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日本必須確保公眾和市場對日本財政的信任得以維持，日本已經長期處于低利率狀態，所以一些民眾不知道利率上升會是什么樣的情況。當利率上升時，政府的債務融資成本將會增加，并可能對支出產生壓力。日本正在進入利率呈上升趨勢的階段！

眾所周知，日債是世界三大穩定資產之一（另外是美債和德債），日元又是美元的平衡器，因此日本經濟是一個利率敏感型經濟體！因此，日本首相此番話語，讓亞洲金融市場瞬間波動加大！

日經225寬幅震蕩

要知道，2024 年日本財政赤字率達 7.2%，利息支出占比升至財政預算的 24%，且呈現加速增長趨勢，因此在今年5月，隨著輸入性通脹的加劇，日本央行放棄YCC長端利率管理，這直接導致日本各類債券收益率飆升！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維持高利率環境，雖然有利于外資流入，可“滯脹”和“高息財政”仿佛又在走一條美國的老路！（日本東京5月核心CPI同比上漲3.6%，漲幅較4月擴大0.2個百分點，為2023年1月以來的高水平）。

同時，因日本國債規模 / GDP規模的值高達 260%，遠超美國的 123%，盡管日本央行持有 52% 的國債（美國是70%由國內投資者持有），但 2025 年 5 月 20 年期國債拍賣投標倍數僅 2.5 倍，創 2012 年以來新低，顯示市場承接能力已達極限。其中，超長期債券供需失衡尤為突出：40 年期日債收益率一度突破 3.695%，而日本央行被迫為債券交易預留 100% 損失撥備，也預示其資本基礎可能因利息支付壓力而惡化。

此外，日本是金融投資立國，和美國風格類似，海外資產中證券投資占比 39%，直接投資占比 20%，而直接投資收益回流難度大，且受地緣政治風險影響更顯著，這種經濟結構，一旦國內利率環境突變，非常有可能導致大型金融企業的海外對沖頭寸暴雷！

說完了日本經濟的基本面，我們再聊下高利率環境下，日本普通民眾的生活變化：

一、普通民眾：債務壓力與生活成本的雙重擠壓

（1）房貸與消費貸成本攀升

日本房貸以浮動利率為主（占比 67%），利率上升直接推高月供。2023 年時，日本家庭平均負債已經首次超過收入，兩人及以上家庭平均負債 655 萬日元，而年收入僅 642 萬日元。若利率從 0.5% 升至 1%，百萬日元房貸月供將增加約 2500 日元，年輕家庭（尤其是 30 歲以下群體）因房貸占比高、收入波動大，財務壓力更為顯著。此外，消費信貸利率上升可能抑制購車、教育等大額消費，進一步壓縮可支配收入，這非常容易形成“滯脹”。

（2）儲蓄收益與資產配置

存款利率上升對儲蓄者有利，但日本家庭儲蓄率長期低迷（約 5%），且老年群體更傾向于低風險存款，年輕家庭則因負債高企難以受益。與此同時，國債收益率上升可能吸引部分資金從股市轉向債市，導致個人投資者資產組合收益結構變化。

（3）物價與就業的連鎖反應

利率上升可能通過抑制需求緩解通脹，但短期內進口成本因日元貶值仍高企，能源、食品價格居高不下。例如，2024 年日本核心 CPI 同比上漲 3%，這導致家庭實際消費能力下降，此外，企業裁員或凍結招聘可能加劇就業市場壓力，尤其是中小企業（占日本企業總數 99%）受融資成本上升沖擊較大，2025 年 5 月破產企業達 857 家，創年內新高。

二、企業：融資成本與經營策略的深度調整

（1）融資成本上升與債務風險加劇

企業貸款成本隨利率上行增加，尤其是依賴短期融資的中小企業，當下，日本小微企業貸款 ABS 基礎資產累計違約率雖低（多數低于 2%），但動態現金流產品拖欠率已達 1.00%-3.50%。2025 年 5 月，日本負債超千萬日元的破產企業達 857 家，其中近八成是小微企業。

（2）出口競爭力與匯率波動的博弈

利率上升可能吸引外資流入推高日元匯率，但 2025 年日元兌美元仍疲軟（對美元154 左右），對出口企業形成支撐。雖然2024年汽車、電子零部件出口增長 3.7% 和 10.6%。然而，日元升值預期可能削弱這一優勢，且進口原材料成本（如能源、半導體）仍受國際價格波動影響。2024 年日本貿易逆差雖收窄至 5.33 萬億日元，但能源進口成本占比仍超 30%。

（3）產業結構與投資方向的轉型壓力

利率上升倒逼企業優化資本結構，高負債行業（如房地產、零售）面臨去杠桿壓力。與此同時，利率敏感型行業（如科技、制造業）可能通過提高定價權轉嫁成本，也可能加速向東南亞等低成本地區轉移產能，以規避國內高利率環境。

三、政府與市場：債務管理與政策協同的挑戰

（1）國債回購與利率調控的權衡

日本政府回購低成本國債（如 20 年、30 年期）旨在緩解超長期國債收益率飆升（2025 年 30 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達 3.185%），但發行更高利率國債將增加利息支出。當下，日本國債規模已超 GDP 的 260%，若利率上升 1 個百分點，年利息支出將增加約 26 萬億日元（占 2024 年財政預算的 22.5%），此外，國債回購需預算批準，實施周期較長（可能需 1-2 年），短期內市場波動難以完全平復。

（2）財政赤字與貨幣政策的再平衡

利率上升可能擴大財政赤字，迫使政府削減開支或增稅

。例如，2025 年日本財政預算達 115.5 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但國債利息支出占比已超 20%。與此同時，日本央行需在抑制通脹（2024 年核心 CPI 預期 2.5%）與維持經濟增長（2025 年 GDP 預測 0.7%）間尋求平衡。若加息過快，可能加劇經濟下行壓力，如經合組織已將 2025 年日本 GDP 預測下調至 0.7%。

（3）國際資本流動與匯率政策的聯動

利率上升可能吸引海外資金流入日本債市，但需警惕短期套利行為。例如，2024 年日本央行加息后，30 年期國債收益率短線下跌 1bp 至 2.887%，顯示市場對政策調整的敏感。此外，日元匯率受美日利差影響顯著，若美聯儲降息步伐快于日本，可能抵消加息對日元的支撐作用，2025 年市場預期美聯儲降息至 4.5%，而日本央行可能加息至 1%，利差收窄或限制日元升值空間。

日本利率上升及國債政策調整是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必然結果，短期內將對普通人和企業造成壓力，但長期可能推動經濟結構優化。

企業：通過利率互換、外匯對沖工具鎖定融資成本，優化債務結構（如發行固定利率債券）。

家庭：轉向固定利率房貸（占比 10.9%）、增加儲蓄多元化（如投資 ETF）以應對利率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