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夏夜，經常聽搖著蒲扇的老人念叨三個浠水鄉賢的名字，詩人聞一多、文狀元陳沆，還有一個就是讓無數男孩熱血沸騰的武狀元文質。彼時《武狀元蘇乞兒》正火，村里的少年們都掄著竹棍當長槍，幻想自己就是那個策馬橫刀的武魁。

明代的武魁牌匾

1、

長大后我才發現，關于文質的籍貫一直存在爭議。當我無意中翻到明朝周暉撰寫的《金陵瑣事》，這本描寫當時南京風物志的書頁上，“武狀元文質”幾個字眼像一根刺，深深地扎進了我的心里——這位嘉靖朝的錦衣衛高官，究竟是南京人，還是我的湖北浠水老鄉？

《金陵瑣事》卷三關于文質的記載

周暉文筆藏著狡黠，該書的卷三將文質列入“武學中狀元六人”，卻并未注明籍貫，把浙江嘉興籍官員鄭曉的故事也收錄其中，大概是其曾在南京為官。更耐人尋味的是卷首自白“取客談中切于金陵者錄成四帙。” 原來這本書里收錄的人物未必是南京本地人，只要沾了金陵邊兒的都可能被他寫入其中。

實際上，周暉在書中也提到過浠水，他表示自己曾經在文毅公的曾孫、蘄水縣令處賞鑒盧允貞《九歌圖》《璇璣圖》兩卷。這位史筆如刀的南京文人，或許早已知曉文質的原籍在當時的蘄水，今天的浠水。所以，他記載王昌齡、徐延壽、孫處立、冷朝陽等多位南京土著時都有標“江寧人”“上元人”，但關于文質的籍貫卻只字不提。

《金陵瑣事》卷二提到了蘄水

就在我認為已經解決掉周暉帶來的爭議時，清代繆荃孫等編纂的《江蘇省通志稿》里一條“文質，江寧人，嘉靖甲寅科狀元”的記載，如一枚生銹的箭鏃，打了我一個措手不及。我差點就被唬住了，因為久聞繆荃孫的大名，如雷貫耳，他是知名的藏書家、史學家，中國近代圖書館的鼻祖，可以說是史學界權威中的權威……不過我研究了一下具體年份，很快就斷定《江蘇省通志稿》里的這條信息有問題，時間不對！

《江蘇省通志稿》選舉志中關于文質的記載

嘉靖甲寅科，通俗來講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4年）甲寅科武舉，問題是明朝歷史上這一年根本就沒有開武舉！史料記載，當時的武舉三年一考，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丁未科有開武舉，三年后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科業有開，再三年就是甲寅年前一年的癸丑年（1553年）武舉考試了，這一年的第一名正是文質。

仔細一了解，原來《江蘇省通志稿》這本書一開始是由繆荃孫總纂的，后面陸陸續續有多人參與編纂，只能說，負責選舉制這一板塊的編纂者有點馬虎了。

相對來說，道光年間的《上元縣志》編纂者更用心一些，卷十記載“狀元文質中嘉靖癸丑會試殿試第一人，仕跡莫考，是科同中十人”，對于其他的信息語焉不詳。這條信息把文質中進士的時間說對了，但所謂的“殿試第一”絕對是瞎編！明朝崇禎前的武舉根本就沒有殿試這個環節，并且，那時候根本也沒有武狀元這個封號，只是民間習慣將第一名稱之為狀元。

道光年《上元縣志》關于文質的記載

反觀湖北的方志，對文質的內容如數家珍。清代多本《黃州府志》和《蘄水縣志》不僅詳細記錄他的生平，還清楚地介紹了其子文應詔的經歷，并且提到了他的后代文應科、文光印和文之貞：“文質，字東進，善騎射，有異材，由嘉靖間會試第一任錦衣衛都督，子應詔由進士任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父子二人一封昭義將軍，一封昭勇將軍，應科武魁，光印、之貞等乃其后裔也。”另外，多本鄂東方志中還交代了他的墓在浠水的縣北。

