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根據筆者閱讀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回憶錄《四海為家》所做的筆記整理而成。全文已經發表在《比較》2025年第2期，本號刊出時對標題做了微調。感謝吳素萍老師抬愛，也感謝諸多同仁的鼓勵與鞭策。

文|羅衛東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最近將20世紀著名社會科學家、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回憶錄《Home in the World》翻譯成中文出版了，書名譯成《四海為家》。這個譯名雖然也說得通，只是還不能完全傳達原作者想要告訴讀者的本意。可能是因為在中國的語境中，更確切地說，以我個人的認知習性，“四海為家”總讓人不由得聯想到某種較為被動的人生境遇，少了點安居的意思。通讀全書，森想要表達的意思是，文化間的差異是需要有一種多元主義的寬容理念去包容的，他本人生在孟加拉，青年時代負笈英倫，在劍橋大學深造，然后又短時間返回他的祖國印度任教，不久被美國頂尖大學禮聘任教，期間他還兼任多家大學的客座教授，還一度被印度政府任命為重建的世界最古老大學——那爛陀大學的校長。由于譚云山及其兒子譚元的影響，森對中國傳統文化也頗有興趣和體認。在30歲之前，森的認知世界里，已經兼容了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他既看到了文明之間的差異，更認識到其中的共性。他作為一個生長在印度，深受泰戈爾影響的東方人，在西方文化中也是如魚得水，有不少穆斯林朋友和中國朋友。通讀全書，就會明白森之所以用《Home in the World》命名這本回憶錄的理由。

他這本書只寫到20世紀60年代，他本人的而立之年就止住了。此種文本處理的做法，雖令讀者意猶未盡，但也道出了森內心的真實意圖，那就是自己的心靈在30歲就已臻成熟。

森的“四海為家”，準確地說，就是“世界之為家園”，或“世界是吾家園”。他以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價值觀講述自己如何在內心化解了文化差異，實現了認識上的融會貫通。尤其是他在成長過程中，親身經歷了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之間尖銳對立乃至暴力沖突帶來的社會動蕩，認識到宗教極端主義的危害，他極力主張多元文化和宗教寬容，而他價值觀深層的基本立場是由佛學奠基的。森對佛教的認同發自內心，這也可以理解他對于能夠擔任那爛陀大學校長一職，至感榮幸，盡管這所大學的復建以及后來的命運并未如他所愿。

0 1

森在學識和智識方面的基本性格，早在少年時代之前就已經被塑造了。

他兒童和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是極為獨特的，很少有類似的案例。首先就是印度的文化巨人泰戈爾作為森的長輩，對森產生了持續一生的巨大影響。雖然，泰戈爾在1941年，也就是在森8歲那年就去世了，但他秉持的世界觀則像是一顆種子，播進了幼小的阿瑪蒂亞·森的心田。關于這一點，森這樣寫道：“我非常喜歡他這么一個慈祥的老人，他似乎喜歡跟我說話。我那時聽大人們說到他的許多想法的重要意義以及他的創造力，而我對這些東西充滿了好奇。我覺得我本來就應該多加關注這位令人欽仰的長者，但是我以前沒有這么做，于是我決心以后加深對他的了解。于是，就在泰戈爾去世后，我開始專心致志地探尋他的思想，而這種密切的接觸使我終身受益。”（《四海為家》，第42頁） “特別需要說明的事是，他突出強調自由和訴諸理性的重要意義，使我開始嚴肅思考這些問題，而在我長大一些以后，這兩點對我變得越來越重要。我發現，在關于教育增進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的作用這一論題上，他的理念特別富于真知灼見，令人信服。”（第42—43頁）

8歲那年，森進入了一所很是奇特的學校讀書，這是一所由泰戈爾創辦于1901年的名為“圣蒂尼克坦”的基礎教育機構。泰戈爾之所以創辦這所學校，就是因為他本人厭惡當時標準的印度教育，希望用與之不同的理念，即“開放”“多樣性”“自由推理”等等來辦一種新的教育。受這一教育理念的感召，學校延攬了來自世界各地、各種文化體系中的有識之士擔任教學和教育管理工作，其中包括印度本土的著名比較宗教史學家，也是森的外祖父克希提·莫汗、印度最重要的畫家之一南達拉爾·鮑斯等。印度以外的教師中，有來自中國的佛教哲學家譚云山，來自法國的歷史學家和印度學家西爾萬·列維，來自英國的農學家和慈善家埃爾姆赫斯特等等。這些人不遠萬里來到印度東北部的一個小鎮，拿著菲薄的薪水，興致勃勃地教書育人，皆因為他們認同泰戈爾的教育理念，與泰戈爾抱有同樣的教育目標。

