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西，來自社會低收入階層家庭的兒童，長大后有能力進入到巴西最富有的10%人群階層的概率不到2%。其中約三分之二極有可能仍停留在低收入階層，僅有10.8%的人能躍升至中產或是中產以上的25%較高收入階層行列。同時，這部分低收入家庭內的兒童能在成年后完成大學學業的比例也不到2%，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僅有一半能完成中學學業。該組數據根據“社會流動性地圖集”（Atlas da Mobilidade Social）的最新數據所得出。該數據由“社會流動與發展研究所”（IMDS）編制，旨在追蹤和評估有關巴西社會階層上升通道的公共政策。

這一結果反映出巴西社會流動性極低的現實，也解釋了為何該國持續維持高貧困率，并依賴于規模龐大的社會福利項目（如2025年預算達1580億雷亞爾的“家庭補助金”計劃Bolsa Família）來緩解貧困人口缺乏收入與尋求到更佳工作機遇的問題。社會流動性是指個人或群體社會地位的變化，即從某一社會階層到另一社會階層的變化。

這份數據整合了1983年至2019年間來自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聯邦稅務局和單一社會登記系統（Cadúnico）的數據，分析了社會階層的變動趨勢。在巴西北部和東北部地區，來自最貧困家庭的孩子長大后繼續處于底層的概率非常高，分別達到78.3%和76.4%。而在南部，該比例相對較低，為41.4%，巴西農業發達的州被認為擁有更高的社會階層上升的可能性。

巴西社會流動與發展研究所所長保羅·塔夫納（Paulo Tafner）表示：“在1980年代以前，巴西兒童在長大后所獲得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父母一代，而這一趨勢在1990年代以后變得越來越罕見。”

來自英斯佩爾研究所（Insper）和圣保羅大學經濟學院（FEA-USP）的講席教授納埃爾西奧·梅內塞斯（Naercio Menezes）指出，教育是改善低收入人群家庭新生兒在長大后所獲收入的關鍵因素，但巴西較低的教育質量嚴重限制了這種社會流動性。

他引用了經濟學家埃里克·哈努舍克（Eric Hanushek）等人近期發布的研究《全球普及基礎技能：當前缺口與對世界發展的影響》，其中顯示，在全球159個國家中，巴西有66%的青少年未能掌握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

他說：“這意味著有三分之二的巴西青年甚至不具備在當今社會獲得成功的最低條件，尤其是在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將取代人類來完成眾多工作任務的時代。”

巴西的情況與大多數拉美國家相似，唯一的例外是智利，其基礎技能未達標青少年比例為44%；而在多數歐洲國家，這一比例僅為20%。他指出造成教育質量低下的諸多原因中，教師基礎培訓的薄弱尤為關鍵。許多教師即便缺乏管理類課程培訓，也能在職級上獲得晉升。研究人員還強調，巴西的宏觀經濟不穩定性也加劇了社會流動受限的問題。經濟周期的劇烈波動使貧困群體頻繁失去就業機會，或者是不得不中斷學業去工作，以補貼家庭日常開銷。

例如，在2012年至2021年期間，盡管收入最低50%人群的受教育年限顯著增加了27%（從6.4年增至8.1年），但該群體的勞動收入卻暴跌了26.2%。根據巴西杰圖里奧·瓦爾加斯FGV社會研究中心的分析，2015至2016期間爆發的經濟危機導致該期間的巴西國內生產總值累計下跌超過7%，失業率與貧困率也因此大幅攀升。

編譯 ：Mar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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