乾隆年間《蘄水縣志》中關于文質的介紹

為何南京的志書潦草得像應付差事，而浠水的方志卻能詳錄其家族。我想起了每年高考季在異地參加考試的“隨遷子女”。有沒有可能，文質是在南京考中的武舉呢？

2、

帶著這個疑問，我前往南京查閱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后來在天一閣藏書樓主人、明代藏書家范欽的一位后人的幫助下，拿到了一本《嘉靖三十二年武舉錄》，其中的武舉名單中第一行赫然寫著“第一名，文質，南京京衛武學生”，這行冷峻的記錄，恰似一柄剖開歷史迷霧的匕首。

嘉靖三十二年武舉中式九十名，文質排名第一

明代武學體制的秘密開始顯影，當時在南京京衛武學就讀的學生并非都是南京當地人，只要是衛所武官子弟都可以跨地區入學，如候鳥逐官銜而棲。清代張廷玉編撰的《明史》卷六十九里明確記載：“武學之設，自洪武時置大寧等衛儒學，教武官子弟”。

《明史》中關于武學教武官子弟的記載

明朝徐溥等編撰的《明會典》卷一百二十五《武學》中的記載也證實，“兩京并建武學，嚴立教條，儲養訓習，以備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許應試”，“幼官及武職子弟所讀之書，小學、論語、孟子、大學內一本，武經七書、百將傳一本。”

《明會典》關于兩京設武學的記載

謎底在此揭開：原來文質正是明代“隨遷學子”的先行者，家人任職南京衛所，少年便負笈金陵。這種跨越地域的流動，恰似楚文化中“深固難徙”的橘樹，根系扎在浠水土層，枝葉卻伸向了金陵城。

如今的很多“隨遷娃”也和他一樣，隨著父母或其他監護人遷移到其他城市或地區，并在遷入地接受教育，他們很多人沒有遷入地的戶籍，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在異地參加高考，并且不少人都能考出不錯的成績。

文質的在異地考試的成績就非常出眾，我說的不僅是他的武藝水平，還有他的文字功夫，《嘉靖三十二年武舉錄》中詳細記錄他的武試表現，還有兩篇策論文，從考官們的批語中可以看出，這個浠水武生在當時的考場上掀起了不小的風浪。

《嘉靖三十二年武舉錄》記載文質的武試成績和考官評語

當年武舉考試分武試和策論筆試。武試主要考察騎馬射箭、步射等項目，?騎射九箭中靶三箭以上者為及格，步射九箭中靶一箭以上者為及格，文質的成績是馬上射中八箭，步下射中三箭，弓弦震得考官眼皮直跳。

策論筆試分兩個，有點像現在高考的作文題，文質的表現更是妖孽。

《嘉靖三十二年武舉錄》記載當年的考試內容

題目一是探討古代奇兵戰術，概括起來即：古時用兵強調"以正兵交鋒，以奇兵制勝"，結合韓信擊龍且，王霸之遇王郎、周瑜赤壁之役、謝玄淝水之戰、李愬淮蔡之役和郭子儀涇陽之圍的案例，評述這些名將的成功，究竟是天助僥幸，還是因知己知彼而早有定策？其戰術是否符合兵法？當今邊疆不寧，皇上求賢若渴，諸位考生若為將帥，當以何者為師？

這一題，文質寫了1400多字，開篇如鐘鼎裂云：“用兵之道，有以法者，有不以法而合于法者。以法者，正也；不以法而合于法者，奇也。 不知兵之正，不可以語兵；不知兵之奇，不可以語善用兵。是非好夫奇也，蓋敵之變無常形，而兵之用無常法。無常形，故應之在審其勢；無常法，故動之在不失其機。審其勢，則敵無遁情矣；不失其機，則算無遺策矣。”

