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總理的人選是否要提前考慮？”1976年1月9日深夜的中南海會議室里，一位工作人員輕聲詢問。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目光掃過在座的政治局成員：“這個問題，二十六年前就有答案。”

1949年12月21日，莫斯科大劇院的水晶吊燈下，毛澤東在斯大林七十壽辰慶典上舉杯致意時，北平西郊的香山雙清別墅里，周恩來正在通宵批閱堆積如山的公文。此時距離新中國成立僅三個月，新政權既要應對西南剿匪、又要處理上海金融亂象，還要籌備全國土改。作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每天處理文件超過兩百份，在辦公室過夜成為常態。

當毛澤東與斯大林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達成原則性共識時，一個現實問題擺在面前：必須讓周恩來立即赴蘇參與具體條款談判。1950年1月2日深夜的電報室里，毛澤東口述給中央的電文末尾特別加了一句：“周恩來同志離京期間，擬由董必武代理總理職務。”這短短十八個字，揭開新中國首次總理代理人選的決策過程。

在次日的政務院緊急會議上，劉少奇將電報內容傳達后，原本凝重的氣氛突然變得輕松。李富春摘下眼鏡擦拭：“要說黨內既能服眾又能理政的，除了董老還能有誰？”這話道出了所有人的心聲。當時政務院四位副總理中，董必武是唯一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元老，曾在中央蘇區擔任最高法院院長，抗戰時期主持南方局工作，解放戰爭中又參與華北人民政府籌建。這種跨越黨政軍的多領域經驗，在黨內可謂絕無僅有。

1月10日周恩來啟程當晚，董必武的辦公室就搬進了政務院東配樓。這位時年64歲的革命家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河北、山東等地的春荒。根據內務部報告，華北地區存糧僅夠維持二十天，每天都有餓殍倒臥在剛分到手的田埂上。董必武連夜約見糧食部長章乃器，當聽到“全國糧庫見底”的匯報時，他猛地拍案而起：“把供給制干部的定量再減三成！”這個決定讓政務院食堂連續三個月不見葷腥，卻硬是從牙縫里擠出22億斤救命糧。

有意思的是，董必武在調配救災物資的同時，竟還推動了兩項影響深遠的立法工作。2月13日，他約見法制委員會主任王明，要求加快《婚姻法》草案修訂：“封建包辦的枷鎖不打破，新政權就扎不穩根基。”三周后，這部徹底廢除納妾制度、確立婚姻自由的法律草案提交審議。與此同時，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在他的主持下，將解放區分散的稅收體系整合為統一稅制，為后來的“一五計劃”打下制度基礎。

當毛澤東、周恩來3月4日返抵北京時，迎接他們的是物價基本平穩的華北市場和堆滿書架的立法草案。據機要秘書葉子龍回憶，周恩來翻看政務院會議記錄時連連感嘆：“兩個月開了八次政務會議，處理五十多件要務，董老這是把一天掰成三天用啊！”更令人驚嘆的是，在此期間董必武還以中央救災委員會主任身份，親自處理了上海“二六轟炸”后的善后工作。

歷史總是充滿巧合。就在董必武卸任代總理的1950年秋天，一位36歲的西南局書記奉命進京，在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擔任要職，他就是鄧小平。1952年8月，當周恩來再次出訪蘇聯時，代理總理的接力棒傳到了這位“小個子巨人”手中。鄧小平甫一上任就展現霹靂手段，僅用十天便平息了波及京津的糧價波動，還順勢推出全國糧食統購統銷方案初稿。

不得不說，歷史的選擇往往暗含玄機。從1953年到1965年，鄧小平先后五次在周恩來出訪時代行總理職權，每次都能給中南海帶來新氣象。最典型的是1961年應對經濟困難時期，他頂著壓力推行“三自一包”政策，使全國糧食產量兩年內回升23%。這種敢闖敢試的作風，與董必武的穩健細致形成奇妙互補，恰好印證了周恩來那句評價：“董老善守，小平善攻，都是治世能臣。”

1975年1月的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當周恩來用顫抖的手將政府工作報告遞給鄧小平時，歷史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長的交接。此時距離董必武逝世只剩三個月，而距離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還有三年。兩位代總理在不同時空的接力，恰似中國道路的生動隱喻——既有傳統的務實傳承，又有現代的銳意突破。

翻閱政務院1950年的值班日志會發現，董必武在代行總理職務的最后一天，特意在《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批復頁寫下：“事急從權，但不可逾矩。”這份文件后來成為新中國財經制度的奠基石，而那句批語中的辯證思維，至今仍在治國理政中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