泰戈爾（1861-1941）

泰戈爾不喜歡生活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壁壘，他特別樂于見到，一個學生即便在可以看到和聽到外部世界時，也能聚精會神地學習，這種能力是可以培養的。他認為，能夠用這種方法學習，就表明了一種避免將教育與人生隔絕的承諾。所以，這所學校是沒有圍墻的，除了下雨天或者必須在室內完成的實驗課，上課都是在戶外。學生每人帶著一個小墊子，在預先指定的某一棵大樹下席地而坐，老師則坐在一把用水泥制作的椅子上，面對學生，身邊是黑板或者講臺。這樣的上課經歷，造就了森在此后的一生中，可以無視任何喧囂的外部環境，即使在熙熙攘攘的火車站或者機場登機口排隊的人群中，他也可以專心致志地工作。這是一種令旁人十分驚訝的能力。學校老師早就告訴過他，戶外教學會賦予學生免于輕易分神的定力。當然，在這種以天地為教室，與自然沒有任何阻隔的教室里上課，其積極的意義并不只是培養了學生抗外部干擾的定力，更重要的是貫徹了真正開放和共享的教育理念。泰戈爾不希望學生的思想被禁錮在自己的社群之內，無論是宗教社群還是其他社群，也不喜歡讓學生的思想受到自身民族性的制約。泰戈爾本人摯愛孟加拉語言文字，卻不喜歡被約束于這個單一文學傳統之內，他激烈地批評民族主義。在泰戈爾看來，這不僅會導致一種學究般的愛國主義，而且會導致對世界其他地方學問的忽視。

圣蒂尼克坦不僅沒有固定的教室，甚至也基本不考試。即使有考試也基本不看成績。但這所學校里卻有著極為活躍的課堂討論，學生天馬行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能從印度傳統文學跳到古典的乃至當代的西方思想，再轉向中國、日本、非洲或拉丁美洲。這所學校對多樣性的弘揚，也與當時印度學校教育普遍存在的勢力強大的文化保守主義形成了鮮明對照。森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個學校能夠給于像圣蒂尼克坦這樣的樂趣，是我從來不曾想象到的。在決定做什么時有這么多自由，有這么多對知識充滿好奇心的同學可以交談，有這么多和藹可親的老師可以接近并提出與課程無關的問題請益，而最重要的是，幾乎沒有需要強制遵循的紀律，也完全沒有嚴厲的懲罰。”對這樣的學習生活，森的感受是：“妙不可言”！（第47頁）我想，對幾乎所有的孩子來說，這樣的學校生活，也會讓他們心馳神往吧。

森一生中最重要的智識就是在這所與當時體制化的印度學校迥然有別的學校獲得的。這所學校對森的影響持續一生。不僅森本人，凡是在這所學校受過教育的，無不對其贊賞有加。印度大導演拉伊這樣說道：“我認為，我在圣蒂尼克坦度過的三個春秋，是我人生中最有收獲的時期……圣蒂尼克坦破天荒第一次讓我大開眼界看到了印度和遠東藝術的輝煌。在此之前，我完全處于西方藝術、音樂和文學的影響之下。圣蒂尼克坦是我成為現在這樣融通東方和西方的產物”。

1914年，一位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的旅行者喬·馬歇爾慕名造訪了圣蒂尼克坦，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精辟地總結了這所學校的特殊品質：“它的教學方法的原則是，在一個一切平和且自然的力量顯而易見的環境里，個人必須絕對自由而愉快；于是就必須有各自精于藝術、音樂、詩歌和各門學問的教師隊伍；功課定時講授，但不是強迫性的，而在樹下上課時，男孩子就坐在教師腳下；每個擁有不同天資及稟性的學生，都是被適合自己的才情及能力的學科自然吸引而來的。”（第51頁）

森自8歲進入圣蒂尼克坦學校讀書，一直到18歲離開這里去加爾各答管區學院讀大學，他在這里待了整整十年。正是這十年的時間里，學校全面而深刻地塑造了森的志趣、氣質、品格甚至某種程度的見識和品味。在所有影響中，森最在意的是這所學校給予他的自由和理性的感受。他這樣寫道：“隨著我在圣蒂尼克坦所受教育的推進，關于行使自由必須與思考能力同步發展的理念，對我而言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如果你擁有自由，你就會有行使自由的理由，而且即便什么也不做也是對自由的行使。隨著我在學校歲月的延伸，對學生進行自由推理的訓練，似乎成為泰戈爾在自己的這所非同尋常的學校試圖大力推進的事項之一。自由與理性相結合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義，已與我終生相伴。”（第52頁）

確實，只有自由而理性的教育，才會帶給孩子自由而理性的品行，并形成自由而理性的習性。如果說在圣蒂尼克坦的教育讓森開始明白了自由與理性兩者必須相伴相生，那么在他后來所做的很多學術研究工作都是意圖給兩者結合的學理提供一種科學的論證。他為此出版了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理性與自由》。無疑，他作為社會科學家，一輩子最大的學術貢獻也是集中在這個領域之中。他之所以能夠聚焦這個問題并進行了長期的探索，思想的種子就是少年時代在圣蒂尼克坦學校播下的。好的教育能真正成就人的非凡。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這所學校，森通過學習梵文以及梵語文學，深刻體悟了古代印度的思想，開始深入佛教哲學，并確立了對佛教的信仰，他雖然沒有被允許登記為一名在冊的佛教徒，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佛教真理具有了超越一切具體真理的地位。大約在森11歲左右，外祖父給了他一本關于喬達摩的小書，他當時就為佛陀說理的清晰以及他對任何說理對象都能夠做到平易近人而完全折服。“隨著年齒漸增，我對佛陀的信仰得到深化。”

