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為了開辟皖東抗日根據地，葉挺、鄧子恢來到廬江，并根據中央指示，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統一指揮第四支隊、第五支隊和江北游擊縱隊，迅速沿津浦鐵路兩側展開。

由于早期新四軍的發展偏保守，中央任命劉少奇為中原局書記，并赴皖東指導工作，當時劉少奇向皖東傳達了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指示，指出應該放手發動群眾、發展人民武裝，這才打開了皖東抗日的新局面。

不過，這也引起了國民黨頑軍的注意。

從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的那天開始，就成了國民黨頑軍的眼中釘、肉中刺。

當時駐守大別山的是國民黨軍桂系李品仙部，他們聯合駐蘇北的韓德勤部，對皖東抗日根據地施行兩面夾擊，使得根據地經營出現困難。

從1939年底開始，國民黨頑軍沿著津浦路兩側逐步挑起摩擦。

鑒于路西摩擦形勢日趨嚴峻，劉少奇緊急布置反“摩擦”，并調在路東的新四軍第五支隊主力開赴路西作戰，可萬萬沒想到的是，就在五支隊主力調走后，駐蘇北的韓德勤卻動了起來，直接導致了路東被動的局面。

路東反“摩擦”

新四軍第五支隊的前身是四支隊第八團，而第八團的前身則是豫南紅軍團。

這個團的開創者不是別人，正是時任五支隊副司令員的周駿鳴。

周駿鳴是河南確山人，1919年參加馮玉祥的西北軍，1931年12月參加寧都起義，起義后任紅五軍團的團長。

由于當時紅軍受“左”傾錯誤主義影響，對部分起義人員采取區別對待，周駿鳴以及不少同志都被遣送回家，當時朱老總心有不忍，特意給了這些人每人60元回家的經費，還特意叮囑他們，回老家發展。

周駿鳴一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后到延安，再次見到朱老總，才知道朱老總當年這些話其實是“善意的謊言”。

不過，令朱老總也沒有想到的是，就是他的這句話，無意間打造了一支紅軍勁旅。

周駿鳴1932年回到豫南后，參加地方組織工作，1935年因黨組織被破壞，他還曾被捕入獄過，出獄后同鄂豫邊省委接上了關系，但考慮到他曾被捕的經歷，他提出單獨在豫南發展，并征得組織同意。

僅僅憑借七人三槍，周駿鳴就在豫南拉起了一支游擊隊，這支游擊隊直到改編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時，已經發展到了1300多人。

這七個人中，活到建國后的就只有周駿鳴一個人，其中五人犧牲于土地革命時期，一人犧牲于抗戰時期（新四軍五支隊營長汪心泰）。

1938年3月，新四軍四支隊第八團成立后不久，便奉令開赴皖中、皖東發展。

1939年7月，第八團奉令改編為新四軍第五支隊，羅炳輝任司令員，周駿鳴任司令員兼第八團團長。

同年年底，國民黨頑軍在路西搞“摩擦”，形勢日漸緊迫，羅炳輝率領著五支隊主力開赴路西反“摩擦”，路西則僅剩下五支隊留守部隊，總兵力大約千余人，當然這其中大部分都是學生兵，還有一部分女兵，這部分人沒上過戰場，有的甚至連槍也沒打過。

就在五支隊主力開赴路西后，時任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司令韓德勤調集十個團上萬人的兵力，氣勢洶洶的向我路東根據地猛撲過來。

當時，我軍津浦路路東根據地的核心，是五支隊司令部所在地——半塔集。

半塔保衛戰

半塔集原名白塔集，因在集西北角頭道光山上有一座白塔寺而得名。

當年抗戰時期，半塔集是敵偽頑三方都重視的軍事要地，因為此地位于蘇皖兩省邊界，地處天長、六合、來安、嘉山、盱眙五個縣交界處，無論南來還是北往，都必須要經過此地，堪稱兩省通衢所在。

也因為深知半塔集的重要性，劉少奇在1939年底，就安排副司令員、政治部主任方毅返回半塔集，隨時準備反“摩擦”。

圖|周駿鳴與老戰友方毅

因為主力部隊都在路西，當時駐守半塔集就只有教導大隊尚具備一定的戰斗力。

1940年3月21日拂曉，韓德勤指揮的十個團撲到了半塔集，其中頑軍117師兩個團偷襲半塔集東北，被駐守在那里的教導大隊察覺。

說起來也是件趣事，這股頑軍雖然裝備精良，但卻是毫無斗志，在撲到半塔集東北門外一處墓地，雙方還沒有照面，就搶先一步開火，等于說提前向我軍“報告”了行蹤。

教導大隊大隊長黃一平和教導員唐克在意識到敵襲后，立即布置教導大隊進入陣地，打退了敵人兩波次的進攻。

周駿鳴多年之后回憶起這件往事，還印象深刻：

“若是敵人沒有‘報告’，而是直接快速沖進半塔街上，可能半塔集就真的要失守了。”

不過，韓德勤雖然吃了一個虧，但他畢竟兵力上就占優勢，他在布置進攻半塔集時，就確定了三面圍攻的態勢，眼見東北口無法突破，立刻轉向西北，在密集的炮火中，頑軍兩個連搶占了半塔集西北制高點——光山。

