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在古代被稱為“琴”,又名“焦尾”“綠綺”等。

作為中國古代獨特的樂器，它不僅具有音樂性，還由于歷史原因承載了豐富的人文意蘊。

《全唐詩》有1420余首與琴相關(guān)的詩歌，它們反映著唐人豐富的精神世界。

通過分析詩歌不難看出，無論是撫琴高歌，還是按琴低吟，唐人的很多行為與審美都受到了魏晉時人的影響。

這些琴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人對魏晉風度的接受，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引詩句若無特殊說明皆出自《全唐詩》。

《帝王世紀》載：“堯作《大章》,使無句作五弦琴，天下大和。”又：“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由于琴從產(chǎn)生之初即與先賢、名士有著不解之緣，唐代文士也多借與琴相關(guān)的典故展現(xiàn)他們的思想與心靈世界。

如“不聞北斗傾堯酒，空覺南風入舜琴”,表達了對造琴圣人的仰慕及對堯、舜品德的歌頌。

又如“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即化用了伯牙、子期之典表達對知音的渴求、對友人的想念。

《全唐詩》中有53首引用了與琴相關(guān)的先秦典故，引用漢代涉琴典故的詩46首，引用與魏晉相關(guān)典故的琴詩高達93首。

而一個饒有意味的現(xiàn)象是，先秦作為歷史跨度最長、涉琴典故最豐富的時期并沒有成為唐人用典取材最青睞的歷史階段。

魏晉雖只二百年左右，《全唐詩》卻有93首借魏晉涉琴之典來寫情寫心，其數(shù)量約占192首琴詩的50%,這充分體現(xiàn)出魏晉名士所獨具的風神氣度在唐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我們經(jīng)常可見唐人直呼魏晉名士的字或雅號來表達思慕之情，亦或是直引魏晉典故來一澆胸中塊壘。

如：“野煙含夕渚，山月照秋林。還將中散興，來偶步兵琴。”“落照淵明柳，春風叔夜弦”“阮籍供琴韻，陶潛余秫田。”

“中散”即嵇康，因其曾官至中散大夫，故有“嵇中散”之稱。“步兵”即阮籍，因曾做“步兵校尉”,所以后世稱其為“阮步兵”。

夜深人靜，當為功名奔走的詩人想援琴而歌時，他們仿佛看見放歌長醉的嵇康和阮籍穿越時空而來，又可見陶潛不為世俗所累，歸隱田園。

雖時間久遠，但他們寧折不彎的風度猶存。而李頎更是在《題少府監(jiān)李丞山池》中直言這份仰慕：“窗外王孫草，床頭中散琴。清風多仰慕，吾亦爾知音。”

時光靜靜流淌，詩人在百年以外的時空仍以與之結(jié)交為榮。

可見魏晉名士在唐人心中地位之重。那這些魏晉名士究竟對唐人有何影響?唐人又對魏晉風度有何種繼承?

對唐詩中與琴聯(lián)詠的意象進行分析，可為研究唐人對魏晉風度的接受與繼承提供有效的視角。

從廣義來看，魏晉風度即魏晉名士所獨具的瀟灑任誕、通脫俊逸的行為風格，主要反映在他們以飲酒、服藥、清談、縱情山水等為普遍推崇的生活方式上。

由上文可知，魏晉詩人對唐代士人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這不僅體現(xiàn)為唐代琴詩直接引用了大量魏晉典故，還體現(xiàn)在詩中出現(xiàn)了大量與琴相關(guān)的復合意象上。

如“琴酒”、“琴書”、“琴藥”等，而它們實則與魏晉名士相關(guān)聯(lián)，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詩人對于魏晉風度的向往、效法與繼承。

具體包括：琴酒相對的灑脫不羈

唐代涉琴詩中常有“琴”、“酒”相聯(lián)的詠嘆，甚至形成“琴酒”這一復合意象。

如：“宿客不來嫌冷落，一尊酒對一張琴。”、“白鶴高飛不逐群，嵇康琴酒鮑昭文。”

而孟浩然的《聽鄭五愔彈琴》則直接展現(xiàn)了他以“琴”“酒”為伴、醉心山水的生活理想與魏晉名士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阮籍推名飲，清風滿竹林。半酣下衫袖，拂拭龍唇琴。

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沉。予意在山水，聞之諧夙心。

不難看出，唐人以“琴”“酒”為伴是受了魏晉名士的影響，比如詩中提到的嵇康、阮籍。

嵇、阮二人擅琴，也常寫詩表達對琴的鐘愛。

如：“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特別是嵇康曾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愿守陋巷，教養(yǎng)子孫，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愿畢矣。”

而據(jù)《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nèi)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此處“肆意酣暢”可見以阮籍、嵇康、山濤為核心的“竹林七賢”在魏晉之時飲酒避世、酣暢傲岸的風姿。

事實上，不惟嵇、阮二人，魏晉很多名士的生活都與“琴”“酒”密不可分。

比如高唱“天生劉伶，以酒為名”的劉伯倫有詩云：“何以除斯嘆，付之與瑟琴”;寫過二十首《飲酒》詩的陶淵明“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于是幾百年后的弦酒唱和間，唐人也直接吐露出對魏晉士人以“琴”“酒”為伴的風姿的向往與稱贊。

時空變幻，朝代更迭，魏晉名士以“琴”抒志、以“酒”傲世的風神卻不曾泯滅。

大唐帝國尚有眾多士人撫今追昔，他們因不能與之同時代而深以為憾，于是“盡室更何有，一琴兼一觴”。

當“琴”“酒”成為唐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已不止是通過對前人行為的效法來感受那份曠達不羈，而是在“琴”“酒”相對間成為了魏晉名士的知己。

誠如白居易在《對琴酒》中所言：“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只因康與籍，及我三心知。”

當詩人時運不濟、命途多舛，琴音酒趣中的那份清冽才逐漸被品得透徹，援琴縱酒也逐漸從對魏晉風度的向往，變成了唐人自己的瀟灑與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