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里，年輕的許知遠發現了一本李普曼傳記，從此找到自己的路——以文字為業。《伯克利的魔山》是他最新的散文集，收入了35座城市的54個片段。在鹿兒島遙想一位浪漫的失敗者，在東京萌生海外開書店的念頭，在紐約對話坂本龍一、馬內阿……滿世界游蕩是一種方式，他以此找尋著自己的聲音。以下內容選摘自《伯克利的魔山》中《你好，坂本先生》一文。

許知遠/著，北京貝貝特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在紐約，我見到了坂本先生。他比照片上略顯憔悴，在談話時，他要不時吞咽薄薄的潤喉片，罹患癌癥之后，他的唾液分泌比正常時低了三成。我有點緊張，不知這一切該如何開始。我的生活依賴音樂，醒來、寫作、走路、出租車上，總在聽，從德彪西到谷村新司，都是我的至愛。我卻沒有任何天分，能辨別音樂的細微差異。我也不是一個真正的聆聽者，音樂只是我的日常生活背景，而不是全情投入的傾聽對象。或許，我還有一種創作類型的自卑，在一切藝術形式中，音樂代表了一種最高形式，它既輕易地抵達內心，又兼容了更廣闊、不可描述的情感。

我對坂本被神話的方式又感到不安，尤其不喜歡人們動輒以“教授”稱呼他。這種昵稱所帶來的“親切感”，似乎將他視作某種不可解釋、只能贊嘆喜愛的對象，他的天才、風度、溫暖、嚴肅的內心世界，都那么完美、無懈可擊。他有不可解釋之天才，卻并非是抽象的存在，他的身后有著清晰的文化脈絡，從屬于近代日本的思想、創作傳統，始終在應對個體與日本社會，日本與世界之間的緊張感。

我帶了一本雙語的《三四郎》，一半中文、一半日文，它來自日本最負盛名的作家夏目漱石。我記得，坂本曾說過，他鐘愛夏目。盡管他們之間橫亙著大約一個世紀，卻有某種相似之處。貫穿了明治與大正時代的夏目，也是身處日本與西方世界之間，他將西方現代小說引入日本文學傳統。

坂本收下書，感慨此刻的日本人不能再閱讀漢字，不能像過去的中國人、日本人一樣用筆交流。我又遞給他在夜晚紫禁城的錄音，說起我剛剛在舊金山見過陳沖，《末代皇帝》中的女主角。“她的英語非常好。”坂本脫口而出。有那么一刻，他似乎回到了三十三年前，帶著興奮與甜蜜。于是，我們的談話開始了。

“我記得自行車的聲音……人們等在百貨商店門口的吵鬧聲，很有活力。”在曼哈頓一間紅磚外墻、半地下的工作室，坂本回憶起1987年的北京之行。他記得北京飯店的房間很大，令人心生孤獨，街道很寬，夜晚安靜、空蕩蕩，這座城市像是一張黑白照片；他記得，怎樣比劃著、在紙片上寫漢字，讓友誼商店咯咯笑的女店員賣給他一輛自行車；他還記得，那位天才、詩意的意大利導演，一會兒像兄長、一會兒又像暴君，一個叫陳沖的中國女演員，英語竟然說得這么好；他也覺得，這真是個古怪的片子，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拍攝中國，所有演員卻講英文；當然，他沒有提另一位女演員鄔君梅，在廣為流傳的八卦里，他們有過短暫的戀愛。

對于一個35歲的日本音樂家，這定是難忘之旅，他不僅參演了一個小角色，用自己的小攝像機記錄下諸多場景，還提供了絕大部分電影配樂。這也是倉促、瘋狂的行動，他只有兩個星期，卻要突然譜出末代皇帝之命運。貝托魯奇改變了坂本龍一的命運，將他帶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令他成為奧斯卡獎得主。對于一個創作者，這也是個罕見的時刻——他的個人成就與他背后的國家同時來到巔峰。昭和末期的日本，也是作為“世界第一”的日本，它的經濟擴張看起來不可阻擋，令世界震驚不已，這個四十年前還處于廢墟之中的東方島國，如何變成了今日的模樣。

坂本先生一定不喜歡這種聯想。他這一代日本人更強調個人價值。他說起1990年搬到紐約的決定，不是為了逃避日本社會，或是融入西方中心，只是因為這是個恰當的工作地點，前往倫敦、巴黎或其他城市的話，不用飛那么久、那么疲勞。紐約對他而言，是實用，而非浪漫與征服。

《十三邀》節目

對西方之焦慮并非全然消失，明治以來，這個情結長久地困擾著日本人。坂本最喜歡的作家夏目漱石正是腳跨兩個世界的人，理解這雙重世界，也受到雙重困擾。夏目漱石是成立不久的帝國大學最優秀的英文畢業生，以教授高中生莎士比亞為業，但當真的置身于1904年的倫敦時，他又被一種強烈的焦慮包圍，他受不了霧都的空氣，聽不懂他們的語言，進不了他們的世界，甚至自卑于一個東方人的矮小身材，他陷入了神經衰弱。當他回到東京后，又不安于一個咄咄逼人的祖國，剛剛戰勝了俄國的日本舉國狂歡，一頭扎進了擴張、自大的單向道。

“如果我碰到那個坂本，我們是不會做朋友的，”他停頓了一下，若有所思，“他太自私了，以為自己無所不能。”眼前的坂本謙遜、低調、坦誠，因為使用并不熟練的英語，這坦誠顯得更為真摯。有時你感覺，他年輕時試圖逃離的責任感，以另一種方式回來了。他憂心忡忡于環境災難，加入反戰游行。福島核危機發生后，他以自己最獨特的方式回應這一災難，他用在海嘯中幸存的鋼琴，奏出災難之音。罹患癌癥，更使他對藝術的責任感緊迫起來，他要抓緊每一刻，盡量留下更富創造性的成果。

很可惜，關于音樂本身，我們無法進行交談，或許音樂也不該被交談。他了解節目需要什么，充滿善意地拿出少年時代影響他的唱片，和我一起聽德彪西。他陪我在哈德遜河畔閑逛，用手中的金屬小棍敲擊欄桿、垃圾桶，讓我感受他收集聲音的過程。在這一切結束之后，他帶我前往一家過分擁擠、他鐘愛的意大利餐廳。當攝像機消失了，他情緒亢奮起來，充滿孩子氣的調皮。在一張餐巾紙上，我寫下幾位日本知識分子的名字，丸山真男、加藤周一以及鶴見俊輔。在我有限的理解中，他們是戰后日本社會的關鍵人物，他們的思想與行動塑造了一代人的成長。看到餐巾紙上的這些名字，坂本更為激動，他回憶起父親的文人朋友，以及自己的青春。比起談論我不在行、他或許也感到厭倦的音樂話題，日本的思想傳統更激起彼此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