森自己在回顧這段精神成長之旅中談到被佛陀深深感動的幾個理性的原因。首先是佛陀在論證一個觀點時的理性，他的每一個道德結論，比如眾生平等、慈悲為懷等，都是說理的產物，所以，佛陀顯然具有邏輯科學的特性，這是很多其他信仰體系不具備的一個特點。其次就是佛陀具有普通人的情感，有著與普通人同樣的憂患意識，因此，不同于大多數宗教領袖，佛陀與世間百姓是沒有心理距離的。第三就是佛陀不是空談信仰的道理，而是將關切點轉向了實際行動。“佛陀改變了一個宗教問題，使之從‘有神嗎’轉而成為‘我們應該如何行事’，森認為這一點是具有極大意義的，佛教是一個敦促信眾普施善行的行動理論，而不是停留在口頭和文字上的說教。

佛教吸引森的最后一點就是它的倫理學方法與社會契約論的迥然不同。佛陀主張，行善是不應當帶有交易性質的，人們有單方面做自己認定的善事的責任，即便他人并不因此給予回報，或者他人拒絕行善的責任。佛陀主張的道德行為是無條件的。這最后一點，森認為是與耶穌基督提出的主張相似的。森由此也認識到一切文明的信仰的最核心部分總是想通的，那就是某種無差別的普世主義的仁愛信念（責任）。

影響森的社會理念的，不僅有佛陀的思想，還有印度古代的一系列文學作品中給予他的啟發。其中公元4世紀的一部名叫《小推車》的戲劇尤為重要。這部戲劇宣示了兩個重要的道理。首先，每一個人都是有多重身份的，不能將人的認知限定在他的單一身份上。森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經歷了宗教極端主義者將信徒的身份置于一切之上并且以此綁架人的道德認知的普遍現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常常因此相互攻擊乃至發生嚴重的暴力沖突。森對這一切深惡痛絕，他將此歸因于極端主義者的單一身份認知局限。森因此開始思考，對于一個和諧社會而言，破除單一身份認知而建立以人為軸心的多身份認知的思維習性的重要性。

從《小推車》中，森體悟到的第二個重要道理是，不能籠而統之地談“正義”。他開始認識到，有兩種意義上的正義：一種是分類學意義上的基于規則、規范、制度的正義；一種是基于普遍正理的正義。前者以獎勵或者懲罰作為對遵守或違背制度的反饋，以此體現正義，而不問這樣的制度是否符合“正理”。森認為，我們必須從體現“正理”的正義所具有的更為廣闊也更為包容的世界視角，來對現行的制度、組織和規則進行審視和評估，而不是只認同并服從于它們的實際力量。弱肉強食，大魚吃小魚，這是動物界的規則所允許的正義，但這樣的所謂正義不是人類社會該有的正義。同樣，在人類社會演化的過程中，不同時代也有不同的制度規范，因此，從歷史主義角度看的正義，也是暫時的，要由是否符合正理來加以評估。“正理意義上的正義的實現，不單純是一個判斷制度和規則的問題，而是一個判斷社會本身的問題……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不是遵循舊規則和神圣的慣例。”（第132頁）在閱讀《小推車》這部杰出的古印度戲劇的六十多年以后，森寫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正義的理念》。

《四海為家》中森對圣蒂尼克坦學校生活的回憶情深意切，我以為是全書最出彩的部分，也最值得中國教育界同行好好讀一讀。

我之所以在這篇小作中用了相對較多的文字復述森在圣蒂尼克坦這所學校的經歷，是因為如果我們不了解森成長中的這個年齡段在這樣一所學校所受的教育，便不能深入了解森在以后的人生經歷中一直秉持的基本價值觀、待人處事的多元包容心以及重大問題意識的起源。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圣蒂尼克坦獲得的精神財富和學識影響了森的一生。

森對政治的興趣，也是在圣蒂尼克坦學校培養起來的。作為一個孟加拉文化滋養下成長起來的少年，孟加拉文化與印度文化的關系、英國（宗主國）和印度（殖民地）的關系、印度教與穆斯林的關系……所有這些在森的少年時代都盤根錯節，糾纏在一起，彼此難分難解，而又離心離德。整個印度次大陸陷在宗教、民族、國家、文化之間的歷史矛盾和現實利益沖突的泥沼之中，為國家尋求出路，是當時印度各類精英分子為之殫精竭慮夙興夜寐的當務之急。森目睹了他的祖父和父輩們秉持各自的信念前赴后繼，顛沛流離，為探尋印度的出路而付出心血和犧牲。從20世紀之初，一直到印度獨立，從甘地和泰戈爾這兩位國家級的精神領袖到一般知識分子，價值觀的差異、分歧和對立，左右著不同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森見證了這個過程的若干重要事件。這讓愛思考的森專注于社會選擇這個一生都在探研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支撐他思考這個重大問題的思想資源，除了佛陀、印度古代的文學經典外，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是第三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他接觸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大學階段。

