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綸事業傳薪火 生生不息有斯人

——《馬寅初先生誕辰一百四十周年紀念文集》弁言

丁建峰（中山大學法學院）

經濟學是一門經邦濟世之學，經濟學家也常有經世濟民之志。然而，能夠經綸百代，引領群倫，雖閱盡滄桑，飽經磨難，卻窮且益堅，不墮青云之志，保持知識分子的正直與良知的經濟學家，并不多見。馬寅初（1882-1982）就是這樣一位真正的學者。他既是著名的經濟學家、人口學家，也是大教育家，先后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等職。他學識淵博，思辨敏銳，既有西方經濟學的深厚修為，又對中國經濟問題有著深刻的體認，其著作等身，暢行海內，可謂“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他敢想、敢做、敢說、敢笑，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率真坦蕩的人格魅力。2022年8月，在馬寅初先生誕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際，中國經濟學年會聯合中共紹興市委、紹興市人民政府在紹興市舉辦“人口、經濟與共同富裕”主題研討會，一時群賢畢至，佳作云集，足見薪火傳承，代有斯人，亦可見新一代經濟學人對事關天下蒼生的大問題的關切。此次我們將本次研討會的優秀論文，裒成一集，匯編出版。文集茲始，照例須有引言。筆者不揣固陋，從馬寅初先生的學思歷程、馬寅初人口理論的現代意義、人的發展與理想社會之構建三個方面，略加勾勒闡釋，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一

百歲人生：馬寅初的學思歷程及其啟示

馬寅初先生在他長達百年的生命歷程中，跨越了晚清、民國、新中國三個時代，在每個時代，他都敢為天下先，走在時代前列。付出了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創造了他人難以替代的成就。

在學術上，馬寅初教授深入研究經濟學前沿理論，為中國播下了現代市場經濟學的種子。他的《通貨新論》《中華銀行論》《中國關稅問題》《財政學與中國財政》《中國經濟改造》等一系列鴻篇巨制，是構建中國經濟學體系的拓荒式的理論成就。1新中國成立后，他轉而研究人口與農業問題，《新人口論》開風氣之先，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的主張。這些著作所體現的研究方法、求實精神、愛國情懷，直至今日，依然是我們效法的楷模。

在教育工作上，馬寅初老校長在北大主政期間，主持教學改革，注意理論聯系實際，推行學年論文與畢業論文制度，提出既要學習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也要吸收歐美進步文化科學，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更要不遺余力地整理傳授。他說，“學校里最重要的就是讀書上課，凡是有條件的人都應該到教學第一線去給學生們上課，并力求把課講好。在社會上的諸種罪惡中，誤人子弟是最大的罪過。”他倡導學術上的自由討論，鼓勵學生學好外語，吸收最新學術成果，鍛煉身體，儲備好“建設國家的本錢”。他常親自去食堂視察，細致入微地關心學生的營養狀況。他活力四射，坦誠待人，煥發出無窮的人格魅力。“聽馬校長演講可以年輕十歲”是北大人對馬老校長的衷心贊譽。2

在生活上，馬老心胸寬廣，隨遇而安，他長期堅持鍛煉身體，熱愛爬山，洗冷水浴，即使在人生的逆境中，他也不灰心，不消沉，積極樂觀，精神飽滿，從不為不公正的處境牢騷郁悶。在他身上，一點也看不到那種“內卷”“躺平”和“精神內耗”的影子。馬老經常說，“光明的信仰，鋼鐵的意志，大海的胸懷，是一個人生命力的基因。”“真誠、爽直的人，便極少有內疚、陰郁的折磨。” 據馬先生長孫馬思澤回憶：“在我們的記憶中，每天他都在精神飽滿地讀書看報、運動鍛煉，晚上他有時會寫作到很晚，而周末，則照例帶著我們這些孩子到公園或郊外去爬山活動。在他的身上一點也看不出有什么頹唐的影子，在逆境中他始終是開朗安詳的樣子。”3孔夫子說：仁者壽。馬老豁達的精神狀態，樂觀的生活態度，讓他度過了人生中艱難歲月，活到了一百零一歲高齡，笑到了最后。

馬寅初先生一生直道而行，坦蕩為人，不畏逆境，寵辱不驚，不說假話、套話，主張實事求是的學風，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粉身碎骨渾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間”的精神，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為后世留下了光輝的表率。

