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辦不成事的人，甚至這個人是一個社會底層人，沒有什么本事，毛病卻有一大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人？

魯迅的小說中出現了阿Q的形象，簡直就是底層勞動人民的活化石，有著底層勞動人民身上諸多的毛病，卻并不是真實的人。阿Q可以算作世界文學文化長廊中典型的人物。算是魯迅“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的文學典型。既然是文學典型，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不是生活中的真人，很可能把生活中很多人的缺點和毛病集中在一個人身上，而這個人就是作家塑造的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這樣的人物形象有著一定的偉大意義，并不僅僅只是逗人們樂，也不僅僅為了再現以前的時代和人物，而是讓人們通過這個人物看到當時底層勞動人民身上的劣根性，也就是挖掘到人性的深度，同時通過人性的被壓抑來展現當時時代的狀況。人是環境的產物，很容易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也很容易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阿Q種種的表現能夠體現底層農民身上的劣根性，也能體現當時時代的風貌。看似是一個搞笑的人物，其實蘊含了深刻的社會內容，并不是一般作家能夠塑造的，也不是一般讀者能夠完全解讀的。魯迅的小說《故鄉》中有“我”的形象。“我”并不等于魯迅自己，而是魯迅塑造的一個小說人物。其中“我”既是旁觀者，又是事情的參與和記錄者，還產生了“我”和閏土的對比，既有童年時期的對比，又有中年的對比，在對比中凸顯了底層農民困難的根源，也體現了農民被封建禮教毒害，被兵、官、匪、鄉紳、地主壓榨的現實。

看似“我”的存在無關緊要，其實有著很大的作用，起碼從敘事角度來說，可以采用第三者的角度敘述，具有全知全能的敘述方式，比較自由，可以隨便跳入跳出。因為“我”既是小說中的人物，可以推動小說情節的發展，可以在小說內部扮演一定的角色，又可以跳出事外，以旁觀者的身份來記述某些人和事，簡直是無所不能，但這種無所不能是敘述的自由，而不是真的無所不能。郁達夫的小說中也有一個“我”，《沉淪》中的“我”簡直有些齷齪，但那是時代壓抑的結果，反襯了當時時代的墮落與丑陋。倘若按照正常人的眼光來看，這些作品中的“我”大多辦不成什么事兒，而只是采用知識分子的態度來應對社會變故，應對社會上的人和事，最終一事無成，卻只是喊著悲哀，而且看到人性的壓抑和承諾。作家創作的時候，會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形象融入到小說中，會在小說中創造一個和自己類似的形象， 寄予了自己的社會理想和人文理想。《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有曹雪芹的影子，一事無成，不但科舉考試不行，而且很多事情放刁耍賴，和女兒們在一起廝混，還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正是這種有違常規的言語和行為具有了反封建的特性，但曹雪芹并不知道什么叫反封建，賈寶玉也不知道，只是反對當時的社會習俗，反對大家族的規矩，當然顯得比較刁鉆，有違常規。但他的身份在那里擺著，又可以被很多人容忍，最終出家為僧。

馬原的《虛構》中也有一個“我”，到麻風病人的村子轉了一圈，有著一定的奇特經歷，卻仍然沒有辦成什么事，但他在這個村子里轉了一圈，能活著出來，而且沒有染病，就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莫言的《蛙》中有一個“我”，既是很多事件的參與者，又是旁觀者，還是記錄者。小說記錄了實行計劃生育的姑姑的一生，當然“我”受到了巨大的傷害。這些小說中的“我”似乎根本辦不成事，只是有著作家的影子，做了忠實的記錄，寫了底層勞動者無力改變的現狀。“我”的作用其實是巨大的，并不在于辦成什么事兒，而在于記錄本身，哪怕什么事都沒辦，只是采用第三者的角度來記述一件事，也算是有了一個旁觀者的視角，起碼讓人們看到了更多事件發展的可能。他們往往是現實中的失敗者，總是有著性格方面的缺陷。越是這樣，作家寫起來越能夠發掘他們身上諸種可能，也越能夠把他們的形象塑造得豐滿，讓人們感覺到立體，而不是平面的單薄。人們常說，“失敗是成功之母”。寫成功者很容易，而寫失敗者就不太容易，其實寫失敗者是很容易的，因為失敗者身上有諸多悲劇因素，有很多發展的可能，當作家把這些可能還原出來，那么失敗者就會引發人們的同情和憐憫，進而產生悲劇效應，更能夠持久地打動人心。

文學作品中出現的經常辦不成事的人就是一面鏡子，既可以映照出作家的理想，也可以映照出讀者的心態。很多人讀同樣一部作品，會產生不同的感觸。讀《水滸傳》，有人喜歡宋江，有人喜歡李逵，有人喜歡林沖，有人喜歡魯智深，有人喜歡盧俊義，有人喜歡燕青。側重點不同，經歷不同，感悟也不同。而文學作品中辦不成事的人算是一種文學形象，并非可有可無，而是一面鏡子，可以映照出讀者的心態。讀者可以喜歡，也可以不喜歡。但不管喜歡與不喜歡，這面鏡子都在那里，隨時等待人們去映照自己，似乎可以在鏡子里照出自己的楚楚衣冠，照出自己的靈魂。有人能從這面鏡子里看到自己，就是在文學作品中辦不成事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性格，看到自己的經歷，看到自己的喜悅，看到自己的悲哀。很多文學作品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塑造了那些辦不成事的人，而且把這些人當成了一面鑄造人心的鏡子，會讓很多人獲得同感，也就是很多讀者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產生了強烈的情感共鳴，當然覺得這樣的作品是最好的。

看來，文學作品中出現經常辦不成事的人是正常的，因為文學本身就是超功利的，而這些人活在世上也是超功利的，已經成了鑄造人心的鏡子。似乎人生也是超功利的，只不過人們賦予了人生以各種功利意義而已。文學已經揭示了人生的超功利意義，其中辦不成事的人似乎在游戲人生，已經超越功利意義，在思考，在選擇，在直面人生的無奈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