02

1951年，18歲的森進入了加爾各答的管區學院就讀，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這所建于19世紀中葉的大學在經過大半個世紀的建設后，已經成為當時印度的名校，曾經有一大批名師在這里任教，培養了包括森在內的一大批杰出的學生。管區學院名師云集，學術和教學都名重一時，森在這里如魚得水，學到了如何質疑，如何講課，如何審視自己的學術興趣并做出好的選擇。除了從老師那里、從課堂學習，在咖啡館里進行的交談、辯論則從另一方面豐富了大學生活，獲得了成長所需的另外一種類型的新刺激。“咖啡館里的交談占用了我幾乎與課時一樣多的時間。”（第261頁）不同于學校里面的正規體系的學習，咖啡館里發生的數百次討論（爭論）常常是與政治、社會的現實問題有關，而與學習的主題毫無關系。“我無法充分描述我從其他人那里學到了多少東西，他們大多數是同學，經常告訴我他們讀了什么書，用別的什么方法發現了什么，包括他們聽演講（涉及不同學院的各種學科，從歷史與經濟學到人類學與生物學）的收獲。不過，除了知識片段的直接傳送之外，還有志同道合的同學在一起爭論的非凡影響，我們會就某個問題的理解和看法展開辯駁，相互砥礪。”（第262頁）這所咖啡館的非正規教育功能甚至被森同時代就讀該學院的著名同學，杰出的歷史學家拉伊喬杜里不無夸張地評價為：“我們中的一些人的全部教育，都來自常去那所學府（咖啡館）的同學”。

雖然森在這里只待了兩年時間，但他確立了自己一生的學術志趣，就是轉向經濟學研究，并致力于以經濟學真理去造福社會。在這里，森接觸到阿羅的社會選擇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希克斯的新古典經濟學。就這樣，他在一個領域中兼容并蓄了多個學派的思想資源，為此后進入劍橋大學，與那些20世紀最重要的學者開展教學相長做好了十分有意義的鋪墊。在這兩年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森與馬克思學派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相遇。森在《四海為家》一書中專辟第十三章“如何理解馬克思？”談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據我所知，在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回憶或傳記文中都是未曾見到過如此重視馬克思理論的，因此值得展開談一談。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正是在森將要就讀大學的時代，加爾各答的知識界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置身于這樣一個場域，森應該是閱讀過不少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來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作品，甚至于《德意志意識形態》《哥達綱領批判》這類相對小眾的馬克思經典，森也熟悉。森在很早的時候應該就看過不少馬克思學派的作品。“我在少年時期也開始對馬克思的思想產生很大的興趣……主要是因為我在馬克思的作品集中發現了一些在我看來十分重要而且可以細致論述的概念。除他向世界揭示的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外，圍繞馬克思展開爭論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森在這里提到的馬克思理論中一些十分重要的概念，自然包括了勞動價值論，特別是利潤、剝削這樣的概念。在思考這些概念時，森閱讀了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劍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莫里斯·多布的《一種價值論的必要條件》這篇名作，此前縈繞于腦海中的關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一些疑問被冰釋，由此他對多布佩服之至，并一門心思想要跟隨多布學習（第276頁）。在學習和思考馬克思學說的過程中，森對馬克思思想中缺乏一個系統政治力量。研究這一點頗為奇怪，也深感遺憾，比如對國家、民主、政體，特別是對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實際政治安排，馬克思語焉不詳，似乎缺乏興趣。由此，他也發現了自己的學術工作與馬克思相銜接的可能性存在于社會選擇這個問題域之中。

馬克思的理論到底有何新穎之處？森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解讀相當獨特。略舉幾處：

第一，勞動價值論雖然不是一種近似的、粗糙的價格理論，但確是一種獨特的、有意義的描述理論，即專注于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勞動參與視角，這一視角在主流經濟學中被日益忽視，以至于形成了對勞動與資本功能的極不對稱的態度，即重視資本而忽視勞動。森從馬克思極端關心一切社會過程（生產過程）中人的作用這個角度去理解何以勞動價值論沒有過時。這是一種規范性的理論，有著自己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關聯”（韋伯意義上）。所以，勞動價值論的意義到底有多大就取決于我們試圖強化哪個視角（第276頁）。

第二，盡管馬克思對政治組織的審視沒有充分展開，但他對選擇自由很感興趣，“馬克思確實對選擇自由的重要性了然于胸，也非常明白它對于人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的必要性——這一點幾乎毫無疑問”（第278頁）。由此，森也在理念上進一步親近了馬克思。

