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法官，錢到賬了！今晚總算能睡個踏實覺了。”

“案子結了就好，企業卸下包袱才能走得更穩當。”

不久前，一封來自A公司的感謝信被送到相城區法院。信中“全過程調解”“判決書下達的第9天（上訴期內）組織雙方達成和解”“當天履行完畢”“撤回上訴”等字句，如同時光的刻度，清晰記錄著相城法院民一庭庭長余瓊瓊在裁判之外的點滴付出與“如我在訴”的司法初心。

從合作到對峙

八年工程糾紛的起源

2014年夏天，A公司中標了B公司在相城區某地塊的建設項目。彼時，雙方握手言歡，滿懷希望地簽下了合同。

兩年后的八月，工程竣工驗收后，A公司依約提交竣工結算材料，準備結算剩余工程款以支付工人工資和供應商欠款。不料B公司拍案而起，提出未按圖紙施工、工程量不符、部分區域漏水、工期延誤等質疑，讓原本融洽的氣氛瞬間凝固。審計報告就此擱置在談判桌上，成了雙方拉鋸的焦點。

“再這樣下去，公司經營將受到嚴重影響。”多次催款無果后，A公司于2023年提起訴訟，要求B公司支付工程余款及承擔違約金共6500余萬元。

案件受理后，B公司隨即遞交反訴狀：“工期拖延近半年，工程質量不達標，光漏水就發現1074次。”反訴要求A公司支付違約金2000余萬元。

撥開迷霧

厘清賬目破解僵局

“這就像兩列相向疾馳的火車，必須找到轉岔的軌道。”余瓊瓊帶著審判團隊抽絲剝繭，很快鎖定了三個關鍵爭議點：工程款到底該付多少？工期到底超沒超？工程質量到底過不過關？

一次開庭中，B公司請來的造價師和A公司找的行業專家在法庭上爭得面紅耳赤。380多處工程量爭議點就像380多個繩結，需要一個個解開。在審理過程中，A公司、B公司還先后作為申請人申請保全了對方相應數額的財產。

“從法律程序上說，直接作出判決是最簡單的處理方式。”余瓊瓊坦言，“一紙判決明確雙方付款義務，案子就可以結案。但這顯然不是最優的解決方法。”考慮到司法審計費用較高、程序復雜，她與書記員多次組織調解。然而談及具體付款金額時，雙方因差距過大再度陷入僵局。

為盡快解決糾紛，余瓊瓊及時啟動了司法審計程序，同時堅持“多走一步”。審計報告出具后，她要求審計機構出庭接受質詢，并對雙方提出的爭議工程量進行現場復勘，最終確定了造價金額。經過這一番工作，原本態度強硬、互不相讓的雙方，都主動降低了各自的訴訟請求金額。

通過深入細致的審理和嚴謹周密的論證，法院最終作出判決：B公司應向A公司支付工程款2200余萬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至于工程質量問題，考慮到雙方舉證情況，酌情判決A公司向B公司支付違約金10萬元。

案結事了

一紙判決之外的司法溫度

“司法工作的價值不僅在于作出裁判，更在于實質化解糾紛。”雖然案件已經作出判決，但余瓊瓊并未就此止步，她主動聯系雙方當事人，深入細致地釋疑解惑。

造價爭議是雙方最大的心結。對此，余瓊瓊拿出審計報告和質詢、復勘的記錄，逐項解釋審計機構是如何依據合同約定、現場實際情況以及雙方提供的證據來確定每一項工程量和單價的，讓冰冷的數字背后有了清晰的邏輯支撐。同時對照著開工令、各項工程特別是最后一項單體工程的驗收時間等記錄，詳細展示了核算工期的全過程。

對于質量責任的擔憂，她再次梳理了雙方在質量問題上的舉證情況，明確指出B公司提出的“1074處漏水”缺乏訴訟前的有效證據支撐，同時也說明法院已基于查明的漏水事實，在判決A公司承擔違約金時充分考慮了其維修義務履行不足的因素。

從造價到工期，再到質量問題，余瓊瓊用扎實的證據、清晰的邏輯，全面、透徹地闡釋了裁判的理由。終于，雙方在判決書下達第九日同意和解。當B公司的會計在銀行柜臺完成2647萬元的轉賬時，這場漫長的拉鋸戰終于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這場和解不僅讓B公司避免了上訴成本與賬戶凍結帶來的經營壓力，更使A公司徹底收回拖欠八年的工程款，緊繃的資金鏈終于得以松緩。

“如我在訴，解的不僅是法結，更是心結。”一紙判決從不是司法的終點，事了人和才是恒久的追求。

宣判后，余瓊瓊多想的那“一層”——對雙方訴求的反復權衡，多走的那“一步”——在法理與情理間搭建橋梁，最終推動當事人在上訴期內握手言和。當2647萬元在判決后如期履行到賬，司法的定分與止爭在此刻實現了和諧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