《嘉靖三十二年武舉錄》記載文質撰寫第策論文章一

結尾的時候，他更是引經據典，立志效法周代名臣尹吉甫、方叔：“愚生幸逢明盛之世，沐浴圣人之澤。抵掌談戎，請纓急義，有懷耿耿久矣。倘膺閫外之寄，則尚有進于是者。《六月》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采芑》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此則生之愿學而未能者也。狂瞽之言，惟執事擇焉。”

官至應天府丞的凌汝志的朱批仍在紙頁中震顫：“條對部明，方略諳練。”官至南京工部尚書的康大和驚嘆“論古人用兵，布置嚴整而韜略井然自見。且辭氣雍容，向往遠大。豈文武全才，子其人邪？”

官至福建左布政使的王國楨對這篇文章更是倍加推崇，他寫了很長一條朱批，大意是：當今邊關將領缺乏出奇制勝的能力，正是因不懂奇正戰術相輔相成之理。而作者卻能透徹剖析古人用兵精髓，清晰如親身經歷。評古如此精當，謀今必更卓越。制勝韜略，定能繼承名將風范！應表彰此文，以激勵那些懈怠的邊關將領。

策論第二題直指裝備與地理的戰爭哲學。兵法強調"戰車堅固在軸轄，戰船迅捷在櫓槳"，此為戰力根本。古代戰車、舟師沿用千年，其優勢何在？后世車船制式多變，孰為最佳？要求考生結合李陵浚稽山之戰牛車陣被騎兵沖垮、曹操赤壁鐵索連舟遭火攻大敗，探討當時朝廷用車戰御虜、海戰防倭二策是否可行？

這一題，文質洋洋灑灑寫了兩千多字，一開篇就讓考官忍不住想跪了：“圣王之兵，不得已而動。故其動也時，其勢莫與敵，而其道造化莫能違。夫圣王豈嘗有意于天下無敵而無違于造化哉？寢其兵于無事，而與天下休息者，其心也。”

《嘉靖三十二年武舉錄》記載文質撰寫第策論文章二

他綜合天文、地理、易理和兵法，歸納了用兵三忌和用兵三境，三忌是未至而動、當動不動、動而不止；三境則是：未動時仁義相融，如天地未動般深不可測，動兵時義顯仁彰，蕩平敵國如天地運行；兵息后義復歸仁，功成不居如天地復常。

最后，文質給出的結論似劍戈入鞘：論圣王用兵而不究時勢，是不懂兵法。論圣王時勢而不觀天地，是不懂圣人。“故得于天地之所以動，則知圣王之應天下惟其時；而其立國也，有義兵無偃兵。知圣王之兵之所以動，則如天下之服圣王亦惟其時；而其在當時也，有承德無叛命。彼其違時以自逞焉者，其亦異于圣王之兵乎？”

考官們紛紛給出高分，禮部郎中聶靜稱該文“杰氣雄才，溢于詞表”，戶部左侍郎劉大實贊其“說圣人不得已用兵，深得圣人之心，而光明俊偉，氣象更別，子豈獨兵家者流？”官至禮部尚書的李璣更直言：實為文章高手，想不到武將中竟有這樣的人才！

3、

《明世宗實錄》卷四百二記載，“己巳（1553年九月二十六日），武舉開科取文質等九十名。”他奪得了當年武科魁首！

《明實錄》中關于文質中武進士的記載

該書后面多個章節都有提到文質，我整理了一下，他從武舉奪魁后一路升遷的經歷非常清晰：先是擔任江西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1557年掌中都留守司事，主要職責是防護皇陵，1559年“改中都留守司署正留守文質為署都指揮僉事，僉書南京錦衣衛事”，1560年“命南京錦衣衛僉書署都指揮僉事文質掌本衛事”，1565年“改南京錦衣衛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質掌錦衣衛南鎮撫司事”，這個職務相當于是錦衣衛紀檢委領導人。

《明世宗實錄》關于文質職務調動的記載

而《明穆宗實錄》卷三十則記載了文質去世的消息：明穆宗隆慶三年（1569年）三月，“錦衣衛管事署指揮僉事文質卒，賜祭一壇。”不過，并未提歸葬地，原來這位武狀元最終穿越長江，回到了鄂東的群山之間，落葉歸根，恰似《哀郢》所嘆：“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明穆宗實錄》中對文質去世的記載