第三，馬克思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雖然不具有即時的普遍可行性，卻是具有巨大道德力量的理念，而且在20世紀的歐洲，正在被運用于少數事關人類公平的重要領域，比如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歐洲福利國家的整個概念是以忠于按需分配原則為基礎的”（第281頁）。

第四，馬克思強調人類的多元身份是重要的。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嚴厲批評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在詮釋“所有社會成員的平等權利”時，把人只當作一個從事生產的勞動者而對此人的其他方面及其身份視而不見的做法。“只當作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作別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馬克思主張必須從眾多不同的視角觀照人類，勞動者不可能是任何人的唯一身份。“馬克思于1875年在一場正在進行的辯論中不過隨意而說的一句話，對于強勁左右我們自己這個時代的以身份為依據的沖突，顯然還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第282頁）。

第五，馬克思具有高度原創精神的“客觀錯覺”概念，以及他對與此相關的“虛假意識”的論述。馬克思認為，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由于自由交換而呈現表面的公平合理關系就是客觀錯覺的一個例證。市場給人以等值公平交換的印象，所有生產要素都參與了積極的生產過程因而都是生產性資產都應該據此獲得報酬等等，也都是“客觀錯覺”。這類客觀錯覺是應該經過嚴謹的合乎邏輯的分析批判予以去除的。馬克思自己所做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做了這項偉大的工作。森承認，馬克思關于客觀錯覺的理念，“對我青年時代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對我理解階級和性別不平等大有裨益……隨著我大學時代的推進，我對旨在增進公平的政治變得越來越有興趣，并用一些時間來查看客觀錯覺的實例，尤其是工人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里因受誤導而失于看清他們所受剝削的實質”（第284頁）。森在后來關于不平等問題的卓越研究，不能不說是早年閱讀馬克思著作而埋下的思想種子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產物。

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森很早就注意到了如何不掉入機械唯物史觀的思想陷阱，在這方面，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作品給予了他極大的幫助，霍布斯鮑姆因而也成為森心目中當代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經濟學家莫里斯·多布和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都是當時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又都在劍橋大學任教，這也讓劍橋大學成為森極為向往的大學，是他最希望去深造的大學。天隨人愿，不久以后，森收到了劍橋大學的錄取信，得以跟隨多布學習，并且與霍布斯鮑姆成為密友。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1917-2012）

加爾各答的管區學院，特別是咖啡館，讓森成為一個精神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出于對馬克思思想的高度推崇，森對偉大的、曾經具有極強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的衰退深感憂慮不安。從后來森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馬克思思想，又在多大程度上努力摒棄馬克思主義中的那些公式化的教條。最重要的是森試圖通過公共選擇研究彌補馬克思政治學說中的一些缺環。“我認為，在我們今天的世界上，要充分理解馬克思的一些在應用中最富于成果的理念，例如條理清楚的描述范圍、客觀錯覺的意義、分配目標的多元化、理念與物質條件的雙重作用（雙向作用）等，就必須利用他的總體性思考，有時甚至需要利用他那些一帶而過的評論，也就是他公開發表的那些言論，而他只是非常簡短地說明了那些意見，往往不再繼續深入探討它們。”（第290頁）

劍橋大學吸引森的，當然不僅是因為他仰慕的多布和霍布斯鮑姆在那里工作，他之所以選擇三一學院作為自己的目標學院，一則是因為曾經留學這里的表兄對這所學院極力夸贊，二來也是因為這所學院在歷史上有著太多的杰出人士，從自然哲學家牛頓、詩人丁尼生和拜倫，到數學家哈代和森的印度同胞英年早逝的天才數學家拉馬努金，再到羅素、摩爾、維特根斯坦這些名聲顯赫的哲學家，可謂群星璀璨。他們對一心成為學術英雄的年輕的森而言，都是巨大的榜樣。當然，這些還不足以讓森堅定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讀書的決心。以他自己的說法：“當我發現莫里斯·多布和皮耶羅·斯拉法都在三一學院時，下定決心的時刻到來了。”一想到未來有可能與多布、斯拉法和羅伯遜這幾位杰出的經濟學家一道從事研究，森的內心被自己的這個理想激動得無比興奮。“實際上，我的決斷是‘竭盡全力，奔赴三一”。（第314頁）

