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一樁科場案，讓年少的周樹人（魯迅）遭遇家庭變故。

起因是光緒十九年（1893）的浙江鄉試。

這一年，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命家仆陶阿順帶著一封信，前去拜訪此次鄉試的正主考殷如璋。周、殷二人皆為同治辛未科進士，有同年之誼，但周福清寫信的目的并不單純。

信中有“憑票付洋銀一萬元整”的字條，是許諾的賄款；另一張紙寫“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第八，均用宸衷茂育”，這是說，請托的考生為馬、顧、陳、孫、章姓考生，以及周福清的兒子周伯宜（魯迅之父），他們將在答卷中以“宸衷茂育”等字為暗號。顯然，這是一種作弊手段。

但家仆陶阿順把事情搞砸了。

陶阿順到考官所在的座船找殷如璋，只見吏役人來人往，根本沒人搭理他。陶阿順等了半晌，實在不耐煩，于是大喊大叫，意圖引起殷如璋的注意。可是他一喊，全體目光向他看齊，很快有人來盤查，舞弊之事即將敗露。作為官場老油條，殷如璋當即翻臉不認人，將陶阿順連人帶信送到府衙審訊。

周福清得知陶阿順被抓，自知大事不妙，反復猶豫后，還是決定投案自首，隨后被關押了9年，仕途盡毀。其子周伯宜沒撈著舉人，連秀才的身份也被革去，從此閑居在家，染上重病。此事使周家一度衰敗，少年魯迅經常為父親的病出入當鋪和藥店，沒少遭人白眼。

縱觀清代科場之獄，周福清賄賂案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有清一代，科舉制度不僅是通往權力、名聲和財富之路，也暗藏了考生的投機取巧、官場的腐敗交易以及帝王的挾勢弄權。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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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考試，考生往往被當作第一視角。

比如說如今的高考，考前熱搜往往是學生的喊樓、動員大會、最后一次自習，超燃超青春；考試時，考生丟個準考證、去考場遲到、最先交卷離場，都有可能成為顯眼包；考完出成績，那就是學霸的舞臺了，來自各地的高分考生引人注目。

若說考場如戰場，那考生就像沖鋒陷陣的將士，若說考試如游戲，那考生都是打怪升級的頭號玩家。清代的科舉考試也是如此，院試、鄉試、會試、殿試，層層篩選，生員、舉人、貢士、進士，層層闖關。

但身陷科場案的考生，是科舉考試中的異類，他們蔑視規則，妄想走捷徑翻越眼前的高山，一不小心就摔得粉身碎骨。

乾隆二十三年（1758），順天府舉辦一場考試，選拔滿、蒙童生。順天府是清代京師重地，按照定制，八旗子弟中的童生通過考試后，可入順天府學，列為生員，獲得參加鄉試的資格。

當時，很多滿、蒙貴族子弟好吃懶做，無心向學，到考場上自然就懵圈了。有個叫海成的童生，考前和幾個考生約好，叫人放信鴿傳遞考題答案，可到順天貢院應試時，他才發現考場如牢獄般規則森嚴，考生之間根本沒有機會交流。

海成見沒機會作弊，惱羞成怒之下大鬧考場，煽動近百名考生和他一同在考試的號舍之間竄來竄去，吵吵嚷嚷，跟趕集似的。這些滿、蒙童生的父、祖都是朝中重臣，考官不敢輕易阻撓，考場秩序頓時大亂。

事后，有個御史上奏，將滿、蒙童生大鬧考場的事情報告給乾隆帝。

天子跟前的順天府竟然出了這檔子事，乾隆帝得知后大怒，當即派出欽差大臣查案。起初，京城貴胄官官相護，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這事兒壓下去。

但乾隆不肯善罷甘休，決定親臨考場，對考生進行復試。結果，在乾隆帝親自監考的情況下，還搜出了好幾個夾帶字條的滿、蒙童生，這下紙包不住火了。

乾隆帝下令嚴審，查明了海成帶頭鬧事的真相，于是將其處斬，其余跟隨海成鬧事的考生和搜出夾帶的考生，處以流放邊地或在本旗充任披甲服役的懲罰，永遠不許再參加科舉。對于其他與舞弊考生相關的人員，乾隆諭令“應悉審明，按律重擬治罪”。

