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來，每逢人間四月天，蘇州拙政園一隅總是布滿紫色的花絮，置身其中，只見紫英繽紛、瓔珞四垂。

這是一棵跨越了五個世紀時光的紫藤，它蒼老遒勁，如青龍緣木而上，化作無數纏繞彎曲的枝條，“蒙茸一架自成林”，花開時紫穗懸垂，在白墻墨瓦間燦若煙霞。

明嘉靖年間，大才子文徵明來到好友王獻臣的拙政園，二人推杯換盞，一敘舊情。作為拙政園的設計者之一，文徵明抬起微醺的醉眼，總感覺園林中還缺少點兒什么。

于是，文徵明乘著酒興，提筆臨宋代蘇軾《和文與可洋川園池詩》，隨后親手將一株紫藤深深埋入土中，植于拙政園中園大門內庭。

從此，紫藤有了“文藤”的美譽，在園林一角靜默花開花落，坐看云卷云舒，如江南文脈綿延不絕，書寫著歲月詩歌。而今，蘇州博物館每年將成千上百顆“文藤”種子收集起來，寄往大江南北，紫藤在各地生根發芽，恰似源遠流長的園林文化。

古往今來，園林無聲，卻傳承著生生不息的文化脈絡，寄托著文人名士的精神世界。

▲【明】文徵明：《拙政園圖冊》（局部）。圖源：網絡

1

秦末，義軍將領劉邦來到關中，心情恐怕有些復雜。進入秦國的都城，他第一次目睹某種可以稱之為巨物的東西。咸陽城，就像一只蟄伏在三秦之地的巨獸，渭水作為自然的造物流淌其中，北邊是風格各異的宮苑，模仿的是關東六國的風格，南邊的上林苑坐落著規模宏大的信宮、阿房宮。

起伏的山勢，巍峨的宮殿，奔流的渭水，簡直要將整片天地給囊括了。都說權力會使人迷醉，在天下最高之權力的造物面前，誰能不心動呢？

多年之后，劉邦已是大漢皇帝。當他征討叛軍回來之際，卻發現宰相蕭何正在關中大興土木，營建未央宮。劉邦忘不了，這般造物雖然使人迷醉，但是也會激發民怨，二世而亡的秦朝就是一個例子。

于是他質問蕭何：“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蕭何答道：“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

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如果你的宮苑都不壯麗，如何能展現威儀呢？

劉邦大悅，他明白自己再也不是一個爭奪天下的諸侯，而是統治天下的皇帝了。

于是乎，長安城又起了一座又一座大型的園林。秦始皇的巨獸，回來了。

秦代以前，中國從來沒有如此大規模的造園活動。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園林是周文王時所建造的“靈囿”，距今約三千年。靈囿內筑有“靈臺”與“靈沼”，也就是高臺和池沼。

人們模仿著湖澤開掘出了“靈沼”，又在池沼畔模仿山岳筑就了體量巨大、高聳入云的“靈臺”，浩森的水光倒映著高臺，高臺如同高山一般令人生畏，就像神祗正在俯視眾生。所以統治者們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建造高臺。他們對于權力要獨自占有，他們對世間一切生靈都要保持如山岳一般的壓迫感。

秦滅六國而統一天下，一般的高臺已經滿足不了始皇帝的野望。

于是乎，以咸陽為中心，在渭河之南北，一片壯麗輝煌的宮苑建筑群拔地而起。《史記》載：“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余。”所筑宮苑數量之多，體量之大，規模之宏偉，世所罕見。秦始皇橫掃六合、囊括四海的霸氣，盡顯無遺。

最為著名的就是上林苑阿房宮。唐代詩人杜牧的《阿房宮賦》寫道：“覆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斗角。”

漢立國之后，將都城從洛陽遷往長安，便也繼承了秦王朝的宮苑格局。經過“文景之治”后，漢代的國力在漢武帝時達到了極盛。又一位氣吞山河的人物出現，而他要造出比秦始皇更為恢宏的巨物。