03

1953年9月，19歲的阿瑪蒂亞·森經過長達一個月的海上旅程到達英國劍橋，進入三一學院學習。對于年輕的森而言，這一切實在是如夢幻般美妙。進入劍橋大學這個學術圣地、思想熔爐，森得以和一大批杰出的學者交往，他在這里一直待到1963年。十年的劍橋歲月，森從一個來自英國前殖民地、懷抱樸素學術夢想的青澀本科生，成長為三一學院的博士、研究員和講師。森在《四海為家》一書中，對這十年的經歷做了濃墨重彩的敘述。在三一學院學習期間，多布是他的導師，斯拉法是他的學業主管，丹尼爾·羅伯遜是對他關愛有加的學術慈父，這三位政治立場和學術觀點多多少少存在差異但私交甚厚的朋友，對剛進三一學院讀本科的森十分看重，不吝賜教。多年后，森獲得留校任教的資格，又與這三位恩師成為了同事。20世紀最杰出的女性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對森的學業和研究方向也十分關注，雖然她與森的學術焦點不在一處。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劍橋，馬歇爾的得意門生阿瑟·庇古依然健在，帕西內蒂等一批經濟學家正值壯年，整個劍橋的經濟學科如日中天。在羅賓遜夫人的領導下，劍橋大學經濟系的一批凱恩斯主義者正在發起對美國波士頓新英格蘭的另一個劍橋的學術論戰，后者的領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薩繆爾遜和羅伯特·索洛。這次論戰圍繞資本轉型為題展開，英國劍橋態度強硬、咄咄逼人，而美國劍橋虛與委蛇，且戰且退。雙方在經過長達十余年的嘴炮之后，這場被稱為20世紀經濟學界最激烈也最無收益的兩個劍橋之戰也偃旗息鼓了。

瓊.羅賓遜（1903-1983）

森在書中對劍橋恩師群體的描述充滿了深情。丹尼斯·羅伯遜和彼得·鮑爾雖然在政治上是保守主義者，但他們的學問依然讓森很是欽佩。兩位老經濟學家對森這位在年齡上幾乎可以做其孫輩的年輕人關愛有加，不吝惜時間慷慨指導。至于多布、斯拉法這兩位頂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森對他們給予的悉心指導更是充滿了感恩之情。在森就讀劍橋期間，多布和斯拉法正在通力合作編撰《大衛·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這是一項標志性的學術工程，兩人對此傾注了大量心血，最后出版的成果也堪稱是經濟思想史文獻研究的典范。斯拉法是劍橋的一位思想巨人，他本人思想深邃，和維特根斯坦這位哲學怪杰之間有著特殊的友誼，對后者的學術影響很大，尤其是后期維特根斯坦更是從與斯拉法的交流中獲益良多。

皮埃羅.斯拉法（1898-1983）

這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本著極為嚴謹的學術態度，著述如晨星寥寥，一生的主要學術出版物，就是一本名為《用商品生產商品》的小冊子，以及在1927年發表的一篇分析不完全市場的具有重要原創性的論文。數量雖少，卻有開宗立派之用。其德高學厚，為一時之選。斯拉法的絕大多數時間和精力都貢獻給了與學術同行的交流，以及整理編撰葛蘭西文獻和李嘉圖文集。他從不愿意把任何不成熟的作品公開發表，身后以意大利語留下的筆記、札記以及文獻考證記錄數量龐大，可惜沒有得到應有的翻譯整理，長期在劍橋三一學院束之高閣。

作為森的學業主管，斯拉法負責安排森去見各位指導教師，還鼓勵森只要愿意就可以隨時去找他談話交流。“在1958—1963年期間，我們（森和斯拉法）幾乎每天午飯后都會長距離散步，經常外出到劍橋數里之外的科頓。期間幾乎無所不談。”斯拉法雖無意著述卻十分健談，他的話題包羅萬象，從經濟學和歐洲政治傳統一直到咖啡制作（意式超濃咖啡的萃取方法等），甚至還談到了他和葛蘭西之間的一些事情，特別是是兩人在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中關于戰略和策略的分歧。這樣的交談極大地擴展了森的見識和視野，也讓他深深地服膺于斯拉法的博學、深邃和作為極具獨創性且善于質疑的知識分子的氣質，以及善于與他人一道合力為宏偉的共同事業奮斗獻身的高尚精神。

在森自己著力開拓的社會選擇理論這個領域，斯拉法也給予了極為重要的支持和指導，這些指導都是在兩人午后一起散步交談時完成的。要知道，在當時的劍橋大學總體保守和幫派化的環境中，一個來自印度的年輕經濟學家，要在這里獨自開拓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是何等困難。卡恩領導的三一學院學術委員會一直不批準森開設福利經濟學這門課的請求，因為當時還在掌控學術話語權的大部分老一輩經濟學家都認為福利經濟學在格拉夫發表《理論福利經濟學導論》一書后就被判了死刑，在本科開設這樣一門課已經沒有意義。甚至連羅賓遜夫人也建議森遠離福利經濟學和社會選擇這樣的選題，希望森跟著她做資本理論研究。