二

百代大計：人口政策、計劃生育及其反思

在馬寅初先生廣博繁富的著作中，最有影響力的應當是他關于人口與經濟發展的理論。馬寅初對人口問題關注很早，1920年代即發表過關于人口和生育問題的文章。? 1953年，中國人口突破6億，馬寅初敏銳地意識到人口增量的巨大及其帶來的經濟問題的嚴重性。1953年抽樣調查，人口每年增長2%，每年增加1200萬到1300萬，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由于人口過多，消費大，積累小，難以進行擴大再生產。新增人口中在工業中可以安插的不足十分之一，而大規模的機械化、自動化之后，吸納的新增人口比例更少。如果將新增人口主要安置在農業部門，那么平均勞動生產率將會低得可憐，而要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則需要進一步的機械化、電氣化，但迅速的人口增長勢必無法帶來豐厚的積累，從而使得農業技術的更新換代遙遙無期。“資金積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決‘資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難矣哉？” ? 從保障工業原料的供給出發，從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出發，也必須降低生育率。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很少，當時全國六億人口，平均每人不到三畝地，而這一問題是無法通過墾荒等手段解決的。“在一窮二白的中國，資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組織起來，利用它作為一種資源，不是沒有好處的，但不要忘記亦有人多的壞處。人多固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我國人口太多，本來有限的國民收入，被六億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響積累，影響工業化。因此，中國人口如繼續這樣無限制發展下去，就一定要成為生產發展的阻礙。”?

馬寅初還敏銳地注意到：要促進科技發展，必須控制人口。在當時的中國，資金積累有限，技術不發達，同時又人口過多，這就導致勞動力的密集投入，人們普遍相信“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辦事”。這一形勢是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的結果，但由此引致的政策慣性會導致體力勞動的比例長期偏高，這將極大地不利于科技事業的發展。“在科學技術愈發達的條件下工人的人數要愈少，科學家、設計師、工程師要愈多。這是社會發展必然的趨勢。反過來說，在科學技術愈不發達的條件下，工人的人數就愈要多，科學家、設計師、工程師就一定不會多，也不可能會很多。”“手工勞動的人多，科學家、工程師、設計師少，就拖住了科學向前發展的后腿。”?如果限制人口，資金積累會更加迅速，技術水平的提升也會更快，更主要的是，新增人口中會有更多比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當然，科學研究工作的成效，不僅在于從事科研的人口比例，而與科研體制和市場化機制密切相關，這卻是馬寅初未及討論到的。但馬老在六十多年之前，就考慮到了勞動力密集的“比較優勢”和“后發劣勢”，不得不說具有相當的預見性——這與他對現代經濟學的熟稔有著密切關系。

基于以上原因，馬寅初提出了“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的口號，并不遺余力地倡導計劃生育，“實行計劃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辦法”。但他所倡導的計劃生育措施不是強制性的。在《新人口論》的“幾點建議”中，馬寅初著重強調了三點：第一，做好人口普查和調查工作，建立人口的動態統計，在此基礎上確定人口政策。第二，依靠普遍宣傳，讓廣大群眾知道節育的重要性，并實際運用節育方法。倡導晚婚，“大概男子二十五歲，女子二十三歲結婚是比較適當的。”第三，普遍宣傳避孕，切忌人工流產。因為胎兒有其生命權，人工流產是殺生，且對婦女健康影響甚大。男子應當負起認真避孕的責任。?在另一篇演講中，馬寅初談到了行政控制的手段，但也不是強制性的，而是以經濟杠桿加以調控。“由國家制定法律，認為生、教兩個子弟最為合宜。主張生育兩人有獎，三人有稅，用收稅做獎金，二者收支相抵，取得平衡，國家既不需要增加負擔，又可達到節制生育的目的。”1?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發表之后，由于與當時的主流立場和社會氛圍相沖突，有人說他是借此為名發泄對國家的不滿、有人說他談論失學、失業問題造成了帝國主義和敵對勢力攻擊國家的口實。他本人遭到了多輪批判，其中全國性的大批判就有兩次，其問題從學術問題上升為嚴重的政治問題、階級斗爭問題。11但馬寅初并不畏懼，他光明磊落，襟懷坦蕩。面對周恩來、陳云和一眾親朋好友讓他做幾句檢討“過關”的善意勸告，馬寅初說，“我是為了國家民族利益提出控制人口問題的，如果只為我個人著想，我完全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管，在家享享清福就是了。”“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12馬老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對待“千夫所指”的批判，以有理有節的態度，站在學術的立場上對政治批判加以澄清。他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13在一個善惡顛倒、斯文掃地的荒誕歲月里，馬老最大限度地守護了學人的良知。

