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安徽涇縣聯合調查組公布了“游客被打”事件的調查情況。應當承認，當地反應很迅速，調查和處理處分也很“給力”——基本達到了公眾的預期。

算是堵住了悠悠眾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公眾的質疑，并努力地挽回了當地形象和可能對旅游業造成的損失。

但在一片拍手稱快的氛圍中，仍有一些值得推敲和警醒的問題需要審視，那就是對有關人員的處理處分。

這里不包括3名打人者，因為他們畢竟是動手行兇者。被行政拘留，被罰款，飯店被責令停業整頓，那都是咎由自取，這是作為成年人對自己違法行為本應承擔的后果。

這里所如鯁在喉的是那些因此事件被處理處分的基層干部，除了存在徇私枉法情節即和稀泥（帶隊處警并主持調解）的那位派出所副所長，以及處理投訴不規范不及時的縣文化執法支隊支隊長以外，其他公職人員多少都有“背鍋”之嫌。

這種“背鍋”并非真的因為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失職瀆職問題，而是更多的作為祭器，拉出去“犧牲”“墊背”，去安撫激憤的民意，去堵住憤怒的輿論。

當然，你也可以說由小見大，也可以說該起事件，的確暴露出來了如通報所述的那樣從嚴治警責任不力、管理不嚴、監管不嚴等問題。

但請記住，這是個案，并非普遍性問題，客觀而嚴格地說只是暴露出存在這樣的“現象”或“苗頭”“傾向”，而不能武斷地定性為“問題”甚至是“病癥”。

就跟打噴嚏一樣，你不能上來就徑行給診斷為得了“流感”，還要結合其他現象和檢查結果再確診。

既然只是個案，只是苗頭性、傾向性的問題，那就不能因此給人“誡勉處理”乃至“黨內警告處分”。這樣的處分太重了，也太過了。

像是縣公安局分管副局長以及主持工作的副所長，他們在日常管理中對從嚴治警必定也是三令五申，這種其實就是已經盡到了自己的工作職責，如苛求對個案進行逐個指導指揮、面面俱到，那不現實也是違規的。

而像鎮政府副鎮長，在對旅游市場秩序日常管理過程中，必定也是三番五次地強調規范經營、嚴格遵紀守法，這種也是盡到自己工作職責的表現，如再要求他們逐一教育經營戶不得對游客動手，那不客觀也沒道理。

如照當下這么個邏輯，分管政法的副縣長、政法委書記，以及分管文化的副縣長也都有領導責任來著。只不過，事件是縣里組成的調查組在調查，他們的管理權限在市里，也就只好“放過”了。

咱說句實在的，動手的是經營戶，失職瀆職的是處警的副所長和支隊長，而其他相關干部此前也已經做到該做的了，若說他們和違法事件的發生有關系，但關系已經不大了，或者根本就沒什么關系。就和小區發生盜竊，除非存在失職瀆職行為，否則不能去追究當地派出所責任一樣。

再然后，按黨紀，給個談話提醒、批評教育、責令檢查其實也就行了，但想必當地領導是考慮到，都造成這么大的不良影響，再這么處理那指定給游客和公眾交不了差、收不了場，那只好“升格”處理處分。

倘若你是被處理處分的干部，你心里怎么想？——那還能怎么想？縱容有天大的委屈，也要在組織和領導的“教育”下，為了“大局”而選擇妥協。

然而，不是說好的“一把尺子量到底”嗎？怎么就特殊情況加重處理處分了呢？這也反映了某些地方在面對輿論時，沒能堅守底線，而是突破底線去妥協退讓。

這樣的妥協一味地顧及輿論的反響和公眾的感受，卻忽視了廣大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心聲和吶喊；最終只能換來一時的大事化小，換不來使人心服口服和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定論。

在這個意義上，對有關基層干部的強人所難、吹毛求疵或曰“雞蛋里面挑骨頭”的要求，特別是發生輿情事件以后，為了追責問責而給刻意他們找“過錯”或強行聯系，本身就是在破壞黨紀法規的嚴肅性，是在傷害公平公正，是一種“人治”而非“法治”的體現。

此外，雖如前所述，公安局副局長和派出所所長逐案指揮不現實，副鎮長逐戶教育不客觀，但經此一事后，在“層層壓實責任”的要求下，不現實也要成為現實，不客觀也要成為客觀。

彼時，凡是涉及到游客的案件，副局長、所長得靠前指揮，逐案分析研判，親自參與調解處置，一定要抓到游客滿意為止。

而副鎮長得親自登門拜訪經營戶，逐戶“壓緊壓實責任”，甚至于說請“求爺爺告奶奶”般的勸說一定不要惹是生非，把禁止性的行為都給說清楚說明白。

當然，還要把握好度，不能強硬只能柔性教育，畢竟萬一某個經營戶那天一個不高興，再給你操個事，那指定吃不了兜著走；或者嫌煩了，也拍個視頻發網上，說你干部態度不好，那時候輿情肯定轉向把干部給生吞活剝了。

說到底，基層工作不好干，基層干部不好過啊！一首漏得華的《天意》送給基層干部：“誰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誰在意我的明天去何處，這條路究竟多少崎嶇多少坎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