最后一種《續殷文存》共計七十二種，書名上方均畫○，同樣畫圈的是卷三殷墟商卜甲骨片三宗：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骨片五百四十五件 已經本社整理編號。查檢并塊有二合一、三合一者，與前墨拓出板之圖樣略有不同，詳記本社編之整理記。

鐵云藏龜甲片拾件 另附一件未確定。（參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羅詩氏序稱，見于鐵云藏龜者十之一二，當時哈同之妻羅迦陵購）

未經檢出整理及當時未著錄發表甲骨二百二十一塊 未經查檢及零碎脆弱，不便墨拓之甲骨片。

這批書籍與甲骨應該就是上海市文管會所接收的藏品，圓圈可能是陳光貽等當時移交時所作記號。經過大半個月的點交，武進文獻征存社的舊藏，分別轉入上海市文管會、蘇南文管會、常州市圖書館。陳光貽留在上海工作，并獲得一筆遣散費，蔣維喬在1952年8月16日《日記》中提到“陳光貽來，武進文獻征存社事完全結束，由我主張發給陳君解散費壹佰叁拾貳萬元，轉囑謝君鐘豪支付”。

三、趙烈文日記稿本、抄本的流轉

武進征存社藏書中精善本之本，由沈燮元經手，轉入蘇南文管會，普通書可能歸了常州市圖書館。1955年，蘇南文管會遷往南京，機構調整后，沈燮元先生跟隨古籍藏品并入南京圖書館，武進文獻征存社所存善本等遂歸南京圖書館。這批書中，近數十年中，最為人注意的非趙烈文日記莫屬。推究其原因，趙烈文日記無論內容，還是篇幅，都可以比肩晚清四大日記，它有一個特征是別家所沒有的，那就是《落花春雨巢日記》、《能靜居日記》除了趙氏手稿傳世外，另有其子趙寬的傳抄本，內容方面，抄本與原稿并不完全相同，然抄本比原稿內容不減反增的，卻是相當少見的。

《趙烈文日記》

有關日記版本的情況，樊昕兄在其整理的《趙烈文日記》（中華書局，2020）附錄二《論趙烈文日記的文史價值》一文中已作揭示，茲不再重復。對于《能靜居日記》原稿一種入藏臺灣圖書館，《能靜居日記》趙寬抄本與《落花春雨巢日記》稿本、趙寬抄本入藏南京圖書館，此前長期令學界產生誤會。曹聚仁（1900—1972）在《天一閣人物譚》“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一文中說：

而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對太平軍、湘軍及晚清朝野動態，有著更真實的記敘。這部日記，共六十四冊系趙氏手寫原稿，原藏江蘇常州趙氏家中。抗戰時期，其孫以三百銀元出售給陳群（福建人，任偽政府職），勝利后，陳既伏法，此書也充公，今藏南京圖書館。我知道中國史學會準備將原稿影印，尚未出版。最近，我才知道，臺灣圖書館也藏有《能靜居日記》原稿，一位史人陶秋惠看過原稿，說是五十四冊（他不知道南京圖書館另有原稿，卻譏刺中國史學會弄錯了冊數）。這兩種原稿，究竟哪一種是趙氏手跡，哪一種是趙家后人過錄本，我未見原稿，無從懸斷。

《能靜居日記》

曹聚仁對臺灣藏《能靜居日記》稿本的來源介紹無誤，它確是陳群澤存書庫舊藏，1945年陳氏服毒自殺后，澤存書庫充公，1949年善本被運往臺灣。但他不知南京圖書館的《能靜居日記》是武進文獻征存社舊藏的趙寬抄本。說來奇怪，曾經任職武進文獻征存社的陳光貽，在曹氏之后，反將社中藏抄本與陳群藏稿本混在一起介紹，即1989年齊魯書社出版的《簡明古籍辭典》中“能靜居士日記”一條稱：

日記稿本及其子趙寬抄本五十四冊，抄本至烈文卒前二年止。二部均藏于上海武進文獻征存社。偽官陳群強欲分讓一部，經蔣維喬鑒定，趙寬抄本將烈文手撰密奏函札錄于日記中，稿本則無，抄本比稿本尤為有用；稿本遂為陳群取去，今已在臺灣影印。抄本又經徐震校正，今藏于南京圖書館。