1960年代以來，新中國的人口迅速增長，1962-1970年，人口凈增長為1.57億，1971-1980年，人口凈增長為1.35億。1?如此龐大的人口規模和人口的爆炸式增長，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沉重壓力。中共中央、國務院多次出臺政策，逐漸推行計劃生育。1982年月，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馬寅初也被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擔任全國人大常委、北京大學名譽校長、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等職，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稱馬寅初為“中國節制生育之父”，可謂桑榆晚景，為霞滿天，百年未曾虛度，此生了無遺憾。

然而，幾十年后，中國的人口形勢又有了新的變化，1990年代中國的生育率已經明顯低于2.1的更替水平。進入21世紀，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降至1.5-1.6，開始逼近國際上的“低生育率警戒紅線”。2015年開放二孩生育政策后，出生率僅在2016年、2017年有所上升，隨后就迅速下降。2021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降至1.15左右，2022年生育率低于1.1,低于日本的1.3，這意味著未來中國將進入迅速的老齡化。1?2023年全國人口減少208萬人。1?時至今日，很多學者開始反思馬寅初的人口理論，認為人口存在“蓄洪”和“泄洪”的過程，如果“蓄洪”階段人口不足，則經濟發展將會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而將來也會更早地進入老齡化，“將馬寅初理論抬上神龕，意味著否定5億多生命的生存合法性！”1?

應當指出，目前我國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其成因十分復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矯枉過正”的強制節育政策或許是重要原因。在隨后的三十多年中，這一政策取向遲遲得不到糾正。“控制人口”無形中變為了束縛人們思想的另一種教條，由此導致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但另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缺乏一個“生育友好型”的育兒環境，導致年輕夫婦視生育如畏途，在當下的環境下，這一原因更加不容忽視。無論是八十年代以來的強制計劃生育，還是當下的育兒壓力陡增，在當年馬老撰寫《新人口論》時都是無法預料到的，而在八十年代初為馬老恢復名譽時，他已年近百歲，無法繼續完善自己的理論了。將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歸咎于馬寅初當年的《新人口論》，無疑是不客觀也不公允的。認為馬寅初的理論否定了五億人生命合法性的說法，也是不準確的。馬老認為要通過避孕和晚婚控制人口，但婦女一旦懷孕，即應優生優育，而不應進行人工流產。1?試問一個連人工流產都反對的人，又怎能否定五億人生命的合法性呢？

馬寅初的人口思想并不主張強制節育，也不提倡“一胎化”，而是主張采用溫和的手段，倡導人們自覺控制生育。如果按照他的思路來制定人口政策，我們的人口變化趨勢很可能會更加和緩，不太可能有猛烈的增長和下降。同時，馬寅初指出，人口政策需要審慎的調查研究，隨時進行調整，并非一成不變。“搞我們這一行的經濟理論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是深入調查研究，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同時還要分析研究未來，要有遠見，防患于未然。”1?可見，我們傳承馬寅初先生的思想，并非拘泥于他的個別結論，而是要繼承他嚴謹務實的學風。站在今天人口形勢轉變的關口，我們有必要實事求是地考察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論及其意義。

按現代經濟學的思路，人口過多時，生育具有負外部性；而人口過少時，生育具有正外部性，但生育帶來的外部性無論是正或負，均不能根據科斯定理，由私人之間的自愿協調來解決。這是因為生育外部性的受損者和受益者過于分散和不確定，在孩子長大以前，我們不可能預先知道誰會因為新生兒而受益或受損，損益的額度也難以估計，通過私人之間的討價還價和金錢轉移來影響生育決策，與人類的道德倫理也是沖突的，不切實際。于是，如果要在政策上對人口發展的趨勢予以干預，只能通過庇古稅或接近于庇古稅的方法——對生育的獎懲機制——來影響生育行為。