敵軍如此勢大，一度令坐鎮司令部的周駿鳴焦慮萬分，甚至有幾次他都認為“半塔集守不住了”。

當時敵人搶占西北制高點后，周駿鳴除布置一個重機槍排守衛司令部外，其余部隊都交給了偵察科長婁學政率領，并要求部隊不惜一切代價奪回光山：

“哪個敢不前進，就槍斃。”

不僅如此，周駿鳴自己也跟隨著大部隊出發。

經過一番激烈的交戰，特務連奪回了光山，并在隨后的激戰中，確保了半塔集周圍制高點。

圖|周駿鳴與新四軍五支隊的領導同志羅炳輝、張勁夫、郭述申

當時，中原局以及江北指揮部在半塔保衛戰打響后，命令半塔集周邊部隊火速靠攏，盡可能增強守軍實力，同時還下命令，要求撤出石澗子的第十五團2個連和當地2支游擊隊在竹鎮和蘇郢之間，偷襲進攻半塔的頑軍。

可即便如此，也是杯水車薪。

留守的江北指揮部領導同志以及五支隊的領導干部短暫的開了一個會，認為在如此危險境地下，想要守住半塔集應該不可能，應該集中力量突破一路，然后伺機突圍。

同樣出席會議的周駿鳴考慮再三，提出了反對意見：

“我們不能突圍，反而還應該固守。”

應該指出的是，新四軍挺進皖東，目的是為了東進抗日，并創建抗日根據地，如果因為頑軍壓迫，半塔守不住，那么新四軍東進一年來的成果都將付諸東流。

時任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鄧子恢拍板同意了周駿鳴的意見，并發電給江北指揮部，要求迅速增派援軍。

中原局、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不僅下令半塔周邊守軍迅速靠攏，還給在路西的五支隊主力下令，要求羅炳輝迅速回援。

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陳毅、粟裕）在聽聞半塔遭到圍攻后，也派了葉飛率領的挺進縱隊火速增援。

葉飛率領的挺進縱隊跨過層層阻礙，五日之內與日偽頑激戰，連續取勝，極大的震撼的日偽頑三方。

全線反擊

半塔保衛戰，其實最難的就在于前一階段的固守。因為敵眾我寡，半塔集隨時可能守不住。

不過，在我軍頑強死守之下，其實在援軍尚未抵達之前，我軍在半塔集的防守就已經占據了優勢，頑軍的攻勢也因為連日來進攻不順，露出了疲態。

1940年3月28日，韓德勤見新四軍已經從四面合圍上來，于當晚倉皇撤退。

可我軍這時已經決定，不給他機會。

第二天，江北指揮部下達反攻命令，回援的新四軍各部開始追擊撤退的頑敵。

整個半塔保衛戰，新四軍共殲滅頑軍有生力量3000余人，津浦路東土頑全部被殲，頑政權均告瓦解。各部均斬獲頗豐，為部隊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基礎。

對于抗戰時期新四軍而言，半塔保衛戰有著很大的意義。

從小的方面來看，半塔保衛戰是新四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范例，而且還是打得最難的防御戰，也正是因為半塔保衛戰前期8天艱難的防守，才有了后續回援部隊的斬獲。

換言之，這是一個很經典的固守待援的范例。

從大的方面來看，半塔保衛戰牽制了頑軍韓德勤部，保證了津浦路西對桂頑作戰的勝利，粉碎了韓、桂兩頑實行東西夾擊，把新四軍趕出皖東，消滅新四軍江北部隊的企圖。

這也令新四軍成功在皖東開辟了抗日根據地，并在此地深深地扎下了根。為后續創建、發展，鞏固淮南乃至整個華中抗日根據地，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就連陳老總后來也評價半塔保衛戰：

“在華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黃橋。”

周駿鳴為半塔保衛戰的的勝利做出了卓越貢獻。

為了紀念這場偉大的勝利，來安縣于1958年開始修建半塔烈士紀念塔。

1964年，來安縣縣委、縣政府寫信給張云逸（時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希望他能為半塔保衛戰寫一篇碑文，張云逸謙讓，認為此戰是在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的帶領下取勝的，因此建議他寫這篇碑文，但劉少奇堅持認為勇敢作戰、指揮有力的一線士兵、一線指揮員才最有資格寫。

在劉少奇鼓勵下，張云逸寫下《半塔烈士紀念碑記》，其中還有這樣一句話：

“……此時，我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同志和第五支隊副司令員周駿鳴同志在路東指揮第五支隊教導大隊四百余人固守半塔集，并以一個營及地方游擊隊奇襲頑軍側背，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苦戰十晝夜，擊退頑軍多次進攻，半塔陣地，屹立不動，直到我軍路西大捷……”

這無疑也是對周駿鳴功績最好的肯定。

周駿鳴建國后曾任華東軍區參謀長，于1954年11月調出部隊，出任水利部副部長。

也因為這個緣故，周駿鳴錯過了授銜，毛主席后來聞訊，還頗為惋惜。

不過，周駿鳴并不為此難過，后來還很坦然的說了一句：

“見證革命勝利已是無上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