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縱觀歷史上的統治者，沒有一個不喜歡萬人敬仰的感覺，為統一國家，統一思想，防止國土分裂，歷史上有“焚書坑儒”，還有乾隆的以修四書之名，焚其他書目。但是宋朝為何在當初不統一大理國，以擴充領土，充實兵力？

原因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經濟上大理國是穩定的，自段思平當政后，大張旗鼓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政權逐步得到鞏固、人民得到安居樂業，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恢復和發展。而北宋進行了南平王高保勖、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后蜀孟昶、南唐、南漢的戰爭，這時急需消化成果。

其次，軍事上北方契丹已得燕云地利，北宋必須重兵布防。而大理路遠、林密、坑多武備齊整、人民萬眾一心，地利、人和，占優勢。北宋自身考慮軍力不足以在兩個戰場同時用兵。

最后，在政治上沒借口，無論是趙氏當政，還是段氏當政，都能俯首稱臣，使得干預藩屬的借口不足。而且大理主動給宋遞表稱臣，承認宋為宗主國是正統，這樣一來，使得宋國君主既滿足了虛榮心，又無充分理由宣戰。

一、 大理國經濟穩定發展，統治者段思平文韜武略，有治世之才，宋朝在北方征戰屢屢捷報，急于消化戰爭成果

首先說大理國的位置，歷史上大理國位于中國云南周邊地區，政治中心在洱海一帶，它的疆域涵蓋云南、貴州、四川西南部，還包括緬甸、老撾及越南的一些少數領土。大理國是在南詔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疆域是今天云南省的2.9倍，經歷了24任帝王 。

唐朝時期，大理本分為六詔，唐朝強盛之后，也能對這些地區有效抑制。只是后來中原戰亂，南詔趁亂統一了六詔，就是后來的大理國，后又被白族段氏搶了天下，這個國家的統治者白族段氏就是段思平。

根據史料《南詔野史》記載：“思平，蒙清平官忠國六世孫，布燮保隆之子。”之所以說，段氏有治世之才，是因為他在位期間，重新建立了一整套封建制度。于是遠近歸心，咸奉約束，把南詔末期以來的分裂、戰亂不斷的局面重新統一起來，至此，大理國經濟發展迅速，百姓安居樂業。

大理國的統治者身份落在段思平身上絕不是偶然的。第一，段思平從小就在與勞動人民長期的互動中長大，因為長期與勞動人民接觸的原因，他最了解人民的疾苦。

段思平在開始掀起揭竿起義的旗幟時，制定了一個符合人民大眾心聲的的口號：“減爾稅糧半，寬爾徭役三載”，在當時徭役與賦稅極其嚴重的情況下，這句口號就具有了很大的鼓動力量，很快勞動人民積極響應，并參與起義開始反抗。

可想而知，段思平得到了各階層人民的支持，早在他籌劃起義時，有這樣一句話流傳甚廣：“凡牧牛、牧馬，雞鳴犬吠等處皆云段思平將為王”，由此可見段思平早在平時就已經具有統治者才有的廣泛的群眾基礎。

段思平在位8年，勵精圖治，發展生產。他提出：“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讓刀槍都入庫封存，馬放南山，興修水利，開墾農田，推廣鐵制農具和借漢族的先進耕作技術。同時，他還鼓勵發展畜牧業和手工業生產，使大理國的社會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

當大理國致力于經濟社會發展時，再看看北宋在做什么？

北宋整朝的軍事戰略當時全部布局在北方，根本無暇顧及南方的大理國。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無論是漢高祖建國時期被圍困，還是到西晉的永嘉之亂、五胡亂華，因為這些事情的發生，中原政權屢遭挑釁。帝王對北方遲遲放心不下，只能將兵力全部放在北方，狠下一顆心，必須拿下北方游牧民族。

