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冬天，臺北陽明山腳下。

張學良已經90歲了，頭發花白，但眼神依然清亮。

他坐在家中接受媒體采訪，聊著聊著，記者提到了西安事變。

張學良頓了一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放下后淡淡地說：“西安事變的主角，不是我，是楊虎城。”

話一出口，整個房間都安靜了。

這位曾與蔣介石共進退、又因一紙兵諫而被幽禁半個多世紀的“少帥”，終于在年邁之際揭開了一段塵封多年的秘密。

隨后，他又補了一句：“蔣先生后來下令毛人鳳，把虎城一家全殺了，連八歲的孩子和秘書也沒放過。”

他說這話的時候沒有憤怒，更像是人到暮年，終于決定把壓在心頭的石頭放下，不是為自己伸冤，而是為一個早已冤死的人，說句公道話。

“這事我不說，就沒人知道真相了。”

長期以來，主流史料中提及西安事變，幾乎都將張學良視作唯一主角。

畢竟他是當時國民政府內部地位最高的少壯派將領，掌控東北軍十余萬精銳，更是蔣介石最信任的“干弟弟”。

張學良出生于奉系軍閥家庭，其父張作霖權傾一時，卻被日軍炸死于皇姑屯事件。

自那之后，“少帥”對日本恨之入骨，卻又不得不服從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國家戰略，多年來內心矛盾重重。

可張學良在1991年直言否定這一“歷史定論”，他說西安事變真正的發動者，是楊虎城。

事實上，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并未表現出強烈的“反蔣”傾向，雖然他不滿內戰持續，主張聯合抗日，但在行動上還是聽從蔣的，而楊虎城不同，他對于蔣的一系列決策早就憤怒難平。

楊虎城，陜西軍閥出身，早年白手起家，靠打仗打出了自己的西北根據地，他本人既不屬于國民黨嫡系，也無“中央軍”背景，在蔣介石眼中始終算外人。

但楊虎城極具民族意識，看到日本步步緊逼，蔣卻仍執迷不悟，憤而謀劃兵諫。

1934年起，他便多次與身邊幕僚如宋綺云、謝子長等密議對策，計劃尋找合作者，以圖“逼蔣抗日”。

直到張學良帶領東北軍駐扎西安，楊虎城才終于看到希望。

1936年10月，蔣介石親赴西安主持事務。

張學良本就希望將重兵用于抗日，但蔣強硬命令他東出，張多次上書均未果。蔣甚至在會議中當眾斥責他“私通”，態度十分嚴厲。

此時，楊虎城主動提出聯合兵諫，最初張學良猶豫不決，因為他既敬畏蔣，又害怕內戰升級。但隨著紅軍北上抗日呼聲漸高，社會輿論也偏向停止內戰，張學良終于下定決心。

12月12日凌晨，數百名東北軍士兵包圍華清池，蔣介石正在睡夢中，穿著睡衣被人帶走。這一幕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大污點，也直接激起其對張、楊二人的仇恨。

隨后，張學良與楊虎城向蔣提出“八項主張”，要求聯共抗日、釋放政治犯、結束一黨專政。

這場談判持續了數日，其間宋美齡飛赴西安，周恩來也親自出面斡旋，張學良在與周恩來的多次會談中被其堅定信念所感染，最終決定不惜一切也要達成民族團結。

蔣介石在無奈與壓力下，被迫簽字同意。

然而，他對張楊二人的仇恨可沒有消失。

事變結束，蔣介石提出要回南京，張學良知道這可能是個圈套，卻還是堅持要“親自護送”，理由是“始作俑者，我不能躲在后面”。

果不其然蔣介石回到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秘密下令軟禁張學良，先是送往廬山，再遷至湖南、貴州，最終被移送至臺灣，幽閉數十年。

期間張學良的情人趙一荻、胞弟張學銘多次求情，蔣置若罔聞，美國、香港輿論界也多有呼聲，均被“以國家安全為由”駁回。

而楊虎城則被“禮貌地”請出國，說是“考察”，實則是政治放逐。

他帶著家眷赴歐洲游學，滿心期待抗戰勝利后能回國報效，卻未想到，一去無歸。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楊虎城發電給蔣介石，請求回國參戰，蔣復電：國家無戰事安排，暫不召還。

楊虎城忍無可忍，于1937年年底繞道香港回渝，剛到重慶便被軍統特務軟禁，長達十二年。

期間他多次寫信上書蔣介石，信件均無回復，他在獄中養雞、寫字、教導女兒讀書寫字，一家三口日子清苦，卻依然心懷希望。

他以為，只要抗戰勝利，國家安定，自己就能被釋放。

他不知道，蔣介石從沒打算讓他活著出去。

1949年，內戰末期，國民政府敗局已定，李宗仁代理總統之職，下令釋放包括楊虎城在內的政治犯。

消息傳至臺灣，蔣介石害怕了，他深知，一旦楊虎城獲釋，自己多年來的軟禁行徑將遭歷史清算。

于是，蔣秘密召見軍統頭目毛人鳳，授意“立即處理”。

毛人鳳派人秘密赴重慶，將命令交由當地負責人周養浩執行。

楊虎城警覺，曾堅決拒絕前往重慶，稱“我死也不愿再上蔣先生的當。”

但周養浩嘴甜，會騙人，說：“蔣先生有意調你去臺灣，那邊生活寬松，也許還會讓你跟張學良見面。”

楊虎城動心了，尤其是考慮到女兒和妻子，他說服自己：“再信一次。”

誰知到了戴公祠，等來的不是飛機，而是槍聲。

那年他五十三歲，女兒楊拯華八歲。

就連秘書宋綺云也被殺，為了掩蓋罪行，軍統將尸體毀容后匆匆掩埋。

一代名將，至死都未見到日本人。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高度重視楊虎城案。

周恩來親自過問，郭沫若、彭德懷等多位老將紛紛上書，要求徹查“楊將軍下落”。

1961年，公安部門從重慶舊軍統檔案中查出周養浩密令：“戴公祠行動完成，尸體已清。”此案終于水落石出。

1978年，楊虎城被追認為“抗日民族英雄”，骨灰由政府重新安葬。

而此時的張學良，已在臺灣幽禁超過四十年。

1990年代，臺灣社會逐漸開放，張學良終于能接受記者訪問。

他在美國夏威夷接受NBC采訪時，首次公開承認楊虎城才是真正的英雄，自己只是個推動者。

他低聲道：“老楊比我更勇敢，他是真正有信仰的人。我若早一步站出來，或許不會是今日結果。”

1995年，張學良在夏威夷重病，彌留之際念叨最多的不是張作霖、不是趙四小姐，而是楊虎城的名字。

他說：“那一次決定，我們兩個從來沒有后悔過。”

張學良2001年去世，終年101歲。他的靈柩上，沒有寫“少帥”，沒有寫“張作霖之子”，只刻著“張學良”。

而在人們心中，這個名字，早已與“西安事變”深深捆綁，但現在，應該加上另一個人。

楊虎城。

他們用一次兵諫，把中國從內戰的懸崖邊拉回來。

歷史雖然從不辯解，但我們可以，只要還有人記得，就還有公道。

真正的英雄，值得被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