漢武帝看中了上林苑，卻嫌其太小，于是便在秦舊苑的基礎上擴建。史載：“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按照現在的地理區劃，它東至臨潼，南到秦嶺，北達渭河，西跨周至，方圓三百余里。

苑中有巍峨的南山、浩瀚的昆明池、近百組大型宮苑建筑群，以及漫山遍野的珍禽異獸、奇花異草。建章宮僅為上林苑宮城之一，其規模已經大過未央宮和長樂宮。它的南部是數量眾多的殿宇，度為“千門萬戶”；北部則是以太液池為主體的園林，內有大池，池中蓬萊、方丈、神洲三神山。

總之，漢代宮苑之巨大是十分驚人的，僅長樂、未央二宮就占了全程面積的三分之一。漢長安城的面積約為36平方公里，因此漢代長安城內的宮苑面積是紫禁城面積（0.7平方公里）的十幾二十倍，更不用說長安城外彌山跨谷的上林苑了。

▲【元】李容謹《漢苑圖軸》。圖源：網絡

在漢代，“麗”是一種臻于極致的美。皇帝的偉大形容為“帝王之神麗”（張衡《西京賦》），優美的音樂是“靡麗浩侈”（枚乘《七發》），絕世的文章是“文麗而務巨”（王充《論衡》），英俊的相貌是“容貌甚麗”（《后漢書?公孫弘傳》）一切都要富麗堂皇，一切都要追求宏大。

他們對于力量的追求，幾乎達到了狂熱的程度。這才叫天子威儀。

縱使這般無所不能的帝王，卻依然有求而不得的東西——仙。

現實的東西實在太過渺小，根本不足以顯示出帝王的力量。所以現世的自信越是強烈，宗教的追求就越狂熱，恨不得將宇宙踩在腳下，或是遨游于宇宙之外。于是他們把眼光投向了蓬萊神話。

戰國時期，齊威王、燕昭王都多派人入渤海求蓬萊、方丈和瀛洲三神山。據載：“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網。”

在無邊的大海里，有這樣一個富庶華麗的仙境，還有傳說中的不死之藥，怎么不叫帝王不動心呢？

秦始皇統一全國后，數次東巡，都到了海上。恐怕他也想一睹傳說中的神山面目，于是遣徐福等率三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三神山的仙藥。然而，這三座神山只是可望不可及，秦始皇花了這么大的代價，徐福一去，杳如黃鶴。求之不得，只得在咸陽挖長池，引渭水，水中堆筑蓬萊山，以求神仙降臨。

漢武帝對于大海的熱情絕不遜于秦始皇。他多次東臨大海，大規模派遣船只入海求蓬萊，還專門派人守候在海邊以望蓬萊之氣。

結果自然也是求而不得，于是漢武帝在建章宮內建太液池，“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宮中的神明臺是武帝迎接神仙的地方，高聳的臺室內外雕刻著云朵、異獸和仙靈，周圍環列著金銅仙人手托玉杯，承接天上之甘露。

終究是幻夢罷了。秦皇漢武的野望隨著他們的身死煙消云散，但是海島仙山的布局卻永遠留了下來。

“海島仙山”延續了兩千余年，成為創作園林的一種模式，歷代統治者皆愛之用之。其布局以池沼或湖泊為中心，象征東海，池中堆土或壘石為三座島嶼，象征傳說中的海上仙山——蓬萊、方丈、瀛洲。

以前的園林往往以宏偉的高臺為核心，只會讓人心生敬畏，如今浩淼的水闖進了人們的視野，增添了空靈柔美的趣味。山、水、建筑及花木諸景觀相互穿插、滲透、映襯，從而大大豐富了園林藝術。

山水交映間，秦皇漢武的求仙之夢失落在歷史中，長安的河山還能否繼續吞吐宇宙呢？

漢武帝之后，便沒有具有如此氣魄的皇帝出現了。反映在園林上，就是高臺越來越少，越建越小。直到銅雀臺的興建。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王，在華北平原最富庶的城市——鄴城定都。在這里，曹操先后建造了銅雀臺、金虎臺和冰井臺。銅雀臺最大，高十丈，金虎臺在南，冰井臺在北，高八丈。三臺以浮橋相連，遠遠望去，如同一個“山”字。