《簡明古籍辭典》雖署名胡道靜主編，實際上陳光貽是主要撰稿人，且從行文涉及蔣維喬、徐震、武進文獻征存社等關鍵詞推測，此條很大可能出自陳氏之手。在他編的《武文獻進征存社藏書目錄》中對日記的描述如下：

落花春雨巢日記五冊 清武進趙烈文（惠甫）撰 手稿本 惠甫早年時日記草稿本。每半頁十行，直行格次紙。自咸豐二年至五年。

能靜居士日記五十四冊 清武進趙烈文（惠甫）撰 稿本 自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至光緒十五年六月二十止。惠甫二十七歲至五十八歲間日記。自咸豐八年至同治五年間書稿名“能靜居鈔”，每半頁十行，直行格本。自同治五年十二月至光緒十五年六月，書稿名“亦龍亦蠖之居”，每半頁十三行，方格本。兩種皆毛邊紙，未裝釘。

《落花春雨巢日記》

《能靜居日記》

并無只言片語牽涉陳群藏本，且在二十多年前，陳光貽本人撰文談趙烈文日記的傳本時，也沒有談及陳群強取豪奪《能靜居日記》原稿。1962年10月24日，陳光貽在《光明日報》第四版發表《趙烈文日記的傳本和收藏》一文，其中談到：

趙烈文的日記向由子孫保存，在汪偽時期，由他的孫女將全部日記出讓于武進文獻征存社。日記的原稿名稱不一。《落花春雨巢日記》是他最早的日記。后又有《避亂日記》《能靜居鈔》等。原稿最重要的部分，被當時漢奸陳群劫去，今不知下落。收藏在武進文獻社的，只有原稿《落花春雨巢日記》五冊，及他兒子趙寬過錄的《能靜居士日記》五十四冊，已非他一生的全部日記了。《能靜居士日記》是趙寬過錄副本后定名，不是原稿的名稱。他的日記，以前只在《小說月報》上登過三期。又陳乃乾先生編《趙惠甫年譜》引證了一些材料，其余的都未付印。解放后武進文獻征存社結束，將所藏的趙烈文日記五十九冊捐獻國家。

現存基本完整的《能靜居士日記》，據武進蔣竹莊（維喬）先生說：“是趙寬集錄他父親一生的日記，定名稱《能靜居士日記》，能靜居士是趙惠甫中年后的別號，此日記是趙寬少年時所抄錄，書中錯字甚多，又有脫落字句，沒有和原稿詳細校對”等語。此本日記后來經過武進徐哲東（震）先生校正，但不過改正了字句上顯著的錯誤，也沒有和原稿校對。

以上的記述，相對客觀而嚴謹，何以見得呢？十分湊巧，在《蔣維喬日記》中唯一較為詳細記錄幫武進文獻征存社買書的一次就是收購趙烈文日記，時在1945年4月6日：

午后三時到鴻英，前由龐君甸材介紹為常州圖書館購常州先哲趙君惠甫之《能靜居日記》稿五十四冊及《落花春雨巢日記》一冊，由其孫女彥姞收款出字據，今日約在圖書館成交，計中儲券四十三萬元。

顯而易見，這就是武進文獻征存社舊藏的那部趙烈文日記，時距抗戰結束不過數月而已，蔣氏日記中只有檢閱此日記的記錄，沒見一字一句提到陳群來強取趙氏日記的記錄。趙烈文或許不會想到，他的日記與南京的淵源竟如此深厚，《能靜居日記》原稿于1940年代被保存在頤和路的澤存書庫，去臺灣數年后，《能靜居日記》趙寬抄本與《落花春雨巢日記》原稿又從上海經蘇州來到南京。更巧合的是，《落花春雨巢日記》趙寬抄本經賀昌群之手，亦入藏南京圖書館。

沈燮元先生

不過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我曾聽沈燮元先生談起他征集善本時的一些軼事，如從孫邦瑞處征集遼重熙四年碧紙泥金寫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從鐵琴銅劍樓征集北宋金粟山廣惠禪院寫大藏經本《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從昆山接收黃跋本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手稿，卻不知南京圖書館的趙烈文日記也曾經其手，要是他還健在，問起此事原委，必然有些我們從書本上無法獲知的細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