▲乾隆帝畫像。圖源：網絡

在清朝享有特權的滿、蒙八旗子弟中，居然有人企圖通過大鬧考場的手段來渾水摸魚，這看似荒誕不經，而乾、嘉年間的兩起“假解元”事件，更可見清代科舉舞弊手法的多樣化。

乾隆四十八年（1783），廣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棟之子岑照赴省城參加鄉試。

考試前，岑照沒有急著備考，而是先去拜訪永安州知州葉道和，請他幫自己找個“槍手”，也就是找人代考，并承諾將以重金酬謝。

葉道和打包票，說一定幫岑照考取舉人，回頭就去找了自己多年的好友曹文藻，請曹文藻混入考場內當“書辦”（管辦文書的屬吏），找機會代替岑照考試。“槍手”曹文藻是個才子，信心十足地接過任務，這一趟下來，可以賺300兩銀子。

問題就出在，曹文藻這個“槍手”當得太好，超額完成任務。九月放榜，岑照竟然高中解元（鄉試第一名）。

岑照大喜過望，馬上籌集銀兩答謝葉、曹二人，可還沒等他們慶功，省府衙門就派人將他們捉拿歸案。原來，專管本省教育的廣西學政于鼎沒有被蒙在鼓里，他對考生的情況了如指掌，知道岑照的才學有幾斤幾兩，看到解元的名字公布后覺得有問題，就將此事上報給了廣西巡撫。

不久后，真相大白，廣西士子大為震驚，朝廷得知后也做出處理決定：岑照、葉道和立即處斬，“槍手”曹文藻秋后處決。作為官宦子弟的岑照不走正道，沒能如愿當上舉人，反而丟了性命，就連幫助他的永安州知州也被處死，可見乾隆帝的殺伐決斷。

無獨有偶，嘉慶三年（1798）戊午科湖南鄉試，有個叫傅晉賢的考生也靠著作弊“考中”解元。

此次湘闈，傅晉賢花錢請考場的書吏樊順成幫忙。樊順成收了錢，私下偽造考官用的印章等，到試卷評審完畢、還未公布名次之際，樊順成和同伙將排在第一的試卷偷偷抽出，將其與傅晉賢的考卷交換。放榜后，傅晉賢果然位居榜首。

巧的是，原本排在第一的那名考生和岳麓書院山長羅典相識，考完后就將考場所答詩文默寫一份，呈送給羅典。羅典親自點評，并斷言他此次中舉必得第一。于是，當羅典得知解元的名字是傅晉賢時，便起了疑心，隨后看到刊刻發布的解元闈墨，竟是之前看過的那篇文章。

羅典此時便知道鬧了大烏龍，趕緊到湖南巡撫衙門舉報。在清代科舉的嚴密制度下，這種作弊手法并不算高明，結果很快查明，考生傅晉賢向書吏樊順成等行賄，通過割換試卷的方式，竊取了解元身份。遠在京城的嘉慶帝下達御批，將傅、樊等舞弊人員處死，并將解元名分還給那名受害考生。

從這兩起假解元案，可見作弊考生的膽大妄為。但一個巴掌拍不響，假如沒有考場人員與之暗中勾結，他們的陰謀也難以得逞，所以，考場人員也是科場案發生的一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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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舉制度，對科場內外有詳盡、明確的規定，其中就包括對考官的任命。

院試選拔生員（秀才），雖托名為本地學政所取，但實際上多由學政隨從的幕僚閱卷。

到了鄉試，主考官由皇帝親自任命，正副各一人，負責主持考場工作，擁有裁決權力，所謂“隨分隨閱，隨取隨呈，去取權衡，專在主考”；其余為同考官，人數按各省情況多寡不一，負責具體的閱卷工作。清廷差往各地擔任鄉試主考的主要是翰林官、給事中、光祿寺少卿、四部司官及中書、行人、評事等。

會試考官的地位往往更加顯赫，一般以進士出身的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尚書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官員擔任主考，由禮部提名，皇帝欽命特派，其中，正、副主考四人，稱為“總裁”。

在千奇百怪的科舉故事中，世人大多只看到中第士子的“春風得意馬蹄疾”，抑或是落榜書生的“卻向春風領恨回”，而那些主宰考生命運的考官存在感堪憂，他們一旦出現故事中，就可能是發生了事故。

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順天鄉試，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走馬上任，卻都心懷鬼胎，結果，這兩名不公的“裁判”，把這場考試給攪黃了。

順天府管轄京畿要地，地位突出，順天鄉試自然受到格外重視，考生中不乏權貴子弟。因此，擔任同考官的李振鄴，把這場考試當作升官發財的機會，在開考前收取“關節”條子多達25份。