曹操想要通過再現漢家宮苑的舊貌，繼承漢武帝的事業，所以銅雀臺盡力地追逐漢家風貌。只可惜時勢已變，漢武帝的時代早就已經過去，那時的中國，四分五裂，各方割據。誰還去追求長生不老，服藥求仙？

皇家園林已經走下神壇，私人園林卻在慢慢興起。

遭逢亂世，士人們分成了兩類。一類及時行樂，追逐財富，崇尚華麗。一類醉心山水，以求自然。前者最有名的是石崇的金谷園，后者的代表則是陶淵明的“農家宅院”。園林不再追求模仿廣闊的天地，而盡可能與自然環境融合在一起，溪水縈曲、楊柳依依、園路逶迤，不是別具一番風味？如此小巧的山水美景，也為后世園林的發展埋下了一個伏筆。

那么是否漢家威儀就此消失了呢？

中華大地歷經四百年的分裂之后，終于迎來了一個昌盛的時代。而漢家宮苑藝術的繼承者也出現了。

巍巍大唐，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都是中國中古時代的巔峰。唐代長安城有四大宮苑群：西內太極宮，東內大明宮，南內興慶宮和禁苑。在長安城里，宮與苑緊密結合，宮城內有內苑，外有禁苑，都市、皇城、宮城與自然相互協調，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建筑體系。

如果說漢代的精神是籠蓋宇宙，開拓進取，即便是方寸之地，也要容納天地。那么，對于唐人來說，體量巨大固然重要，但是經營每一處咫尺之地也同樣有趣。這便是盛世的胸襟！

只不過，帝國的衰敗來的太快。安史之亂后，叛軍攻入長安，盛世已去。

2

安史之亂后，朝局混亂，自然也是英雄出世的時候。至少，年輕的白居易是這么想的。

他生于“世敦儒業”的中下層士人家庭，正值唐朝謀求改革之際，便生出了積極用世、博施濟眾的心思。808年，白居易任左拾遺。身為諫官，白居易頻繁上書言事，并寫大量的反映社會現實的諷喻詩，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也因此得到了憲宗的重視。

只不過，政壇終究是波譎云詭，為宦之道也在于曲意逢迎。唐憲宗很快便感到不快，甚至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卻被認為是越職言事。之后，白居易又被誹謗。他的母親因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被人抓住把柄大肆攻擊。他因此被貶為江州司馬。

或許在此刻，白居易便萌生了退意。盡管后來詩人官階益顯，但他做官的心思已是越來越淡。

大和三年（829），白居易正式定居洛陽，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悠閑的一段亦官亦隱的生活。自此年起至會昌六年這17年間，白居易在洛陽吟詩作對，好佛親禪，耽玩園林，詩酒放狂，沉湎于個人的愉悅中。

白居易作《中隱》詩曰：“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何謂“中隱”呢？大隱意為在朝堂做官，小隱意為隱居山林，然而兩者皆不好。不如當個小吏，既可免山林饑寒之患，又可以躲避朝堂紛爭，在閑暇的時光醉心于園林的構建、奇石的把玩、茶茗的品味、詩酒的唱和。一言以蔽之，士人安頓心靈的場所從山林和朝堂變成了自己的小世界。

這個封閉狹小又充滿詩情畫意的世界，就是“壺中天地”。

“壺中天地”對園林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園林的空間范圍逐漸變得封閉狹小。中唐之前的園林往往體量很大，動輒就是十幾、上百頃，甚至包含一座山乃至一片山脈的大莊園，而中唐之后，園林往往是“巡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面積一般只有幾畝、十幾畝，大不過幾十、上百畝。

作為“中隱”的倡導者，白居易便醉心于園林。他曾親手營造過廬山草堂、洛陽履道坊宅園、長安新昌坊宅園、渭水濱別墅園等園林，還留下了大量的涉及園林的詩。

他的小園雖小，但其中山石、池溪、亭臺、樓閣、花木無一不備，小小的“壺中”，裝下了大千的世界。哪怕是一塊石頭，也自有其千姿百態，他說“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不必親身涉險，也能一睹山岳的壯麗，不正符合他在“壺中天地”中追尋無限超越的境界的追求。

