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弟弟去黑龍江，接受再教育。”
1968年，鄒雪生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是在自家北京的老房子里。沒有選擇的余地，也沒有猶豫。他只說了聲“好”，然后低頭收拾東西。那個時候，他才18歲。

這一去，是41年。

1968年，全國上下都在喊“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知青上山下鄉政策早在1962年就已經開始執行，但到了1968年，規模空前。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一批批青年被送往黑龍江、云南、內蒙古、貴州等地，作為“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鄒雪生，就是這波浪潮中的一員。

他沒有背景，沒有人幫忙“托關系”，于是便成了政策落實得最徹底的那種人。那年11月7日，他和弟弟一起站在永定門火車站，火車慢慢進站，廣播在不停播放“革命歌曲”，人群混雜著告別的眼淚和興奮的笑聲。

弟弟頭一次坐火車，興奮地問他：“哥，我們去哪？”
他回答：“北大荒。都是草地。我們要當戰士了。”

那時候，他們真的信。

火車搖搖晃晃地開了幾天，終于抵達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風大，冷，耳朵一會就凍麻了。落地的第一頓飯，是高粱米拌野菜湯。

“野菜”是什么？沒人知道。反正吃進去不死人就行。

那年冬天最冷的一晚，零下三十五度，鄒雪生和幾個知青一起上夜班，在采石場工作。風呼啦啦地吹，汗水一蒸就結冰，一口唾沫吐出去，砸在地上是清脆的一聲。

他沒抱怨。他記得，自己告訴弟弟：“到了這兒，我們就是兵團戰士。”

可沒過多久，副團長找到他，說：“你弟弟太小了，送回去。”
弟弟回了北京，他留在了北大荒。

白天干活，晚上學習。讀書，是知青們僅有的精神慰藉。

《資本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巖》……什么書都看，只要能搞來。一本書能輪十幾個人傳看，角都卷了、紙都破了，大家還小心翻著讀。

鄒雪生的朋友葉明，就是在這樣的夜晚認識的。性格豪爽，說話帶著北京腔，總是開玩笑說：“今天又沒敢看那姑娘一眼。”

姑娘是北京來的，長得漂亮。后來兩人談戀愛了，但終究沒能成。姑娘回了北京，父母堅決不同意她再和一個“黑土地上的知青”談戀愛。

葉明哭了一整晚。鄒雪生陪著他，一句話沒說。

1970年代末，知青開始大規模返城。連里原來好幾百人，慢慢地人越來越少。有人走了，有人調走了，有人調不走，留了下來。

鄒雪生沒走成。

原因很簡單——北京的戶口沒了，單位沒有，“家”也沒有了。他成了“編外人員”，找不到歸屬的那種人。

1979年，他娶了一位本地姑娘，生了一個女兒。婚后日子很苦，冬天燒不起煤，連種子都吃光了。夫妻還是離了婚。他一個人帶著女兒長大，女兒初中畢業后去深圳打工。他學了點修電器的手藝，靠在建筑工地打零工維生。

從北京知青，變成了北大荒的“本地人”，花了整整三十年。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幾天，鄒雪生在一個工地干活，滿身塵土，手機響了。

是葉明。

“奧運會完了，我就去看你。”

那一刻，他愣住了。不是不感動，而是太久沒人這么跟他說話了。老戰友還記得他。

9月14日，葉明真的來了，帶著幾個老知青，穿過一片片玉米地，找到他簡陋的房子，一開門，說：“我們好想你。”

他哭了。

那一刻他明白，有些人是走了，但心沒走。

回到北京后，葉明和妻子商量：“得想辦法把老鄒接回來。”

說著容易，做起來難。鄒雪生的戶口已經丟了，單位檔案也找不到，北京沒他的位置，也沒人愿意給他辦退休。

葉明一家不是有錢人。普通職工，拿著一般的工資，卻開始一項耗時耗力的任務：為一個“無名知青”找回身份。

他們跑“知青辦”，翻檔案，找勞資科，寫證明，蓋章。整整兩年時間，一點點啃下來。

2009年夏天，準遷證終于批下來，戶口可以遷回北京了。

2009年7月23日，鄒雪生回到了北京。

那天，一群老知青為他接風，每人塞給他一千塊錢。他拿到北京戶口本的那一刻，眼淚一直掉。

“我41年前走的時候，是個孩子；回來時，成了老人。”

他女兒也回來了，父女倆一起去了天安門。他對女兒說：“今天是爸爸的生日，以后咱們就這天過生日。”

“葉明是一輩子的兄弟”

多年后，鄒雪生已經七十多歲。他住在北京，但不忘北大荒。閑了就翻舊照片，說起葉明，眼里總是泛著光。

“他不是領導，不是老板，就是普通人。他能幫我，靠的全是心。”

現在，他每天早晨都出門遛彎，看看北京的街景，看看廣場上的老人。他覺得生活挺好，不求別的，只求安穩。

他說：“我沒什么大志了。活著，挺好。能活在北京，更好。”

知青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不是被定義的一段政策，而是一群真實的人，有血有肉，有記憶、有青春。

鄒雪，代表的是那一代人：走出去，是國家的需要；留下來，是生活的無奈；回來，是朋友的恩情。

時代走得太快，很多人已經不記得“知青”這個詞了。可他們真的在那片土地上，灑過汗、流過淚、過過苦日子。

參考文獻：

鄒雪生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