隨著森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迅速上升，尤其是多所美國頂尖大學對森的研究極有興趣，紛紛伸出橄欖枝意欲延攬的情況下，劍橋生怕森改換門庭而勉強同意他短時開設福利經濟學課程，但只是一個為森提供的特例。后來森離開了劍橋前往別處任教，接替他教職的米爾利斯（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出繼續開設福利經濟學課程，但這個要求還是被教授委員會否決了。他甚至被告知，這門小課程是對森的特別讓步，并不是經濟學教學的正規組成部分。在這樣的背景下，森對社會福利和社會選擇問題的探索，得到了斯拉法的支持就顯得多么難能可貴！這也顯示了斯拉法、多布作為偉大的經濟學教師具有的學術判斷力以及辨識英才的慧眼。多年后的1998年，森因為在社會選擇和經濟發展研究領域的重大貢獻而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科學獎，此時，多布去世已經27年，斯拉法離世也已經16年，我相信他們在天堂里應該為自己愛徒的成就感到無比欣慰。另一方面，森也沒有辜負這兩位良師對他的精心栽培，他以自己的杰出學術貢獻及所獲得的巨大榮譽報答了恩師在他身上所傾注的一切努力，表達了對恩師的敬意。

森在劍橋期間，越到后期越感到別扭和壓抑。劍橋的學術生態已經蛻變，黨同伐異，派系斗爭之風甚熾。新入的學者要么選邊站隊，攀附大佬，不然就只有自生自滅。森的價值觀不允許他涉足這種校園政治的泥沼，因此他的處境也就十分尷尬。

1960—1961學年，森和新婚妻子納巴尼塔申請去美國待了一年，很大的原因也是為了暫時逃離這個是非之地，換個環境調整一下。他被麻省理工學院聘為經濟系客座助理教授。學院坐落在波士頓市的新英格蘭地區劍橋鎮，這是另外一個劍橋，但學術氛圍、氣質完全不同于英國劍橋。老劍橋經濟學宗派分立，彼此攻訐，這讓生性平和的森很是厭倦；而在這個大西洋對岸的新劍橋，卻完全沒有宗派主義。這個包括薩繆爾遜、索洛、莫迪利亞尼、多瑪、費希爾在內的杰出經濟學家群體，幾乎每個工作日都會在教師俱樂部相聚，邊吃午餐邊討論學術。氣氛輕松活潑，將智力刺激與心態松弛結合得很好。在這種氛圍的激發和感召下，森得以有機會反思自己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學的理解。他很欣慰不再需要把經濟學視為不同思想流派之間你死我活的擂臺賽，而是不同方法均有用武之地的綜合學科。在這里，森認識到，對于經濟學而言，不同的方法依問題的情境變換而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均可以有效使用不同的分析工具來恰如其分地處理多種問題，有時需要數學有時則不需要，這個認識原本是英國劍橋經濟學派奠基人、偉大的經濟學家馬歇爾率先提出并堅持的，如今在它的發源地已經被人拋棄，反而在美國的劍橋生根開花。真是令人扼腕！

保羅.薩謬爾遜（1915-2009）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的訪學經歷讓森堅信，經濟學是一個比乍一看要偉大得多的學科。這給了森很大的信心和學術動力。森對自己學術能力的信心還來自于他在麻省理工學院期間，得到經濟學大神薩繆爾遜的信任。薩繆爾森在出差去華盛頓期間委托森代為講授一堂關于福利經濟學的課。森對此深感榮幸，也感佩于薩繆爾遜作為一位真正的科學家身上的只問真理、不問輸贏的精神。還在麻省理工學院訪學期間，森又收到了從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阿羅的親筆信，邀請他代替突然患病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巴蘭講授發展經濟學課程，森慨然應諾。此后，森與美國學術界的聯系就開了掛一般不斷擴展。先后擔任了伯克利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客座教授。與一大批活躍在美國的頂尖經濟學家交上了朋友，包括當時在伯克利任教的戴蒙德、海薩尼、喬根森、麥克法登、威廉姆森、班納吉等，這些人都先后成為諾獎得主。在哈佛大學，森和著名哲學家羅爾斯聯袂授課，也和阿羅、鮑爾斯等成為益友。

不同于當時的劍橋經濟學圈，美國經濟學界呈現出來的積極氣象和健康活力，都讓森認識到經濟學創新需要一種健康的文化。這種新文化最大的要素就是只認真理，而不認權威。而真理是在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學術共同體全體成員的認同和呵護下逐漸形成的共識。對權威的迷信、宗派主義以及對利益的屈服，是學術的大敵。經濟學的中心從英國劍橋轉向美國劍橋，這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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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33年的阿瑪蒂亞.森，如今已是92歲高齡，他漫長的一生既幸運又坎坷。在某種意義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有著和阿瑪蒂亞`森類似的經歷。都出生在英國殖民地，都是有色人種，都在青年時代負笈英倫，都受到過偉大老師的教誨，后來都在都做發展經濟學研究，都是左派經濟學家，都與自己的祖國保持著血肉相連的感情并盡一切力量服務于祖國的建設發展，他們也都獲得了經濟學最高榮譽——諾貝爾獎。不同的是，劉易斯是黑人，要比森大差不多20歲，在倫敦經濟學院讀書并留校任教。在成千上萬的殖民地知識青年中，他們脫穎而出，上升到了學術生態鏈的頂端，無疑是幸運兒，但外人可能很少了解到他們在奮斗過程中遭遇的困難，他們應該都經歷過一個邊緣人、“他者”在中心地帶遭遇的特殊文化困境。劉易斯的膚色、森的惡疾，都伴隨著他們的生命。若沒有強韌的神經、百折不撓的進取心和開放包容的心態，所謂的幸運也是不可能有的。這兩位可敬的偉大經濟學家，雖然長期在西方世界學習、生活和工作，但一直沒有改變他們的國籍。他們對自己文化的深沉之愛令人動容，另一方面他們也都展現出了普世主義的價值觀，以及以此為依據對歧視、迫害等不公正的抗爭。他們把大量精力投入服務弱者的事業之中，尤其是都借用戰后多邊國際經濟組織提供的平臺——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而殫精竭慮。