人的行為有動物性的一面，但也有靈性的、自由的一面。不可否認，即使在艱難困苦之中，也有人性的閃光，但是，越是在艱困的條件下，大多數人越是缺乏選擇空間，終日汲汲皇皇，為五斗米而折腰，那種個性化的、自己做主的自由意志往往發揮不出來。他們的多數選擇都不是自由意志的結晶，而是出于生活的慣性，或出于對外在激勵的反應，亦即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決策——其中的約束條件是外在施加的，而其中的目標函數也不是自主選擇的結果。于是，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通過政策激勵調整人口結構，從而改善積累，加速工業化進程，是客觀有效的。但限制生育的政策只能推行于一時，不能長期持續。這是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積累的提升，市場的發達，消費的繁榮，對于勞動的需求自然會越來越迫切；而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豐裕，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們更加追求自主權利與心靈空間，希望擁有一個“自己說了算的人生”。于是，政策或法令對于生育行為的調整，具有鮮明的不對稱性。通過懲罰來抑制生育可以立竿見影，但通過獎勵或懲罰措施來鼓勵生育，往往很難取得預期效果。

例如，韓國、日本學者都曾有“單身稅”的建議，但遭到民眾的強烈反對，并未執行。2?實際上，對有子女家庭的高額補貼，相當于對單身人士征稅。我們也可以推想，如果補貼的數額足夠大，必然會扭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但在現實中巨額補貼受到約束，政府一般不能采取超發貨幣、放任通脹或增加財政赤字的方式鼓勵生育，對多子女家庭的獎勵政策必然是有限的。21新加坡等國的實踐表明，即使大幅度的補貼也無法“買”到嬰兒——本質上，在生育決策中，金錢考量只是次要因素。22總體而言，單純的獎懲機制可以解決人口過多、生育率過高的問題，但難以解決生育率下降、“少子化”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另辟蹊徑。

從世界人口、地球生態環境發展的綜合趨勢來看，對于我國的計劃生育，似乎也不能完全否定。目前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為2.3，超過更替水平，人口依然在增長之中。由于基數巨大，全球人口壓力仍然不容小覷。2022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突破80億，被聯合國命名為“80億人口日”。即使按照降低后的人口增長速度，增加至90億也僅需15年時間。人類的人口峰值可能在104億左右。23盡管世界人口也正在經歷著如中國人口一樣的先增后減的過程，然而相對于環境問題的緊迫性，這一過程就顯得過于緩慢了。人類擁擠在地球這一狹小的家園之內，脆弱的生態系統已經不堪重負。巨大的人口首先威脅到糧食安全；其次，生產糧食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4到1/3左右；同時，人口增長還將帶來更多的環境污染，對生物多樣性也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2?在這一背景下，回看中國的計劃生育，就會真切感知到這一政策對人類乃至對地球生態的貢獻。萬千生靈，沉默無言，但若天地有知，將銘記我們的文明為節制人口所作的艱辛付出。

三

百年樹人：人之發展、幸福人生與理想社會

目前中國的生育政策已經開始轉型，2013年，國家首先放開了“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又推行“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又推出三孩政策及一系列配套措施，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但是，這些政策除使得2016-2017年生育率有所上升，其他年份的效果均不顯著。如前所述，采用單純的獎懲機制來提升生育率，幾乎是無效的。我們需要轉變思路，而馬寅初先生當年的人口思想，可以給我們以新的啟示。1970年代起我國開始強制推行計劃生育，馬寅初就對此持保留態度，認為生育不宜強制。如果早做宣傳，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嚴格控制。《新人口論》中的建議，是通過宣傳避孕知識、免費發放避孕藥品用具、倡導晚婚晚育等方式，輔之以必要的經濟和行政手段，使人們自覺節育。馬寅初所倡導的這種非強制的柔性策略，當代行為經濟學稱之為“助推”（nudge）。2?目前我們如果要提升生育率，正需要借鑒馬寅初先生當年的智慧，倡導各方合作、群策群力的“助推”思路。筆者以為，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以應對人口危機為契機，為年輕人營造一個自由成長、自由發展、心情舒暢的寬松環境。讓人們覺得活著是有意思、有趣味、有意義的，是值得把一個新生命帶到這個人間的，養育下一代在這個環境中對父母、對孩子都是“天倫之樂”而不是痛苦的負擔，不是無休無止的“教育軍備競賽”。總之，只有讓人們“樂生”（自己體驗到生活的樂趣），人們才能“樂生”（樂于生兒育女，與之共享生命之欣趣）。我們要給下一代一個更為優越的、自由舒展的成長空間。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即蘊含在此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的傳承歷程之中。

