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們做著同樣的工作，卻拿著更少的錢。” 一位匿名國際博士后這樣吐露心聲。在美國，大學常常將 “多元化” 掛在嘴邊，可為何國際博士后卻面臨薪資更低、晉升更難的困境？他們在美國的科研道路上，究竟有著怎樣的機遇與挑戰？2024 年發表于《Research Policy》的論文New evidence on international postdocs in the US: Less pay, different experiences，通過實證分析，為我們揭開了這層面紗。接下來，讓我們深入了解這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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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的學術浪潮中，國際博士后在美國的科研體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博士后是科研產出的主力軍。他們帶來了多元化的視角和創新思維，有力推動了科學知識的傳播與應用。數據顯示，美國約70%的博士后擁有海外博士學位；美國大學中，69%的非教職、非學生STEM研究人員為博士后，他們貢獻了86%的科學出版物。然而，盡管國際博士后對美國科研至關重要，但關于他們的系統性研究卻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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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該研究利用2017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早期職業博士調查”（ECDS）數據，涵蓋了在美國碩士或博士學位授予學術機構和聯邦資助研究與發展中心（FFRDCs）工作的、獲得博士學位后10年內的人員。研究樣本限于2801名當前處于博士后職位的受訪者，分為四組：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擁有美國學位）、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擁有國外學位）、臨時居民（擁有美國學位）和臨時居民（擁有國外學位）。

研究者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來描述學位/居民與薪資等結果之間的關系：

yi=α+β1D01+β2D10+β3D11+γ’'X+εi

其中yi是一個因變量，代表各種結果（薪資、福利、工作時長和經歷等），X是控制變量矩陣。虛擬變量D01、D10和D11分別表示擁有外國學位的美國居民、擁有美國學位的臨時居民以及擁有外國學位的臨時居民。研究者通過控制基本構成因素，即研究領域、獲得博士學位后的年限（以二次項形式）和性別，來描述這四類公民的身份/學位等結果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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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發現

一、控制基本變量下國際博士的博士后經歷差異

1. 薪酬差異顯著

在控制研究領域、性別和博士后年限后，臨時居民博士后的收入顯著低于美國公民博士后，其中國外培養的臨時居民博士后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的收入比美國學位居民博士后少 6.8%，美國培養的臨時居民博士后收入也比擁有美國學位的居民低 4.8%(p<0.001)。即便排除最高和最低收入的極端樣本，這種差距依然存在。

2.工作時長

與 Hayter 和 Parker 在 2018 年的研究結果不同，該研究發現臨時居民博士后平均工作時長并不比美國學位居民博士后長。具體來看，國外學位的臨時居民博士后工作時長比美國學位居民博士后少 1.3%，美國培養的臨時居民博士后少 2.6%。工作時間少，相應薪水也低，

3.福利待遇

國外學位的臨時居民博士后在福利待遇方面與美國學位居民博士后差距較大。在帶薪休假、病假和健康福利的獲取上，他們的比例更低，分別少約 6%和 3.7 %。而且，在科研項目參與（如申請基金、教學）和職業發展支持（如導師指導、外部合作）方面，他們也處于劣勢。比如，參與基金申請的概率比本土博士后低 10.4%，獲得導師職業指導的概率低 4%。

4.科研經歷

從贈款參與、教學參與、導師指導、與他人合作、出版支持、職業指導這六個方面衡量，美國學位的臨時居民博士后的參與度低于美國學位居民博士后。不過在導師認可方面，不同類型博士后沒有顯著差異。

二、添加控制變量后居民/學位組間差異

1.控制匹配質量

控制匹配質量是指在研究或實踐中，通過各種方法和措施來確保不同個體與工作、崗位、導師等之間達到較高程度的適配和契合。在該研究中，匹配質量指個體與工作、崗位、導師等之間的適配程度。研究發現，臨時居民博士后在找工作和導師匹配上存在困難，入職前對工作的了解也不足。在找工作方式上，外國培養的臨時居民通過個人網絡求職的可能性遠低于美國學位居民，而兩類臨時居民通過廣告求職的比例更高。在工作選擇原因上，臨時居民選擇 “與特定的人一起工作” 的比例更低，選擇 “為了聲望” 的比例更高，從事與自身研究和職業發展匹配度高的工作的可能性也較低。機構類型同樣影響匹配質量，擁有外國學位的臨時居民更集中在某些特定類型機構。雖然添加匹配質量控制變量提升了回歸模型的解釋力，但對縮小兩類博士后群體間的差距效果有限，甚至外國學位臨時居民的薪資差距還有所擴大。