阿瑟.劉易斯（1915-1991）

1963年，阿瑪蒂亞.森年滿30，正值而立之年，他即將離開劍橋這個學術母體，返回祖國，去德里經濟學院教書。那時的森以為他的職業生涯將以祖國作為終身平臺（做夢也想不到在十幾年后會再次回到三一學院，而且是以院長的身份）。在離開英國到開啟在德里的新學期教學任務之間，他有幾個月的自由時間，利用這段時間他去了巴基斯坦拉合爾、卡拉奇，以及希臘的雅典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他去拜訪同學和朋友，他和新婚妻子在希臘度過了數周美妙時光，去看雅典城的巨大遺址，觀賞古希臘戲劇表演等等，伊斯坦布爾和拉合爾、卡拉奇這些城市讓他體會到了氣息濃郁的伊斯蘭文明。在返回已經離開了10年的祖國之前的這趟涉足多個國家的旅途中，森的“世界感”又有了新的內涵。

1963年，從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回到德里經濟學院擔任教授的阿瑪蒂亞·森，已然是衣錦還鄉。他人生中的第一個30年，是從圣蒂尼克坦這所獨特的學校出發的，經由管區學院的兩年本科教育，最后在英國的頂尖學府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完成經濟學專業訓練，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他的學習內容越來越學科化，越來越專深，關注的問題也由博返約，從最初的普世主義、人道主義，聚焦到社會選擇；另一方面，他的經歷則越來越國際化，從印度北部的小鎮，走到印度第二大城市加爾各答，再漂洋過海到英美這兩個資本主義最強國的中心部位。展現在他面前的世界越來越大，越來越先進。以圣蒂尼克坦為中心，森的人生經歷，不僅是空間半徑的不斷擴大，也是推理和共情半徑的不斷擴大。雖然文化多元和包容的世界主義理念是圣蒂尼克坦這所由泰戈爾創建的學校播下的種子，但對普世主義的學理智識和與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他者的共情實踐，則是離開圣蒂尼克坦后，在加爾各答、倫敦、波士頓、伊斯坦布爾、雅典、拉合爾、卡拉奇……等不斷積累，逐漸成型的。

《四海為家》寫到30歲就止筆，大概也是因為這一年的阿瑪蒂亞·森基本完成了此后構筑輝煌的事業大廈的基礎建設，對歷史的認知、對人類同胞的認知、對各種文明多元一體的認知……走向成熟和穩定，此后的森再也不會為了價值觀、意識形態等基本問題的現實沖突而焦慮糾結，30歲的他因為各種主動和被動的人生經驗完成了對偏見、分歧、沖突的超越，可以沒有精神上的后顧之憂全心全意投入到建設性的事業中去了。

森在全書的最后一章，再次返回到人類不同部分如何能夠實現彼此的相互理解、相互認同，如何解決觸目驚心的不平等問題，從而使得世界上的全體人民能夠像一家人一樣和諧地生活一起。在這里，他再次強調了自己之所以聚焦“社會選擇”這個重大理論問題的現實需求，他呼吁大家關注，在社會選擇問題上，世界各大文明體系內在包含的豐富思想資源，從佛陀主張基于普遍仁愛主義的無條件善行，到基于正理的正義，再到社會契約論和功利主義等等。他返回到了休謨和斯密這兩位最偉大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休謨關于人的明智（開明）與商業文化的關系、促進人類交往以健全同理心的論述，斯密的“公正旁觀者”的理論等等。這個時候，在森的內心，佛陀的慈悲、啟蒙哲學家的進步信念、馬克思學說對平等自由的憧憬和追求、經濟學倫理學關于社會選擇的思想碎片，已經融匯在一起，繪就了一幅關于美好世界的概念圖，此后就是通過學術推理去完成更加清晰而合理的設計圖，并且在有可能的情況下轉化為改進現實世界大型工程的施工圖。

“三十而立”，1963年，年滿30歲的阿瑪蒂亞·森，完成了智識上的成人禮。此后的人生就是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了。他的事業即將開啟一個全新的階段。

《四海為家》這本回憶錄以這個年份結束全書，恰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