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兩年多時間，江蘇省昆山市外賣員王計兵的首部詩集《趕時間的人》已印至第十二版。有人訝異原本小眾的詩歌也能“破圈”，有人打趣昔日他為千家萬戶送去熱飯，如今又為人們送去精神食糧。成名以后，送外賣時認出他的人越來越多，有人攔住他求簽名，不簽就“威脅”要打差評。他只得笑著周旋，熟練講出托詞：“上一個顧客也這么說——我大概真是和王計兵長太像了。”

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興起，如王計兵一樣沒有文憑加持、非專業出身的一批寫作者，成為當代詩歌版圖里異軍突起的力量。他們在礦井深處“開掘”詩意，在田間地頭“種下”詩行，在工地上“鍛造”字句，讓原本微不可聞的個體聲音，在公共空間激起廣闊回響。這些詩為何能夠擊中人心？又該如何避免成為流量裹挾下的曇花一現？6月12日，由《詩刊》社、湖南省作家協會主辦的首屆新大眾詩會暨中國詩歌網成立十周年座談會在湖南省湘潭市舉行，來自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十余位新大眾詩人分享了他們的寫作經歷和感悟，和評論家以及文學工作者們共同探討如何讓詩歌從“象牙塔走向人間煙火”。座談會由中國詩歌網總編輯金石開主持。

座談會開幕式現場照。（彭丹/攝）

寫詩是“自我救贖”

今年是王計兵送外賣的第7個年頭，鮮為人知的是，從1988年第一次進城打工時拿起筆，他的寫作已持續了37年。不過這其中的二十多年里，他只寫作，不發表，甚至連底稿也不保留——在山東磚廠打工時，他每晚在通鋪上寫下文章，給工友們看過后，就丟進灶臺當引火材料。也正是這二十年來無欲無求的寫作，讓他了解了文學對一個普通人的價值：“文學是落在我生命空地上的一場大雪，不能改變我的生活，卻會讓我的生命因此更加精彩。”

對許多新大眾詩人而言，寫詩在最初并不是為了發表，而是他們精神宣泄的出口，是對自身主體性的確認，不讓心靈蕪沒在日復一日的現實中。詩人榆木來自山西晉城。他曾長期在礦井下工作，詩歌是他在地下兩千米深處筑起的一片“精神高地”。他將寫詩視為一種“覺醒”，讓原本在黑暗與勞作中鈍化的心靈重新恢復柔軟與痛感。

2008年榆木高中畢業，左腳剛出了校門，右腳便踏入了礦井。他的日常是與工友們一起，抬起每根重達七百多斤的瓦斯抽放管。2015年，他被調至井下二線水倉，本以為可以告別扛管、拖纜的辛勞，卻又被這片“無人區”的黑暗與孤獨吞沒。他干脆關掉頭燈，任由自己沉入徹底的黑暗中，“沒人說話，就和黑暗說，和巷道說，和水說。”那些詩句，也在這種自言自語中悄然誕生。榆木說，在礦井里，黑暗反而讓每一絲微光變得更為透亮。正是在地底最黑暗處，他“才把生活看得更清楚”。在他的詩句中，光明與黑暗也總是辯證相依。

黑小白是來自甘肅甘南州的詩人。他的家鄉臨潭地處僻遠的高原之上，天常被大風刮得湛藍澄澈，當地人將這種顏色稱為“西湖水”。因氣候寒冷，高原上的草也學會了“抱團取暖”，簇簇成團地生長。39歲那年，黑小白開始寫詩，把筆尖對準這片灌滿詩意的土地，寫下這里的“泥土、草木和親人”。對他而言，寫作是一種“另一種呼吸”，不是為了被看見或理解，而是“讓那些感動我們的瞬間和情感，成為支撐我們走下去的溫暖和力量，讓白駒過隙的時光慢一點，再慢一點。”

在廣東東莞務工的詩人溫雄珍，則將寫詩作為“一種精神支撐，也是一種自我救贖”。她小學五年級便輟學，15歲只身離開廣西外出打工。1999年，她來到東莞企石綜合市場擺地攤，如今又兼職在燒烤攤做服務員。

作為一名女性，溫雄珍不僅承受著工作的辛勞，還要肩負妻子、母親的多重角色，常感內心被撕扯。一回與丈夫激烈爭吵后，她甚至動過跳進東江的念頭。可想到孩子還需要人照顧，她最終還是讓“母親”的身份將自己領了回來。那天，她在江邊久久坐著，寫下了《燒烤架上》這首詩：“……那一夜,雨水在江面織黑色的花朵/你抱著死亡，仿佛只是一刻/又似乎過了很久/你喝停了體內廝殺的兩個人/并把其中一個放在水花上/默默看她消亡/那一晚，東江面上的一盞漁火點到天明/那一晚/你把孩子們的媽媽領回家……”

座談會現場照。（彭丹/攝）

打破詩歌的封閉狀態

對于這些自發提筆的詩人而言，寫詩并不是一種刻意為之的抒懷，而是一種“不得不寫”的沖動。正是這種真誠、不加矯飾的私人化寫作，使他們更有可能抵達讀者的內心，也讓詩歌重新回到普通人之中。

來自河南省方城縣四里店鎮張灣村的詩人景淑貞，是一位農民，在村里經營著一家小賣部。她從2018年開始正式寫詩。因為常常心里想著詩句，她時常給顧客拿錯東西、找錯零錢，有人笑她“不務正業”，她卻說：“身在人間低處，寫詩讓我靈魂高貴。”