從此，園林中的風景不再只是大型的建筑和池沼，亭臺樓閣、山石水池、花木鳥魚、匾額小品樣樣具備，置石、疊山、理水等園林技術也日漸成熟。

▲《八高僧圖》中的“白居易拱謁”。圖源：網絡

到了兩宋，園林愈發精致起來。它們不再像漢唐一樣雄渾質樸，而變得清雅飄逸，這和“壺中天地”的法則脫離不了干系。

北宋宮苑的興建在徽宗時期達到頂峰。政和年間，徽宗以為承平日久，朝中無事，于是對園林之事有了興趣，以蔡京為首的群臣極力迎合，于是皇帝便決定大興土木。地點在萬歲山，因在國都之艮位，所以稱之為艮岳。

徽宗是風雅之人，對于藝術有著獨到的見解，對于艮岳中的一花一木，都十分講究。他集全國之力搜求奇花異石，組織機構專門運送，這就是臭名昭著的“花石綱”。取天下瑰奇之靈石，移南方美艷之花木，疊石成山，移花為林，雖由人作，宛如天開，成為明清山水宮苑的范本。

雖然奢侈壯麗是每一個皇家宮苑的特色，但艮岳明顯與漢唐宮苑不同。徽宗親自撰寫的《艮岳記》中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不知其幾千里，而方廣數十里”。所謂皇家園林，只不過是略略放大的“壺中天地”罷了。

艮岳還未完成之際，金人的鐵蹄就已經兵臨城下。等到金兵第二次到來的時候，宋欽宗下令將園林中的飛禽走獸投入汴河之中，拆屋為薪，鑿石為炮，甚至宰殺大鹿犒賞將士。何其諷刺！

北宋尚且如此，南宋的情況就不難想象。縱然江南有著美麗的湖光勝景，只是再也無法找到皇室的那種雄渾。

與皇家園林相反的是，私人園林迎來了春天，江南之地甚至到了無地不園的地步。既然已無法阻止生存空間的逐步淪陷，而朝堂的紛爭也令人厭惡，士人們為何不將自己的天地經營地更加完美呢？

滄浪亭是蘇州最古老的一所園林，與獅子林、拙政園、留園一齊列為蘇州宋、元、明、清四大園林。

北宋詩人蘇舜欽在汴京遭貶謫，流寓吳中，以四萬錢買下廢園，進行修筑。因感于“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而命名“滄浪亭”。蘇舜欽常駕舟游玩，自號滄浪翁，作《滄浪亭記》。又與歐陽修、梅圣俞等作詩唱酬往還。從此滄浪之名傳開。后來，滄浪亭幾度荒廢，南宋時成了韓世忠的宅第，并改名“韓園”。

一進滄浪亭，便可見一汪綠水繞于園外。臨水山石嶙峋，復廊曲折蜿蜒，山上古木參天，山下鑿有水池。在方圓之地，就好像看見了重巒疊嶂，這是山體和奇石相互錯落的結果，也是宋人疊山藝術純熟的體現。

滄浪亭結構古雅，石柱上書寫對聯：“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遠山皆有情。”

翠竹搖映于其間，藤蔓垂掛在亭臺山石之上，色彩便多了一番層次。

園中最大的建筑是“明道堂”。在假山、古木的掩映下，屋宇寬敞，莊嚴肅穆。滄浪亭還有觀魚處，南宋觀賞金魚之風興起，無論是王公貴人還是文人才子，都以豢養金魚逗弄觀賞為時尚。

全園景色簡潔古樸，山水相宜，每一處細景都達到了極為精美的程度。

天上地下，或許只有這片小天地，士人們才能感到心安。

▲滄浪亭。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3

到了明代，園林就更小了。

首先是皇家園林。朱棣決定遷都北京后，便在元大都的基礎上修建宮城和園林。但是，由于北邊經常受到蒙古的威脅，園林不敢在郊外修建，便只能局限于皇城之中。

私家園林也不再只是貴族或者士人的專有之物，退休的官吏、財大氣粗的商人、懸壺濟世的醫生、桀驁不馴的畫家，都可以營造自己的園林。他們往往受限于地位或者金錢，便只能縮小規模，不過哪怕是咫尺山水，也可以怡然自得。

