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之前呢，胖胖在《把“好人”逼成“憤怒者”，信號還不夠明顯嗎？》寫過一起拾金不昧反被拘留的事件，當然，胖胖想說的核心是：

社會在提倡拾金不昧，可是如果拾金者的權益得不到保障，甚至還要倒貼、背鍋，那這社會到底在鼓勵什么？

今天這事呢，性質又有些不一樣了。

還是在廣州，但這次，開口要錢的，是“拾金不昧”的人。

6月6號，荔枝新聞報道：

#廣州一個女孩掉了手機，一位老人在街上撿到。女孩打電話過去，老人說：

“你給500塊錢，我就把手機還你。”

女孩趕過去，結果到了人家家里，發現老人態度變了。

女孩小心翼翼地說：“老人家，500塊可以嗎？”

結果老人一聽，搖頭：不行，要1600！為啥？因為她從家屬那里得知，這部手機買的時候要3000塊。

民警來了，結果也只是“勸勸”，說這是“道德范疇”，無能為力。

所以，這與之前胖胖寫的另一起事件完全不同：

之前李某是想做個好人，被人坑了。

這次老人是想利用這次撿到手機，做一筆生意，甚至是交易邊緣的敲詐。

如果一開始說500元是“感謝費”，那后面改口1600元就是敲詐。

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物品歸還”問題。

我們來講法律。

根據《刑法》第274條，敲詐勒索罪指的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實施威脅或者要挾，強行索要財物”。

這個老人明明白白地告訴失主：“不給1600元，我就不還手機”，是不是一種要挾？是。

她是不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她明知道手機不是他的，明知道失主就在面前，卻要價不斷上浮，這不就是典型的勒索行為？

可民警為什么說“沒辦法”？

我們不懷疑一線民警的辛苦和現實的復雜性，但這話說出口，讓人心涼。

“沒辦法”，意味著我們面對一個明顯的不公，卻只能靠受害者自己承受。

“只能勸勸”，是法律權威的退場，是正義系統的潰縮。

不是沒有手段，而是選擇了“做思想工作”。

換句話說，就是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我們也不想給自己找麻煩，只能勸你認命。

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執法的不作為，才是惡行滋生的溫床。

這種情況下，大家還能信什么？

對吧？我們可以接受普通人不知道法條，但我們不能接受執法者明知有問題，卻“選擇性失明”。像這種“給錢才還手機”的行為，已經觸碰到《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的邊緣，法律上明明有處理空間，卻被當作“無能為力”。

這不就是態度問題？

可能很多人分不清“感謝費”和“勒索費”。

按胖胖理解，感謝費，是對好人的褒獎；勒索費，是對受害人的要挾。區別非常清楚：

感謝費是“我給不給你，可以是一方主動或雙面達成共識”，你是做了好事，我感激你。

勒索費是“你不給我，我就不給你”，主動權在你，甚至伴隨著威脅。

像這次廣州女孩的事，老人明碼標價，坐地起價，甚至依據“手機值多少”來開口。

這不是感謝費，這是變相要挾。

這就不再是做好事，而是敲竹杠。

我們可以理解“撿到手機的人希望得到一點補償”，但前提是你做的是“幫助”行為，不是“變相加價勒索”行為。

如果不區分這兩者，那以后所有人都可以打著“撿到東西”的名義來坐地起價。

這是互助嗎？這是文明嗎？這比明搶好多少？

如果這個社會最終變成“好人不敢做好事，壞人打著好事的名義做壞事”，那我們的文明就已經開始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