之所以這樣做，還是覺得北方游牧民族的發展會威脅到中原政權。北宋一直沉浸在與北方戰爭的勝利與煩惱當中，根本無暇顧及南方大理國的問題。這從側面也說明一個問題，大理國不是那種愛挑釁的國家，懂得如何自保，統治者的管理也是井井有條，百姓并不因此來招惹北宋，給大理國也免去了煩惱。

二、大理國在軍事上地理位置優越，易守難攻，距離北宋路途遙遠，天氣條件惡劣，更重要的是大理國人心齊，使得看起來強大，實際上大臣之間心有芥蒂，北宋考慮兵力不足

大理國地勢艱險，天氣條件惡劣，雖然經濟在當時經濟有所發展，但與北宋相比，還是“貧困國家”，如果出兵攻下大理國，不僅得不到好處，還要給當地扶貧發展，甚至需要財政上給予支持和幫助。

在當時，宋朝連年戰事吃緊，需要人力、物力、財力，在北宋眼里。大理國就是個需要扶持發展的貧困地區，而且一直態度不錯，并未對北宋造成任何干擾，如果攻打下來，不僅沒有甜頭，還會是一個沉重的包袱。

再加上大理國距離北宋路途遙遠，北宋若是想攻打大理國，必定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但是北宋已經把戰略布局在了北方，轉向南方攻打需要付出太大代價，根本劃不來。大理國在當時統治者的統治下，沒有其他心思，一心撲在發展本地經濟上，甚至于北宋經濟貿易往來密切。

大理國在當時統治者的治理下，可以說是井井有條，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對統治者比較支持，只要統治者能夠精明治國，百姓生活好了，沒有理由再去給國家添麻煩，比如在國家邊境挑釁北宋。北宋堅持攻打游牧民族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的挑釁時常威脅到北宋統治者的威嚴，統治者自然總在想盡辦法想要滅了他，以解心頭之恨。

北宋雖然強大，但是因為一直在擴張領土，首先是戰事吃緊，其次是各武將兵權在握。而且當時因為朝廷中的一些國家大事，大臣們意見不合，心存芥蒂，彼此之間猜忌，讓統治者內心有所顧忌，不敢妄下去攻打上下一心的大理國。

統治者面對此種情況，只能看在眼里，因為手中兵權不足，不足以再支撐著去攻打一個路途遙遠又條件惡劣的窮小國家。相比于北宋大臣之間的矛盾，大理國在統治者治理的情況下可以說幾乎是沒有內訌，只有地利、人和。雖然北宋是個大國，富強之地，但也禁不起一個萬眾一心的小國家的折騰。

三、 大理國愿意俯首稱臣，國小但人心齊，不求多戰爭，只求國家發展，經濟社會進步，人民安居樂業。宋朝因其俯首稱臣，再加上大理國與宋朝經濟貿易往來密切，對宋朝文化極具文化認同感。

從歷史上來看，大理國每年都會給北宋統治者進貢，愿意低頭俯首稱臣。每年大理國都愿意遠道而來，一路顛簸給宋朝進貢，與宋朝的朝貢關系正是兩個國家一直能和睦相處的原因。朝貢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種形式，正式朝貢是大理國與宋朝政府之間的朝貢，非正式朝貢則是大理國周邊各族人民與宋的朝貢。

大理國通過與宋的朝貢，不僅在行政體制上借鑒、模仿宋朝，而助成了兩國之間廣闊存在的民族緩沖帶，在大理國與宋的朝貢關系中，邊貿因素是影響兩國態度形成的重要因素。

朝貢，就是大理國以“貢”的名義，把名馬、刀劍、犀皮、甲鞍等朝貢給宋朝，宋朝皇帝聽得大理國一陣拍馬屁，再加上一堆自己國家沒有的東西前來討好，那自然是開心不已。

作為大理國的統治者，可以說是為了保住自己國家的安全，讓自己國家能夠保存的時間久一點兒，也或許僅僅是因為大理國的統治者是想讓自己領土之內的百姓多過幾年安穩日子。

其實據史書記載，北宋之所以與大理國保持著小心翼翼的關系，是為鑒唐之禍。宋朝趙匡胤在位期間，大理國曾多次派遣使臣入貢，希望與北宋正式建立藩屬關系，并要求宋朝對其統治者進行冊封。但，當初唐朝與南詔國（大理國的前身）多次發生戰爭，最終并無得到任何勝利，唐朝還因此而傷及無數子民，一次次與南詔國的戰爭，硬生生拖垮了唐朝，之后唐朝決定不與大理國往來。