所謂“關節”，其實是一種暗號，一般是幾個字、詞。作弊考生將其寫在條子中，考前交給受賄的考官，條子上加三圈、五圈，則是說如果中試就贈銀三百兩或五百兩。隨后，考生在考場作答時將這些特定的字嵌入答卷之內，同時又不影響文章的整體結構。受賄考官在閱卷時發現了這幾個字，就知道是之前打好招呼的人，適當給考生優待，助其考中。

這是當時科舉作弊的常見手法。

晚清的薛福成對關節條子深惡痛絕，在《庸盦筆記》中說：“自條子興，而糊名易書之法幾窮矣。”

糊名、易書，是科舉考試中用來防止作弊的方法。前者即封住考生的名字，使閱卷者不知此卷為何人所作；后者則是在考生交卷糊名后，由考場人員用朱筆另外抄一遍，稱為“朱卷”，以供閱卷，這樣就認不出考生的筆跡。但要是考生暗通“關節”，這兩種方法都不管用，因為除了受賄的考官外，沒有人能分辨出其答卷中隱藏了哪些暗號。

順治十四年的順天鄉試，李振鄴收了25份關節條子，列了一份25人名單，最后從中錄取了重金行賄的考生。

另一個同考官張我樸，倒是沒有受賄，但是他和此次應試的一名考生蔣文卓有過節，考前就想著要讓他落榜。

閱卷時，同考官郭濬發現一張卷子答得很好，就向一旁的張我樸推薦，張我樸看了后，見其與蔣文卓的文風相近，以為是蔣文卓的文章，于是極力反對，說：“此人試卷文理荒謬，一旦錄取，必遭非議。”

郭濬聽張我樸的話，沒有上薦，使這名考生不幸落榜。但這張卷子，其實是另一名考生蔣廷彥所作。放榜后，郭濬對此事耿耿于懷，偷偷告訴蔣廷彥，說你的卷子我本來已經選中，但不知為何，張我樸堅持反對。此外，郭濬還把李振鄴受賄的事捅了出來。這么一看，郭濬表面上很老實，實際上還挺有脾氣。

蔣廷彥本就感到失意，得知事情原委后，決定進行復仇，將李振鄴、張我樸科場舞弊的情況寫成匿名揭帖，到處散發，終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經過調查后，李振鄴、張我樸等舞弊考官和行賄考生被斬。值得一提的是，李振鄴受賄時列了一張考生名單，朝廷審案時便照著名單將犯人一一捉拿歸案，得來全不費工夫。次年正月，順治帝對順天鄉試新科舉人進行復試，又革去了文理不通的舉人8名，可見，科場舞弊這灘渾水是越查越深。

▲順治帝畫像。圖源：網絡

《大清律例》規定：“考試官、同考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托、賄買、關節等弊，問實斬決。”

但對于讀書人來說，金榜題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有的人心甘情愿為功名奉獻一生，還有些人動了壞心思，愿意鋌而走險，導致科場案屢禁不止。

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科江南鄉試案，更是一樁集體舞弊的窩案。

這年九月初九，江南鄉試放榜，應考的生員們聚集在江寧府（今江蘇南京）貢院門外翹首以盼，可結果讓他們大失所望。來自蘇州的上千名考生僅有13人中舉，其余中舉者多為揚州鹽商子弟。

蘇州是江南文化繁盛之地，學霸輩出，蘇州考生即便發揮失常，中舉人數也不可能遠遠落后于揚州，更何況，揚州中舉考生多出自富貴人家，其中，同考官句容知縣王白俞所薦的吳泌，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的程光奎，這兩人皆為紈绔子弟，平時不學無術，在當地是出了名的“學渣”。

蘇州考生認為此事大有蹊蹺，寫成詩詞、對聯、歌謠，到處傳播，諷刺科場不公，其中一副對聯寫道：“左丘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此聯直指正主考、副都御使左必蕃對科場舞弊視而不見，副主考、翰林院編修趙晉膽敢貪污受賄。

有考生將五路財神像抬進學宮，放在孔子像旁，意思是，誰送錢給考官，誰就能考中舉人。還有人將貢院匾額用紙糊上，然后在紙上寫兩個大字——“賣完”，諷刺有考官受賄，售賣舉人名額。

蘇州考生這么一鬧，康熙帝也知道江南鄉試出事了，立刻命兩江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等地方官員徹查此事。