然而，目前我們面臨的形勢并非如此。從2010年到2020年，我國小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檢出率呈現逐年上升之勢，睡眠問題占25.2%，抑郁占14.6%， 焦慮占12.3%。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的檢出率又明顯高于小學生，其中焦慮、抑郁的檢出率在24%-28%之間，中學生中還有7%左右屬于重度抑郁。2?由此可見，我們雖然達到了馬寅初當年期待的“控制人口數量”的目標，但離“提高人口質量”的目標還相距較遠。年輕一代中的相當一部分人，處在一個憂心忡忡、競爭激烈、壓力巨大的環境下，這對我們解決人口問題相當不利。馬寅初的紹興同鄉魯迅先生曾這樣期許中國的家長——“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魯迅面對的是舊文化舊禮教的壓迫，而我們現在面臨的則是全新的挑戰，必須幫助年輕人——包括育齡夫婦和青少年，卸下重擔，輕裝前行，在寬闊、光明、寬松、舒展的環境中，基于自由意志，做出自由、自覺、自主、自律的選擇。

生育行為基于人的自愿，帶有利他動機，同時又與生物學上所謂的基因繁衍規律相吻合，本是人的天性。近年來的研究也表明，在那些社會福利比較完善、生育支持比較到位的北歐國家，已經出現了生育率回升的現象。2?對于如何提高中國的生育率，人口專家們也提出了林林總總的建議，但筆者認為，如果僅僅把人當作生育工具，不尊重人的自愿自主的權能，那么這些政策的效果終將是有限的——甚至適得其反。馬克思強調資本和私有財產對人的異化，馬克斯·韋伯則認為官僚制使社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機器，使每個人都不由自主地在激烈競爭中爭相成為一個合格的、優質的零件。2?然而，人畢竟是渴求自主的，他們希望的是發揮個性和自由，擁有人格上的自尊，探索更深入的精神世界。對于非人化的管理方式，人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厭惡和抵觸。“不生娃”可以看作是“零件”對“機器”的最后反抗。誠然，這種反抗是消極無奈的，但同時也是最強有力的。要想消解這種反抗，我們必須幡然變計，從尊重人性、以人為本的大觀念出發，在現有的水平上，結合我國實際，為人的全面發展、可行能力的提升提供更為優越的條件，相信我國的生育率也能出現類似歐洲國家那樣的回升。在此，筆者謹提出三個建議：

第一，降低各個領域的內卷化競爭。目前教育領域的內卷化競爭，推高了育兒成本；而職場上的內卷化競爭，則使很多年輕人缺乏閑暇，讓戀愛、育兒，乃至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成了奢望。目前這種從幼兒園、小學開始層層加壓的教育，不僅使家長承擔了沉重壓力，也剝奪了一代孩子的童年，使之心理問題頻發，創造力受到壓抑。對教培行業的整頓，雖然不能根本性地解決問題（它會導致教育軍備競賽隱蔽化），也不失為救時之策，暫時的推行是必要之舉。然而要徹底解決此問題，必須促進基礎教育的均等化。3?此外，還要大幅度地放開高等教育的供給，讓適齡的青少年享受到充足供應的高質量教育，降低“高考指揮棒”的影響力。同時，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適當降低公務員待遇，使之與企業員工待遇相當。嚴格執行《勞動法》和與之相關聯的一系列關于保障休息時間、帶薪休假的權利。31讓人們有充分的閑暇去享受生活，有充分時間和資源去創造新生命。

第二，社會對有孩子的家庭予以系統性支持。當下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源于高昂的養育成本對人們的生育本能、天倫之樂的壓制。根據2019年的數據估算，中國平均養育一個孩子至17歲的成本為48.5萬元，如孩子上大學，平均還要支出14.2萬元，其中上海、北京的養育成本在100萬元左右。中國家庭撫養孩子的成本相對于人均GDP的倍數為6.9倍，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幾乎是最高的（僅低于韓國）。322023年，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已經攀升到53.8萬元。而這些數字只是養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如果考慮到閑暇時間的耗費、家務勞動的增加、工作機會的減少等機會成本，養育孩子的成本將更為巨大。33盡管各級政府對生育有所支持，但支持力度可謂杯水車薪。3?社會的“支持”與“拖累”的力道不成比例。大約有一分之支持，即有兩分之拖累。目前，連“孩子下課要到操場上去玩”“孩子放學后能成群結隊到處去玩”這些天經地義的正常活動都成了“奢望”。3?如此要想使年輕人樂于生育，為國生娃，難矣哉！當下，如要提高生育率，不但要有相對充足的教育供給，教育的質量也必須進一步提高，還需要建設一個“兒童友好型”的社會，提供一個讓孩子們無憂無慮地成長的大環境。顯然，這需要更高的資源投入，但這種投入是值得的。而且，我國的極為高昂的養育成本，實質上是由家庭承擔了本該由政府承擔的投入，如果人們的決策是理性的，必然會選擇少生或不生。時至今日，應當是由各級政府給家庭卸下重擔的時候了。