關于文質的兒子文應詔，《蘄水縣志》中說他在明穆宗隆慶時期考中武進士。《明神宗實錄》中記載，他中武進士后曾擔任過天壽山守備，這個職務和他父親文質曾經擔任的中都留守司事工作差不多，也是守衛皇陵。

萬歷九年（1581年），“天壽山守備文應詔充神機五營佐擊”，主要職責從事火器管理，通俗來講就是炮兵將軍。不久他又被調到了神樞五營擔任佐擊將軍，這個隊伍主要都是騎兵，職責是保管和護衛皇帝的旗幟、軍服、兵器等物品，是皇帝的貼身衛隊。?萬歷十一年（1583年），他再進一步，接過父親監察錦衣衛的接力棒，“以神樞五營佐擊文應詔為錦衣衛南鎮撫司掌印”，這個職務比他父親擔任的錦衣衛管事署指揮僉事高一些，是南鎮撫司的最高長官，相當于是錦衣衛紀檢委一把手。

《明神宗實錄》中對文應詔調職的記載

他們父子二人，妥妥的“老子英雄兒好漢”，從考武舉，到參加工作后守衛皇陵，進入錦衣衛南鎮撫司擔任負責人，兩代人用相同的武官足跡連成守護線，從長江到淮河再到燕山，在明代官場的銅銹上，刻下楚人對“忠孝”二字的獨特解注。這種跨越時空的職守傳承，使文氏家族成為一柄插在明帝國版圖上的楚文化標尺。

4、

遺憾的是，從湖北到江蘇、浙江和上海，我走進了多個圖書館、博物館，翻閱了上百本史書方志，并沒有找到關于他們兩個人更多的史料。尤其是文應詔，雖然他的官職比他父親文質還要高一些，關于他的故事并未有太多記載。更蹊蹺的是，南京的地方方志幾乎是無視的，就好像這個人根本就不是南京人一樣。

實際上，文應詔在南京待了很長時間，妻子也是南京人，據萬歷十七年文狀元焦竑著的《焦氏澹園集》卷二十九《后軍都督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記載，文應詔正是嘉靖二十六年武狀元、抗倭名將尹鳳的女婿之一。兩位武狀元家族成功聯姻，在當時的官場應該有不少故事，可惜周暉并沒有將其記錄在《金陵瑣事》之中。

《焦氏澹園集》關于文應詔是尹鳳女婿的記載

為何史書和方志對這兩位錦衣衛南鎮撫司高官如此惜墨如金呢？仔細了解錦衣衛的分工后，我找到了答案。

明中期，統治者將錦衣衛鎮撫司分為北鎮撫司和南鎮撫司，北鎮撫司擁有獨立的司法權，還有獨立的監獄詔獄，他們作為皇權的獠牙，是站在臺前的劊子手，知名度廣，在各種作品中出鏡率也很高，比如《繡春刀》、《大明王朝1566》等影視作品中的錦衣衛都是北鎮撫司的人。

而南鎮撫司，它的主要職能是負責對錦衣衛進行考核監察、糾正軍紀等，相當于在幕后打補丁，神秘又低調。這種特殊的工作性質，注定讓文質父子成為史料里的“透明人”——紀檢干部，就像一把鋒利的刀，要藏在最深的鞘中，待時而動。

大概正因為如此，南京當地的文獻中只留下文質宦海生涯的片段剪影，唯有浠水老家的人執著地守護著他和他家族的傳承。

歷史從不會被真正湮滅。時代或許會模糊人們的來路，但土地永遠認得清血脈的方向。故鄉的游子，哪怕是穿越千里，走出半生，也永遠磨不掉骨血中的文化基因。總有族譜的墨線、方志的刻痕、童謠的韻腳，在時光中系住飄蕩的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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