經過嚴審，先是兩名被多人舉報的“學渣”舉人對舞弊行為供認不諱。

據新中“舉人”程光奎供述，他與副主考趙晉等素有交情，早已花錢打通關系，因此得以考中。另外一個“舉人”吳泌也供認了自己行賄買通考官的情況，稱自己向安徽巡撫、涇縣知縣等當地官員賄賂了數千兩銀子。

調查過程中，發現程光奎、吳泌各有一筆賄款下落不明。

經審，一名負責轉送賄款的人員供出：“聽說是留給兩江總督噶禮大人。”此時，也有人傳言，噶禮欲從中索取銀兩，保全程光奎、吳泌等人無事。

于是，江蘇巡撫張伯行認為此案與噶禮有關，奏請康熙將噶禮解任嚴審。噶禮也不甘示弱，上書參張伯行挾嫌誣陷、監斃人命等七大罪狀，并請與張伯行對質。

真相尚未大白，總督和巡撫倒是先斗起來了。

噶禮是康熙的寵臣，為人一向貪婪，其母親恰好又是康熙的乳母。起初，康熙帝在北京看到噶禮與張伯行互參的奏折，還偏向噶禮，幸虧年邁的噶禮之母深明大義，向康熙帝直言噶禮貪得無厭，并為張伯行伸冤。

康熙只好先將噶禮與張伯行一同解職，令戶部尚書張鵬翮為欽差，繼續審理此案，后又命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復查。

經過一年多的審訊，才查明了部分官員私受考生賄賂的情況。

對于涉案人員，康熙諭令：處以副主考趙晉和同考官王白俞、方名斬立決；正主考左必蕃雖未受賄，但失于覺察，處以革職；作弊行賄者吳泌、程光奎等五人絞監候，秋后處決。

辛卯江南鄉試案就此結案，兩江總督噶禮是否曾參與其中，已經不得而知，康熙也就對他從輕發落，只是將其撤職，而仗義執言的張伯行得以留任。

▲南京夫子廟。圖源：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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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江南鄉試案中，康熙帝雷霆萬鈞般的決斷使案件出現轉機，但是，他對兩江總督噶禮的有意包庇，也使此案不了了之。

皇帝，是科舉考試的大BOSS。在家天下的古代社會，科舉制所選拔的人才，大多數淪為皇帝的忠仆，而在撲朔迷離的科場案中，皇帝如何行使他的權力，也會影響事件的導向。

雍正四年（1726），江西鄉試發生了著名的“查嗣庭科場試題案”。

查嗣庭出自海寧查氏，因受隆科多舉薦任內閣學士，得以在朝中施展才學，是年被任命為江西鄉試正主考，本來前途光明。

后世傳聞，查嗣庭當時出的試題有一道是“維民所止”，出自《詩經·商頌·玄鳥》中的“邦畿千里，維民所止”。這句話的本意是國家廣袤的土地，百姓都可居住，大有愛護天下子民之意。

可有人不懷好意，彈劾查嗣庭，稱“維止”二字正好是把“雍正”的頭掐掉了，這是大逆不道。

這個說法不太靠譜。

▲查嗣庭畫像。圖源：網絡

從現有史料來看，查嗣庭被告發的試題，是此次考試中的《易經》第二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第三題“其旨遠，其辭文”，《詩經》第四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這幾個題目都出自典籍，看似毫無關聯。可從雍正四年九月的上諭可知，雍正帝將這幾個試題與此前年羹堯案中汪景祺的一篇《歷代年號論》聯系了起來。

《歷代年號論》認為前代年號中帶“正”字的皇帝，都不是什么好皇帝，比如金海陵王的正隆、元順帝的至正、明武宗的正德等。雍正帝懷疑，查嗣庭出的題就是按照《歷代年號論》的說法來影射自己，其中，《易經》第二題與《詩經》第四題，“前用正字，后用止字”，而《易經》第三題則用“其旨遠，其辭文”，表明其存在寓意。這些文字拼湊在一起，觸犯了雍正帝敏感的神經，于是有了冤屈的文字獄。

從朝廷形勢來看，查嗣庭身陷此案的真正關鍵，也許本就不在于試題，而是因為他為隆科多一手舉薦，當時，雍正帝在扳倒年羹堯后，正要鏟除隆科多黨羽。如今被抓住把柄，查嗣庭在劫難逃。

雍正在上諭中稱，查嗣庭“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必不端正”，并以“諷刺時事，心懷怨恨”等罪名，將他逮捕。