第三，對盛行于世的“攀比文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進行反思，倡導羅爾斯式的、優先考慮社會弱勢群體的公平正義觀，尊重富于個性的不同選擇。盡管我們在大力弘揚提倡中華文化，并號召吸收世界一切先進文明的成果，但國人現在的文化氛圍，卻是高度單調、極度實利取向的。很多人平時談話的內容集中于汽車、房子、吃喝等物質享受，追名逐利，相互攀比。如蕭功秦教授所言，“中國人在人生價值方面，確實相當普遍地存在著一元化、板塊化、同質化現象，中國人的價值觀分化程度很低。”3?世俗化、同質性、重攀比的文化氛圍，在傳統社會有利于生育，這是因為傳統社會是等級社會，信息又相對閉塞，普通人能夠攀比的對象十分有限，而且孩子的數量也是傳統社會攀比的重要內容之一。而在現代社會，這種氛圍對于生育的作用就完全是負面的了。多子女家庭的物質生活必然比不上同等條件的少子化家庭，而在一個激烈競爭的社會里，家長的工作表現更會受養育子女的拖累。而且，現代人可攀比的對象比傳統社會更多了。在單一維度的成功觀之下，大多數人都是失敗者。人們的挫敗感越強，也就越是不愿意把孩子帶到這個單調、乏味、虛偽、世俗、功利的世界上來。即使他們有了孩子，孩子們在這種扭曲的教育與文化環境之下，也很難健康成長。我們需要有一個文化上的轉向，在當下的中國，我們應當倡導一種更加多元、開放的價值觀與成功觀，這需要主流媒體率先做出表率。同時，須知人們之所以攀比物質財富，憂心忡忡，汲汲皇皇，乃是因為社會的分配機制不暢，讓人稍有放松就有落入社會底層之虞。故而，我們要特別重視社會公平正義，對弱勢群體加以關懷和保護。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直接補貼弱勢群體的生育，而是通過社會扶助項目的實施（包括在適當時機進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嘗試），廉價、優質、均等化教育的供給，改善收入分配，促進機會均等。這不僅僅是對弱勢群體的扶助，也可讓其他各個階層安心生活，使全社會看到未來的希望。

實施以上改革的確頗有難度，但如此的“助推”是否一定會提高生育率？答案仍然是不確定的。因為此時人的選擇依然是多樣化的、自由的。即使一個較寬松的環境也未必會帶來“嬰兒潮”，但“超低生育率”的現狀大概率會得到緩解。也許，我們的出生率仍然會維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但此時，教育體制的改革、文化氛圍的變化會帶來有益的副產品——市場經濟的發展、生活方式的自由與多元、創新水準的提高，將會極大程度地彌補勞動力減少的缺陷，減輕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壓力。

為此，我們必須改革教育體系，建立一個相對廉價，收費低廉，但卻能鼓勵自由思考、自由創造的教育體系。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學齡青少年的銳減（2022年出生人口為900萬，僅為2016年的一半），我們的人均教育資源會大為寬裕——這提供了一個徹底變革教育體系的天賜良機。此時一定不能采取關閉學校的手段，而是讓原來的大班（40-60人）變為小班（10-20人），并引入當代的新手段、新理念。或許，重溫馬寅初先生的教育思想，也會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馬寅初強調學生不能“營養不良”，也不能“消化不良”。所謂“營養不良”，指的是缺乏基礎知識，不讀第一手資料；所謂“消化不良”，指的是囫圇吞棗，人云亦云，淺嘗輒止。3?這兩者恰恰點明了我國當下教育體系的弊病——學生不讀書，尤其不讀原著；不思考，特別是不善于創新性的思考。馬寅初認為“社會是一個大實習室，學校是一個小訓練所。”強調基礎知識的教育必須與實踐結合起來，使學生大量參與社會實踐活動，他親自指導學生在北大開辦學生銀行，發行股票，經營存款放款及匯兌業務，其后又促進成立“消費合作社”，他親自兼任學生銀行的顧問。3?在浙江大學，他倡導教育教學與勞動實踐結合，為學生安排了大量的社會實踐活動。3?這正與當代芬蘭等國提倡的打破課程束縛，倡導學以致用，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理念不謀而合。