身處中原大地上的偏遠村莊，景淑貞一直是自己寫、自己讀，寫詩是她的“一個人的事”。直到有一天，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走進她的小賣部，激動地說：“我看到你在公眾號上寫的詩了！”他隨口念出景淑貞的詩句：“‘張灣村的麥子熟了/而收割機還沒有來/沒有比這更讓人焦急的等待了。’這不就是我們收麥時的心情嘛！”“我還知道你那首《我向天空兜售云朵》，《三月》里那句‘靠著門框，摳指甲縫里的泥土’……”

正是這些“土里土氣”的句子，喚起了一個和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老人內心的共鳴。景淑貞甚至想在小賣部里創建一個“鄉村詩社”，讓更多的村民們參與到詩歌中來。她所在的村子不過一千來人，她的小賣部周圍不過三百來人，但這些詩句或許可以輻射到無限的遠方，無數的人。

詩人希冀是山西左云縣的一名中學教師，家鄉的泥土山水和孩子們是她詩歌創作的源泉，而她回饋給孩子們的，是一種看待世界的詩意目光。希冀常常教孩子們讀詩寫詩，孩子們告訴老師，自從愛上詩歌，“看山不止是山，看水不止是水，世界萬物仿佛都有了詩意。”有名學生還寫下了一首詩《草的野心》：“十里河的草/像極了課上的我們/表面上按兵不動/實則有一顆吞并春天的野心。”

“天賦詩權，寫詩是每個人的天然權利。”《詩刊》社主編李少君表示，今天我們倡導的新大眾詩學，就是要打破圈子化小眾化的封閉狀態，它回歸了詩歌的本源——以自然、本真的方式抒發個體情感、記錄真實生活。相較于過去詩歌寫作中過度講究修辭、脫離大眾的傾向，新大眾詩人以質樸真切的表達，喚回了詩與生活的緊密聯系。

“如今詩歌也面臨AI的挑戰，它或許能寫得更快，卻永遠無法擁有人的個性與情感。因此，詩人更應寫好屬于自己的‘個人史’——記錄真實的生活與內心。這些文字會本能地包含這個時代，包含公共的情感。”李少君說。

全體與會嘉賓合影。（張義明/攝）

讓文學回到文學本身

“外賣詩人”“礦工詩人”“焊工詩人”……這些包含流量密碼的標簽讓許多新大眾詩人走進了公眾視野，但作品的質量才是他們站穩腳跟的關鍵。正如王計兵所說：“素人寫作被關愛、被關注，本身是一件特別美好的事情，讓一個個普通人有機會在文學中嶄露頭角。同時，我希望素人寫作的我們，能用更高的要求對待寫作。無論哪種方式寫作，素人也好，名家也罷，文學最終都要回歸文學本身，讓作品說話。”

非專業出身不意味著自降品格。溫雄珍始終記得作家李敬澤對自己說過的話：“素人寫作 不‘素’在身份、職業，而‘素’在質樸初心。”雖然作品已登上《詩刊》《作品》等文學雜志，溫雄珍身邊的大多數人仍不知道她在寫詩，她也堅持著不為利往、不計酬答的創作。“接下來我要更跟努力地寫，不做一閃而過的閃電，不留下遺憾。”溫雄珍說為了寫得更好，她也要努力生活，認真過好每一天。如今，她常把新作讀給自己的小舅聽——那是與她已故母親最親近的親人。“把詩念給舅舅，就像是念給了媽媽。”

詩人梁書正來自湖南湘西花垣縣，十年前曾在廣東打工，如今回到家鄉，大部分時間住在鄉村，他的作品也與湘西的山水人情緊密相連。他認為 “在場”是所有基層詩人的寫作基石或命脈，但也提出警醒：過度依賴個體經驗，可能導致寫作疲勞、題材單一，甚至陷入自我重復。在AI加速發展的今天，職業與生活環境不斷變化，詩人應放眼更廣闊的世界。

從書寫個體的痛感到觀照整個礦工群體的生存境遇，榆木的詩歌還在向更深更遠處開掘。他記得一次有一個工友的妻子馬上要生產，工友想要請假回家探望卻遲遲不被批準，無奈的工友在澡堂里一把拉住榆木，請榆木給自己寫點東西，哪怕簡單的一句話，或許能打動領導。“對于一個處境艱難的底層勞動者來說，這樣的簡單的一句話也許就能幫他邁出自己拼盡全力也難以邁過去的坎。”榆木認識到文學的力量正在于一種“替代性發聲”——為工友、為底層勞動者表達他們的苦楚、困惑、尊嚴與夢。

現在他觀察到數字時代也加劇了工友間的陌生與疏離，以前收工后工友們有說有笑聚在一起，現在大家都各自捧著手機，公司開始為工友們設立心理咨詢服務。榆木想把這一切都寫進詩里、文章里。

“文學，最終還是要從人性的深處走去，要光明、純善，要有普世之愛，要有對人世間深切關照。希望我們在座的每一位都找到自己詩歌的礦藏，成為一個真正的挖掘文學寶藏的‘礦工’。”梁書正說。在奔波辛勞的生活里，新大眾詩人還將執筆前行，用他們的詩句照亮每一個平凡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