2.生產力差異

研究引入了一系列生產力指標，如獲得博士學位以來在同行評審期刊上提交的出版物數量（提交文章）、在會議論文集中發表的論文數量、在會議上展示的論文數量（報告展示）、提交的專利申請數量，并控制了獲得博士學位后的年數。結果顯示，在未控制變量時，部分臨時居民博士后在研究生產力指標上表現更優，比如國外培養的臨時居民博士后在發表文章、提交文章和會議論文集發表方面更出色。但控制生產力變量后，臨時居民與美國學位居民博士后之間的差距僅略微減小，這說明生產力差異并非導致他們經歷差異的主要因素。

3.語言與文化障礙

語言和文化障礙也是國際博士后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研究發現，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的博士后在薪資、工作滿意度和職業發展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例如，英語為母語的博士后在獲得研究資助、教學機會和職業指導方面的比例更高。這表明，語言能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博士后的職業發展和工作體驗。此外，文化差異也可能導致國際博士后在與導師和同事的溝通中遇到障礙，從而影響他們的工作表現和職業滿意度。

4.政策影響

美國的簽證政策對國際博士后影響顯著。許多國際博士后持有的 J-1 簽證限制了他們在學術界以外的工作機會，H-1B 簽證的限制也讓他們在完成博士后研究后留美工作難度加大。研究表明，持有 J-1 簽證且必須離開美國的博士后薪資更低，在研究資助和合作方面的參與度也較低。這種簽證政策導致的勞動力市場扭曲，削弱了國際博士后的議價能力，使其在薪資和工作條件上更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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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啟示

通過分析博士后具體經歷與整體滿意度、期望達成度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臨時居民博士后在這兩方面與美國學位居民博士后雖無顯著差異，但臨時居民博士后的期望達成度略低。同時，研究還發現導師指導、為特定人工作及自身研究等因素與滿意度和期望達成度相關，這表明博士后和導師的關系會影響體驗質量。

利用 ECDS 數據，研究人員對比分析 “是否計劃永久留美” 等問題后發現，高薪資、導師認可等積極經歷會促使博士后改變計劃選擇留美，而整體滿意度和期望達成度與改變留美計劃呈負相關。此外，在美國停留時間越長的博士后，越容易改變最初離美的意向。

通過該研究，為改善國際博士后的處境，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

1. 改善簽證政策

當前，國際博士后因簽證限制（如H-1B名額有限、J-1回國要求）而議價能力不足。政策制定者可考慮擴大STEM領域博士后的工作簽證名額，或豁免J-1簽證的回國要求，以增強其職業流動性。

2. 促進導師與博士后的匹配

國際博士后較少通過人際網絡尋找職位，可能導致匹配質量較低。大學和資助機構可通過提供旅行資助、建立導師匹配平臺等方式，幫助國際學者在入職前更好地了解實驗室環境。

3.加強職業支持

國際博士后獲得職業指導和科研合作的機會較少。大學可設立正式的職業發展項目，確保所有博士后（無論國籍）都能獲得平等的支持。例如，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的“科學導師計劃”可作為參考。

4. 提高薪酬與福利透明度

許多國際博士后對福利待遇缺乏清晰認知。雇主應明確告知薪酬和福利細節，避免因信息不對稱導致不公平現象。學術界和社會也可以加強對國際博士后的支持和關懷。通過建立國際博士后協會、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和文化適應培訓等方式，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美國社會，減輕他們的心理壓力和文化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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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全球學術人才流動日益頻繁的當下，博士后群體作為科研創新的重要力量，他們的經歷和發展值得我們給予更多關注。本文從獨特的居住身份/學位視角切入，借助嚴謹的分析方法，揭示了臨時居民博士后與美國學位居民博士后在多方面的經歷差異，并深入探討了這些差異背后的影響因素、與博士后體驗質量及留美意向變化的關聯。為我們展現了無數科研工作者的職業軌跡與人生選擇。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研究聚焦于此，助力構建更公平、包容的學術環境，讓每一份科研熱情都能在合適的土壤中綻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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