可見，大理國雖然國小，但不容小覷。唐朝之前與南詔國的戰爭使得兩國的百姓疲憊不堪，國家也因此承受著重大的財政負擔，百姓因此背上了厚重的徭役負擔。宋太祖趙匡胤自然是怕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考慮到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發展，那自然是無戰爭最好，以免重蹈唐朝覆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趙匡胤一直認為幽云十六州比大理國的戰略位置重要，并未認清楚大理國易守難攻的戰略位置。宋朝之所以不看重大理國，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大理國的馬不善作戰，而宋朝不斷在擴充領土，常年戰爭，自然需要善戰的馬匹。

攻打大理國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勞民傷財之后，得不到一點兒自己需要的東西，那就更沒必要去折騰。

宋朝統治者還考慮到大理國統治者一直態度不錯，與宋同使用同樣的版圖，把自己劃分在宋朝范圍之內。這也是為什么在絕大部分中國歷史朝代圖上找不到大理國的原因，正是因為大理國自愿歸屬大宋，為了國家人民的安危，自愿俯首稱臣，甘愿自降為王。

在大理國與大宋朝貢的同時，大理國不斷搜集一些關于宋朝政府的信息，并借鑒、模仿宋朝政府的總政與文化政策。如此一來，在無形中增加了大理國與內地政治制度的趨同性，為云南與內地的政治一體化清掃了道路。與南詔和唐朝相比，大理國與宋國幾乎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這與雙方統治者的高度克制息息相關，大理國的忍辱負重，大宋統治者對自身欲望的克制，讓雙方國家的子民過了一段非常和平，沒有戰爭的日子。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當著群臣的面說，用玉斧指著地圖上的大渡河說：“此外非吾所有也。”于是，北宋立國之日，便與大理國以大渡河為界限，互不侵犯。

大理國給宋朝每年的進貢，又通過俯首稱臣的做法，使大理國與宋朝形成了朝貢體系，無形中維持著兩國不松不緊的關系，減少了大理國與宋朝的直接沖突。很明顯，大理國統治者俯首稱臣，再加上每年朝貢，再次民族緩沖帶的形成中，這個朝貢體系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據其他史料推測，大理國雖然對外宣稱屬于大宋領土，但在自己的國家還是稱為帝。它的真實性有幾分呢，翻閱各類史料，鑒于各類史料對大理國的記錄甚少，查無實據。

除此之外，宋朝因為與大理國的關系不緊張，宋朝文化得以深深影響大理國，宋朝文化的發展也有賴于大理國子民的傳承與傳播。

總有人在懷疑大理國到底用了什么計謀，使得北宋一直不敢把大理國納入自己國家領土的版圖，甚至于懷疑大理國難道從沒有侵犯宋朝的野心嗎？但所有史料反映的都是大理國統治者信佛，與宋朝內守的政策基本相呼應，大理國的歷代國王又沒有擴張領土的野心，只想在邊陲之地，守著自己的子民過安穩日子。

結語：

以上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統治者的大智一定要有，國家的前途，子民的安危，領土的完整性，經濟社會能否發展，全在于一個國家有沒有一個睿智的領導者。只要領導者擁有治世之才，愿意以百姓疾苦為中心，致力于天下百姓的生活而努力，不僅子民會對統治者一心一意，更會一直支持和熱烈相應統治者的任何政策。

參考文獻：《史記》

《資治通鑒》

《南詔野史》

《宋史》

《大理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