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陳士榘被調任負責組建工程兵司令部,并且在司令員的崗位上一直干了長達25年。期間,他與多位將領合作過,其中,與他配合較為默契的政委是譚甫仁。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倆并非在解放后才結識,而是在土地革命時期便已相識。
陳士榘的革命經歷十分豐富,他從秋色起義時便投身革命,成為了井岡山時期少數的開國上將之一,并且在解放戰爭的華東戰場上大展拳腳。然而,譚甫仁的革命經歷同樣不容小覷。他在大革命時期便積極參與革命活動,加入農協,且在1927年參加了東江起義。盡管起義領袖澎湃英勇犧牲,但朱云卿等人仍繼續帶領隊伍。在隨后的軍旅生涯中,譚甫仁在1928年與部隊失聯后,曾加入國民黨部隊。直至1928年,他所在的部隊參與進攻井岡山,并在新城戰斗中被俘,這時他正式加入了紅軍。
有趣的是,陳士榘在紅四軍擔任教導隊區隊長時,負責俘虜的工作。當他聽到俘虜隊伍中有一人唱《國際歌》時,立刻上前詢問是誰唱的。此人正是譚甫仁,他詳細描述了自己曾參與東江起義的經歷,并提到了朱云卿。由于譚甫仁與朱云卿有交情,最終他重新歸入了紅軍的隊伍。如果沒有陳士榘聽到那首《國際歌》,譚甫仁的命運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軌跡。
解放戰爭時期,譚甫仁擔任了東北野戰軍縱隊副政委,而陳士榘則是華東野戰軍的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后,陳士榘一直在工程兵部隊任職,而譚甫仁則調任武漢軍區,隨后擔任了軍事法院院長。1965年,譚甫仁被調任工程兵政委,并與陳士榘開始了第一次正式的搭檔合作。陳士榘個性直率,有時與同級干部發生分歧,但譚甫仁的到來,讓他們的合作非常順暢。陳士榘曾經評價說:“與譚甫仁的合作非常愉快,因為他深知作為政委,應該做哪些事,哪些事又不該做。”
譚甫仁在工程兵工作了兩年多后,又被調任昆明軍區擔任政委。在昆明的時期恰逢特殊時期,軍區司令員不在位,譚甫仁基本承擔了主要工作責任。此時,陳士榘的四兒子也剛參軍,并到昆明進行訓練。由于部隊的伙食較為簡單,他知道父親與譚甫仁關系好,于是便去譚甫仁家,希望能夠改善伙食。當他到達軍區首長住所時,警衛員立刻詢問了身份。在確認了他的身份后,警衛員便放行。
譚甫仁看到來訪者后,便問他是家中的哪一位,詢問他父親的近況,并與他聊起了許多過往的事情。到了飯點,譚甫仁親自準備了米線和幾個簡單的菜肴招待他。盡管當時譚甫仁是大軍區的政委,他家中的飯菜卻非常簡單樸素,雖有葷菜但并不豐盛。飯后,譚甫仁還特別打了個電話給陳士榘,告知他兒子來訪的事。陳士榘得知后,便表示不要給別人添麻煩。
陳士榘的四兒子對于譚甫仁并不感到陌生,甚至可以說,他更把譚甫仁當作是長輩,而不是軍區的政委。這種親切感來自于戰爭年代深厚的戰友情誼。譚甫仁在遭遇不測時,遠在北京的陳士榘無比震驚且牽掛著他。多年后,當譚甫仁的兒子到北京探望陳士榘時,陳士榘依舊給予了他極大的關愛,回憶起往日的種種,也不禁感到一陣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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