紀念文集之緣起與展望

以上筆者略述了馬寅初先生的一生行實，特別涉及馬老對人口與發展問題的啟示。本書系在紹興舉行的馬寅初誕辰一百四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之紀念文集。紹興與北京大學的緣分是深厚的，北京大學的二十九任校長中，有四位來自紹興，在這四位校長之中，馬寅初老校長在北京大學工作的時間最長，早在1916年，馬寅初就到北京大學任教，1919年又被選為北大第一任教務長，他又是新中國成立后的首任北大校長，改革開放后又擔任北京大學名譽校長。在紹興舉行紀念馬先生一百四十周年的研討會，是一件難得的盛舉，也是讓所有北大人感到光榮的盛事。在此次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就馬寅初先生的學術思想、馬寅初人口理論的更新與發展，生育問題與老齡化問題，教育、婚姻、勞動保障與收入分配問題，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學者們繼承了馬寅初先生的坦誠直率，求真務實的精神，踴躍發言，激揚文字，其間既有對前賢的繼承，又有思想的爭鳴與交鋒。馬寅初先生若泉下有知，當欣喜吾道不孤，傳承有人！

此次我們將紀念馬寅初先生誕辰一百四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的文章加以編次，出版發行，以廣流布。謹以此學術文集，馨香默祝馬先生之浩氣長存，精神永駐。流芳百世，心心相印而不斷；輝光日新，代代相承而不絕。

——丁建峰（中山大學法學院） 2024年5月3日

注解

1.關于馬寅初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之總結概述，可參閱張純元、朱正直，《馬寅初先生和他的經濟思想——為馬寅初先生百歲生辰而作》，《經濟科學》1981年第2期；孫大權，《馬寅初在民國時期的主要經濟思想》，《浙江樹人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馮劍，《馬寅初與中國本土貨幣理論的構建》，《學術界》2023年第10期等。

2.徐斌,《天地良知：馬寅初傳》，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頁。

3.馬思澤，《緬懷我的祖父馬寅初》，《馬寅初紀念館專刊》2007年8月，第11頁。

4.馬寅初，《計算人口的數學》，發表于《新青年》1920年4月號，收入《馬寅初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307頁；馬寅初并在1928年的《現代之新經濟政策》演講中，倡導節制生育、鼓勵移民等主張。收入《馬寅初演講集》（第四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236頁。

5.馬寅初，《新人口論》，載《馬寅初全集》第15卷，第11頁。

6.馬寅初，《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08頁。

7.馬寅初，《我國人口問題與發展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原載1957年5月9日《大公報》，收入《馬寅初全集》第14卷，第503頁。

8.馬寅初，《在一九五九年全國政協大會上的發言》，《馬寅初全集補編》，孫大權、馬大成編注.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569-570頁。

9.馬寅初，《新人口論》，《馬寅初全集》第15卷，第19-21頁。

10. 《馬老在全校大會上談人口問題》，原載1957年4月30日《北京大學校刊》，收入《馬寅初全集》第14卷，第583頁。

11.目前可查到的批判文章大部分收錄于《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參考資料匯編》，華東師大政教系資料室編印，1958年9月。對此運動的總結回顧，見孫冶方，《經濟學界對馬寅初同志的一場錯誤圍攻及其教訓》，《經濟研究》1979年第10期。

12.徐斌，《天地良知：馬寅初傳》，第268頁。

13.馬寅初，《重申我的請求》，發表于《新建設》1960年第1期，收入《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16頁。

14.《中國人口現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s://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_17363.htm，訪問時間2024-5-1。

15.相關數據參見國家統計局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例如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5rp/html/l0605.htm，訪問時間2024-5-1。又可參考穆光宗，《低生育危機與生育友好型社會構建》，載《人民論壇》，2023年8月1日，第2版。

