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下來看，特朗普的關稅策略，達到了他想要的目的。

6月5日，美國商務部表示，美國4月貿易逆差銳減55.5%至616億美元。其中，美國進口額較3月份下降16%，至4月份的3510億美元，而出口額上升3%，至2894億美元。

這使得美國貿易逆差為616億美元，這是2023年9月以來美國的最小貿易逆差。

分數據來看，美國4月份消費品進口額下降了330億美元，其中藥品進口額大幅下降，汽車進口也減少了64億美元。

這些數據證實了一點：即特朗普在4月初大幅提高關稅帶來了顯著的初期效應，美國貿易逆差大幅下降。

但這一趨勢能否延續，仍然是一個疑問。

先看核心數據，4月美國貿易逆差環比暴降55.5%至616億美元，創1992年以來最大跌幅紀錄。直接原因是美國進口額史無前例地暴跌了16.3%（約684億美元），尤其是消費品和藥品進口銳減。愛爾蘭對美出口劇減199億美元就是典型案例。

換句話說，美國消費品和藥品進口銳減，是其中的關鍵原因。

但問題在于，美國人離得開消費品和藥品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而4月份的進口銳減，是3月份進口大增導致的。

3月份企業為規避4月2日生效的“對等關稅”而提前囤貨，導致美國3月逆差創1383億美元新高。這種“搶運潮”退去后，4月美國進口自然斷崖式下跌。這屬于典型的政策預期引發的短期波動，而非結構改善。

因此，單從4月份的貿易數據來看，還不足以判斷特朗普的關稅是成功的。

更關鍵的判斷在于“是否成功”的評估。需要從三個維度看：第一，從短期效果來看：關稅確實用行政手段壓制了進口，但代價是美國3月逆差畸高，且庫存積壓可能抑制二季度GDP。

第二就是結構矛盾：歷史數據顯示特朗普第一任期關稅摩擦反而使美國總貿易逆差較2017年增長50%，企業通過第三國轉口貿易來規避限制。

第三就是美國自身付出的經濟代價。今年4月份美國就業市場已顯疲軟（首申失業救濟升至24.7萬），制造業PMI連續收縮，同時關稅可能推高通脹。

這些如果得不到解決，那么僅僅是用關稅來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顯然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們還是要從源頭來看待這件事。特朗普為什么要想減少美國貿易逆差？

站在特朗普的角度上，他認為美國每年萬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事實上是其他國家在占美國的便宜，為什么貿易逆差是占美國的便宜呢？

這個其實也很好理解。美國進口多，出口少，全球都在做美國人的生意，賺美國人的錢，所以也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

這是特朗普所理解的美國貿易逆差。

所以，特朗普需要讓美國減少貿易逆差；而做法是，通過提高關稅，增加商品進入美國的成本，從而讓美國少進口商品，依賴自產自銷。

但問題在于，美國人能自產自銷嗎？顯然也不能。原因一方面是美國人工成本太高，許多商品的利潤不足以支撐；另一個原因在于，美國今天的工業能力已經非常薄弱，在供應鏈上也不足以支撐美國生產商品。

而美國貿易逆差本質其實是儲蓄投資失衡。美國的儲蓄率很低，消費很高，所以美國的第三產業占比很高，而從市場的角度來看，美國也更傾向于投資那些高精尖的科技技術，而不是制造業。

所以，關稅無法解決美國國內產業競爭力不足問題。比如2024年美國對華逆差仍高達2954億美元新高，這說明美國對華供應鏈依賴難以切斷。

2024年美國總貿易逆差達1.24萬億美元，較特朗普2017年發動“關稅戰”前反增50%。關稅雖短暫壓制對華逆差，但供應鏈轉移至越南、墨西哥等國，總逆差仍未改善。

因此，特朗普如果真的對全球加征關稅，最終只會反過來導致美國商品短缺，通脹潮不斷，而如果只對一個國家加征關稅，也只會讓產能轉移，最終美國的總貿易逆差，仍然不會變。

貿易逆差本質是經濟結構矛盾：美國低儲蓄率、消費依賴及產業競爭力不足是逆差根源，關稅無法扭轉全球化分工下的供應鏈依賴。

特朗普關稅雖然在4月制造了“逆差減半”的統計數據，但實際上是通過抑制貿易活動來實現的，且這個過程還會伴隨經濟放緩、通脹風險及政策不確定性加劇。

歷史數據表明，單純提高關稅無法根治美國貿易失衡，反而可能加速產業外遷、推升民生成本。

對美國來說，要想徹底減少美國貿易逆差，以今天美國的人均GDP來看，已經幾乎不可能了，這就好比硬要讓一個月入幾萬的人去從事一個低附加值產業是一樣的。

這既不可能，也不現實。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