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吾鄉有洗香園者，在嘯傲徑……布衣李芥軒先生所構，僅有堂三楹，曰恕堂，堂下惟植桂樹兩三株而已……乃知園亭不在寬廣，不在華麗，總視主人以傳。”園林大眾化的趨勢已不可阻擋。

造園的狂熱席卷了江南：園林的數量激增，著名的園林成為當地的驕傲，文人對園林的著作和詩文也多了起來。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刺激：文人害怕社會地位會被崛起的富商腐蝕，想要以雅制俗；同時，園林已經和詩歌、音樂、繪畫一般，成為士人表達內心的一種方式。

恐怕每一個園林背后，都藏著文人心酸的故事。

王世貞出生在江南一個富裕而頗具聲望的仕宦之家，父親和祖父都供職于朝廷。他未滿21歲便中了進士，入京后仕途得意。后來得罪了當時權勢熏天的宰相嚴嵩。他們之間的仇恨導致王世貞的父親王忬被彈劾并最終被處死。

遭遇父難的王世貞回家服喪，三年期滿之后仍然呆在家鄉太倉。逆境之中，王世貞嘗盡了人情冷暖，為父親籌措資金而經濟拮據，也受到嚴嵩黨羽的監視和攻擊，而王氏的門生也一時散盡，不相往來。舉目望去，幾個朋友肯接濟自己。

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世貞太倉州治旁開辟一塊空地，鬧中取靜，始建“離薋園”。“薲”意為惡草，有它在，嘉木名卉不能從土壤里生出。這既是一種怨恨，也是一種“天下無賊”的期待。

離薋園落成之時，王世貞邀請了文壇名流三十余人題贈詩文。這些人多是其父難期間給予慰藉以及幫助之人，包括李攀龍、吳國倫、張鳳翼、俞允文等人。俞允文、張鳳翼等人曾在王忬下獄之時，在經濟上予以援助，或寄詩書慰藉。也有如吳國倫曾三遭貶黜，窮困潦倒，與王世貞的父難遭遇同命相憐。

如此多失敗者相聚在這個療傷之地，以至于園中的美景都帶著一種悲傷。

王世貞在離薋園中度過了安逸的園居時光，整座園林以“壺隱亭”與“鷃適軒”為核心建筑。壺隱是壺中天地和中隱之意，他在此飲酒、賦詩、交游、暢談，視野之內卻是名花，沒有惡草。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離薋園”離州治太近，完全沒有隱居的感覺。

嚴嵩倒臺之后，王世貞和他的很多朋友得以恢復官職。可是沒多久，王世貞就和張居正產生了矛盾，又一次倒在了帝國中心的強權人物前，此后他不得已再次退隱回家。

這一回，他要徹底遠離塵囂，不再感受世事的紛擾。王世貞住進了自己修建的弇山園中。“弇山”取自《山海經》神話典故，為神仙之居所，而他也自稱“弇州山人”。

弇山園其實很簡單：基本的軸線布局，大規模的壯麗的假山結構，大量的建筑，長方形的水池和幾片種植同種樹木的區域，例如橘子樹和櫻桃樹。無須多么奢靡，怡然自得就行。

當然，最重要的是園中的人。這里是王世貞與朋友的交往之地。來到此地的人大致有這幾種。要么是身份不高，求取詩文以抬高自身的落魄文人，比如錢穀，他為王世貞畫了好幾副園林畫，為后世留下了弇山園的畫像。要么是仰慕王世貞的文名的文壇新秀，他們將弇山園視作文化意義上的圣地，來到此地向主人吐露心聲、詩文唱和。要么是相識多年的舊友，比如前文提到的李攀龍、吳國倫等人。