查嗣庭被抄家，全家押送刑部，大受拷問。查嗣庭次子查克上，原來已官至內閣中書，次年三月病死獄中，這給早已絕望的查嗣庭莫大刺激，很快他便自盡于獄中。盡管如此，查嗣庭仍被戮尸，他的兒子16歲以上處斬，15歲以下流放。

結案后，又因涉案的查嗣庭是浙江人，雍正帝下詔，痛罵浙江士子“挾筆墨之微長，遂忘綱常之大義”，停止浙江士子鄉試、會試三年，順便整飭了一下浙江的地方士紳。

如此看來，所謂查嗣庭科場試題案，不過是雍正帝鏟除異己、樹立威望的舉措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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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場案中，皇帝一旦顯現龍威，往往有深層的含義，比如前文的查嗣庭科場試題案，本質上是雍正帝借機立威的文字獄。

到了咸豐八年（1858年），戊午科順天鄉試，發生了清朝最大的一起科場案。

這一時期，清廷百弊叢生，內外交困，咸豐帝不僅要面對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還要目睹帝國主義對中華大地的蠶食，朝中卻鮮有力挽狂瀾之輩。面對朝廷官員的貪污腐化，咸豐帝不禁痛斥道：“內外文武諸臣，視國如家固不乏人，然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祿位之氣重，置國事于不問者，正復不少。”

咸豐渴望通過嚴刑峻法來整肅朝綱、整頓吏治，而戊午科順天科場案便是一次機會。

這一年，全國各地舉行鄉試，京城重地的順天鄉試卻出大事了。此次順天鄉試錄取了300名舉人，其中，當地一個京劇發燒友、滿族人平齡金榜題名，而且名列第七名。

讀書人都有自己的圈子，考生們一打聽，都知道這平齡就是個二流子，能參加鄉試就已經夠意外了，竟然還考中舉人，這背后恐怕有貓膩。

于是有人上奏皇帝，請求查明此事，咸豐就讓陳孚恩等大臣前往調查。

陳孚恩一查，發現平齡的試卷果然有問題。

前面說到，清代科舉考試在閱卷時，有所謂的“朱卷”。這是為了避免評卷人碰到認識的考生，認出對方的筆跡，于是將答卷分為“墨卷”與“朱卷”，前者是考生親筆寫的卷子，后者是考場人員將其答卷抄寫一遍，用來評分。

審查過程中，發現平齡的墨卷上錯漏百出，到了朱卷上卻全被改正了。

誰改的？只能是負責抄寫的相關人員，平齡舞弊“實錘”了。

意外的是，平齡下獄后不久就死得不明不白。本來有大臣說，將順天鄉試的考官罰俸一年，就可以結案了。咸豐卻聽從親信大臣肅順的建議，下令再查，往死里查！

▲咸豐帝畫像。圖源：網絡

陳孚恩等人對順天鄉試中舉者試卷進行了全面復查，發現300名舉人，有50份試卷出了問題，也就是說，至少有六分之一的人本來不應該中舉，他們竊取了其他考生的人生。

咸豐看完報告立馬“氣抖冷”。科舉考試為大清選拔人才，是讀書人的最后一方凈土，竟有人敢如此胡作非為，而且是在天子腳下。

在咸豐的支持下，陳孚恩等人揭開黑幕，將參與此次舞弊的考生、官員一一揪出來，一直查到作為正主考的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柏葰身上。

案發次年，經過陳孚恩等人審理，包括柏葰在內的四名主要涉案官員被判處斬首，其他幾十人被流放、撤職、降級、罰俸。

但是，直到柏葰被押到菜市口時，咸豐還拿不定主意是否要處死他。

咸豐問大臣意見，一時鴉雀無聲，只有肅順站了出來，說，科舉是國家大典，一旦徇私舞弊，處分極嚴，柏葰是一品大員，且是科甲出身，是他辜負了皇上的恩典，也藐視了國家的法令，請立即執行死刑。

肅順的話，堅定了咸豐的決心，當天，柏葰被處斬。咸豐嘆道：“雖然情有可原，但法令如山，不能寬宥，柏葰必須死。朕想到此處，不禁垂淚。”

作為清朝最后一位掌握實權的皇帝，龍顏大怒的咸豐，秀出了自己的鐵腕。柏葰因此成為清代科場案中被處死的最高級別官員。

咸豐帝用柏葰的死打擊科場腐敗。此后數十年，清朝再沒有此等大案。

到了光緒年間，周福清行賄未遂的案件發生時，科場案已經掀不起太大風浪。此時，就連科舉制度這艘千年的巨輪，也已進入沉沒的倒計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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