16.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2/content_6934935.htm，訪問時間2024-5-1。

17.易富賢，《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北京: 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頁。

18.馬寅初說，“人工流產我是不贊成的：一則因為這是殺生；二則會傷害婦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則會沖淡避孕的意義；四則會增加醫生的負擔，造成很大浪費。”馬寅初，1957，《我國人口問題與發展生產力的關系》，收入《馬寅初全集》第14卷，第505-506頁。

19.徐斌，《天地良知：馬寅初傳》，第328頁。

20.新華社，《單身也收稅，自由價更高？》，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12/c_129701380.htm，訪問時間2024-4-24。

21.彭艷秋，2022，《任澤平拋出的“印錢生娃”論忽略了什么？》，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19021，訪問時間2024-5-2。

22.錢小巖，2024，《發錢大方但催生無效，新加坡生育率依然跌破了1.0》，https://m.yicai.com/news/102025626.html，訪問時間2024-5-2。

23.聯合國網站：《八十億人口日》《全球議題：人口》, https://www.un.org/zh/dayof8billion，https://www.un.org/zh/global-issues/population，訪問時間：2024-5-2。

24.John Wilmoth, Clare Menozzi, Lina Bassarsky and Danan Gu, 2023, As the World's Population Surpasses 8 Billion,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Planetary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https://www.un.org/en/un-chronicle/world-population-surpasses-8-billion-what-are-implications-planetary-health-and. 訪問時間2024-5-1。

25.[美]理查德·泰勒、卡斯·桑斯坦，《助推：事關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最佳選擇》，劉寧譯.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又見Sunstein, Cass R. 2019. How Change Happe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pp.59-66.

26.黃瀟瀟，張亞利, 俞國良，《2010~2020中國內地小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的元分析》；張亞利，靳娟娟, 俞國良，《2010~2020中國內地初中生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的元分析》；于曉琪, 張亞利, 俞國良，《2010~2020中國內地高中生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的元分析》；陳雨濛, 張亞利, 俞國良，《2010~2020中國內地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的元分析》，均載于中國科學院《心理科學進展》2022年第5期“中國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專欄。

27.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年11月發表于《新青年》第6卷6號，收入《魯迅全集》第1卷，第135頁。

28.沙勇、徐慧，《北歐國家破解低生育率難題的思路與對策》，《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4月3日。

29.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5-60頁；馬克斯·韋伯. 2007.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88頁。

30.關于教育均等化的政策后果的預測，參見張俊森、郭汝飛、易君健，2023，《中國生育率變化：挑戰與對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系列，No.C2023002。

31.有些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嚴格執行《勞動法》會推高勞動力成本，帶來更多失業。我認為情形恰恰相反，現在是“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剩下那個人找不到工作”，此時無論是就業者還是失業者，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傾向于少生或不生。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時間，將會為其他人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參見大公網：《全國政協委員蔣勝男：996是導致就業難生育率低的重大原因》，https://www.takungpao.com/news/232108/2023/0303/824596.html，訪問時間2024-5-2。

32.梁建章，任澤平，黃文政，何亞福，《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https://download.caixin.com/upload/shengyubaogao2022.pdf，訪問時間：2024-5-1。

33.梁建章，黃文政，何亞福，《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https://file.c-ctrip.com/files/6/yuwa/0R72u12000d9cuimnBF37.pdf，訪問時間2024-5-2。

34.例如杭州市擬向符合條件的二孩家庭一次性發放5000元，三孩家庭一次性發放20000元。甘肅酒泉給予5-10萬元的一次性購房補貼。長沙市規定二孩以上家庭可增加1套購房指標等。參見新華網，《多地推出生育補貼，綜合措施需配套發力》，http://www.news.cn/2023-03/22/c_1129454817.htm，訪問時間2024-5-3。

35.新華網，《新華時評：把課間十分鐘還給孩子》，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11/01/c_1129953352.htm，訪問時間2024-5-3。

36.蕭功秦，《為什么我們缺少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青年博覽》2015年第1期。

37.劉建、馬麗晨，《馬寅初教育思想初探及啟示》，《亞太教育》2015年第8期。

38.楊勛、徐湯莘、朱正直，《馬寅初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6頁。

39.藍蕾、金燦燦，《馬寅初教育思想初探》，《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來源： 《馬寅初先生誕辰一百四十周年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