仕途的失意者，進取的年輕人，共患難的老友，形形色色的人匯聚一處，弇山園已然變成了一個包容、歡樂、溫暖的文人樂園。

最終，王世貞還是沒有離開塵囂，1589年他出任南京刑部尚書，這是他的最后一份官職。一年之后，王世貞稱疾辭歸，最后卒于家中。

弇山園里的嬉笑怒罵，也隨風而散。而江南這個地方，不缺文人，也不缺園林。

▲【明】錢榖：《小祇園圖》。小祇園為弇山園的一部分。圖源網絡

4

江南一帶，為明代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雄厚的財富和無止的欲望如同干柴碰上烈火，燃起了奢靡的大火，造就了獨一無二的“物”的奇觀。

據王锜《寓圃雜記》載，晚明蘇州“閭檐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罍盒，交馳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于綠波朱閤之間，絲竹返舞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綺、文具、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增，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

亭臺樓閣，畫舫游船，絲綢文具，漆器古玩，應有僅有，盡皆精巧。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背棄了“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的原則，而是將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打造一個賞心悅目的、奢靡的生活情景上。奢靡之風起，江南也掀起一陣造園的狂熱，一切向奢侈看齊。

此后不久，江南出現了一位力挽狂瀾的人物——文震亨。

文震亨出生于明朝萬歷年間，生活在江南一帶，以造園聞名。面對江南造園的狂熱，他只堅持一個宗旨：化繁為簡。

在文震亨所著的《長物志》一書中，他往往列舉一個清單，比如”筆管“一節：“古有金銀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然后緊跟一句“俱俗不可用”。市面上那些機巧之物，往往被他冠以“惡俗”、“最忌”、“不入品”的罵名。

敢如此大罵，文震亨自有底氣。他出身書畫世家，曾祖便是“明四家”之一、參與拙政園營建的文徵明。家學如此，讓他眼里容不得一點沙子。

長物意為多余之物。文震亨以“長物”為名，便是告訴讀者，書中所論，“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文人清賞而已。但往往就是這類無用之物，才能看出一個人的階級、品味和格調。

《金瓶梅詞話》第三十四回曾寫過西門慶的園子：“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鉆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兩邊松墻，松墻里面三間小卷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上下放著六把云南瑪瑙、漆減金釘藤絲甸矮矮東坡椅兒，兩邊掛四軸天青衢花綾裱白綾邊名人的山水，一邊一張螳螂蜻蜒腳、一封書大理石心璧畫的幫桌兒，桌兒上安放古銅爐、流金仙鶴，正面懸著‘翡翠軒’三字。”

對照《長物志》，“木香”、“卷棚”都是俗式，“云南瑪瑙”、“蜻蜒腳”諸種工藝都是“惡俗”，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我們知道，《金瓶梅》的故事雖然以北宋末年為背景，但它所描繪的社會面貌皆有現實的隱喻。西門慶是“一個風流子弟，生得狀貌魁偉，性情瀟灑，饒有幾貫家資，年紀二十六七”，正是一個市儈的商人形象。

晚明以來，讀書人的文化霸權遭到了挑戰。富商們有錢，但缺了文化的沉淀，便急切地想用手中的經濟資本，換取相應的文化資本。西門慶的園子處處透著“俗氣”，實際上就是“暴發戶”明明不懂風雅，偏要附庸風雅的結果。

“風雅”的解釋權便在讀書人手里。以文震亨為代表的晚明士人，便是通過界定雅俗的方式，劃下一條道，將家財萬貫的西門慶拒之門外。

雖說文震亨走的是上層路線，但他的確為奢靡混亂的社會帶來了出一種雅致的美學，也讓園林成為一種表達的方式。

因此，晚明的文人園最是發達。他們的人格、詩文往往和園林是一體的，每每進入園林，便有詩情畫意之感，而讀《牡丹亭》、《金瓶梅》等文學小品，如同置身那些園林之中。

末日之前，奢靡是商人的狂歡，清高是文人的狂歡。

1645年，清軍攻占蘇州后，文震亨避居陽澄湖。清軍推行剃發令，他自投于河，被家人救起，絕食六日而亡。

明清易代，天崩地裂，世事變遷。正如孔云亭所寫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江南的園林，是否還能守住它的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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