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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為適應全球戰略的需要，把外交與軍事實力聯系起來，賦予了總統比以前更大的權力。而制約它不越出范圍的力量主要在國會。各種利益集團又通過代表他們的議員施加各自的壓力和影響。

“院外游說活動”就是其主要方式之一。在這一時期的實踐中，國會對外交政策的制約多數是通過對撥款的制約表現出來，即在一些款項的用途及數目上與政府討價還價。就大方向而言，戰后杜魯門政府與蘇聯對抗的戰略以及一些重大的舉措基本上都得到國會兩黨的支持，爭論不大。

但是，在對華政策上，美國國內有一股獨特的力量，以獨特的方式，起了獨特的作用，越到后期（即1948年之后)越明顯，成為美國對華決策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為敘述方便起見，將這股力量統稱為“援蔣集團”，它包括兩部分：一部分在國會內，稱為國會內的“中國幫”；一部分在國會外，稱“院外援華集團”。它既包括美國人，也包括中國國民黨人。

1、國民黨的“游說集團”

本來，院外游說活動是美國政治生活中特有的、已被認為是正常的內容。但是這個時期的援蔣游說活動規模之大，涉及美國政治之深，對美國重大決策的影響，都有其不尋常之處，是中美關系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個側面。到1950年初，麥卡錫出場后，把杜魯門政府的對華政策和一些與對華工作有關的人士作為攻擊目標，同援蔣集團結合起來，一時間十分熱鬧。

援蔣集團是美國國內日益濃厚的反共氣氛的產物；他們的活動又反過來加強了這種氣氛。這股力量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對美國對華政策形成了超乎尋常的、來自右面的壓力。

國民黨在美國通過“交朋友”，來爭取美援的活動最早始于1940年左右。當時宋子文等人在美國政界及有影響人士中交了一大批“朋友”，這些人在美國積極宣傳援蔣抗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反對美國賣武器給日本，后來又力主《租借法》也適用于中國。總的說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活動起的作用是積極的，有的美國人稱之為“好的游說團”。

到抗戰后期，適應蔣介石集團日益積極反共的需要，這種“交朋友”的活動內容則日益轉向反對美國與中共建立聯系，乃至爭取美援來打內戰。例如在“史迪威事件”中，孔祥熙在美國的活動就起了一定的作用。當時中國的天主教紅衣主教于斌已經在美國散布所謂美國駐重慶使館有“親共分子”之說。

1945年9月蔣本人給赫爾利寫信，指責美國一些駐華外交官“親共”。從那時起，蔣介石方面已經開始了利用美國內部矛盾的活動。戰后，這種活動更加有計劃、有系統地進行。

于是，在美國國會每一次有關對華政策的重要討論中都隱約可見這樣一條線的影響：國民黨人→美國“院外援華集團”→國會內“中國幫”。

當然實際情況比這復雜，國民黨方面也不止通過一條線進行活動，這些活動多半比較隱蔽。

根據已經透露出來的遠非全面的情況，可辨認的國民黨游說活動大約有以下幾條線。

2、通過駐美大使

蔣介石于1946年6月底匆匆決定派顧維鈞出任駐美大使，目的就是要他爭取美國態度盡早明朗化，援助他打內戰。顧維鈞是中國知名的外交家，于清朝末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從袁世凱政府起就開始外交工作。到1946年，顧已有40余年的國際、國內的政治閱歷，在美國已先后住過14年。

他熟知美國人的心理、好惡、長處和弱點，在美國上層社會有廣泛的聯系，有相當的聲望。蔣介石在發動內戰的關鍵時刻選中這樣一位人物任駐美大使，自有深意。

和馬歇爾希望司徒雷登對蔣介石產生影響一樣，蔣介石顯然也希望顧維鈞能對美國政府的態度產生影響。

顧維鈞整個在美的任務一言以蔽之，就是爭取援助。除了通過正式外交途徑與美國政府聯系外，另外一條重要途徑就是“游說活動”。在顧就任前見蔣介石的談話中，蔣強調在美國做“宣傳工作”，影響各界輿論的重要性。當時蔣認為美國天主教會對政策影響大，應多做這方面的工作，顧認為企業界也很重要。

他獻策說，應該效仿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做法，派各行各業人士到美國，同對口各界的頭面人物廣交朋友，以施加影響，爭取同情。通過這些人之口，說出自己想說的話，比本國政府印發宣傳品，或發表聲明，效果好得多。顧維鈞自稱他努力把工作做在前頭，爭取在一項政策決定之前對它施加影響。

他在國會、政府部門，以及有影響的社會各界都結交了一批朋友，這些人物既是顧了解情況的耳目，又是借以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的渠道；并且可以利用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國會和政府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以及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開展活動。

例如，美國國防部長助理格里菲思及其下屬官員是顧的座上常客，經常向他透露國防部與國務院在援蔣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又如某個政府部門內幾個負責人對有關問題的不同立場、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研究對華政策的內情，國會秘密聽證會上的有關情況，都有人及時向他通風報信。

他對美國政府官員和政界人士的脾性、特點了解頗深，善于在杯酒言歡之間探得正式談話中所不能得到的重要動向。不過作為大使，顧的活動比較謹慎，多采取公開、合法的方式。他自己認為，廣交朋友比出高價雇傭代理人進行游說，或行賄收買更可靠、有效。

顧氏另一活動是到美國各地、各社會團體、大學、俱樂部等作演說，向新聞界發表談話。他本人的英語流暢和口才為此提供了有利條件。這些活動次數之頻繁是大使中少見的。

他上任不久，向蔣建議的宣傳要點是：

(1)強調中國統一的重要性，并且以美國南北戰爭為例，說明中國要求統一的目的與美國一樣；(2)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蘇聯是安全合作的主要障礙，反蘇與反對中共是一致的；(3)中國的“民主”有自己的特點，不能以美國的民主來衡量；(4)美國用中國共產黨的口號來判斷中國事務（指對國民黨的批評和揭露）是危險的。

顧本人在美國的宣傳演講基本內容也是這些。只不過第一點提出時是針對馬歇爾調停時的中國形勢，用意是強調應由國民黨統一中國，中共應交出軍隊和地方政權；到解放戰爭后期，宣傳調子正好相反，重點是要求美國支持殘余的國民黨反共力量盡量守住地盤，“統一”就不提了。新中國成立前后還增加一個內容，就是反對承認新中國。當然，國民黨在美宣傳工作不僅是顧氏一人在做，同時還有多條渠道進行。

2、駐美公使陳之邁

陳之邁也是美國留學生，曾在清華大學任教，1944年起就在駐美使館工作，這一時期他的頭銜是公使銜參贊。他與CC集團關系密切，在美國負有特殊任務，以做國會工作為重點。陳與國民黨駐美武官皮宗闞為一條線，其工作有一部分向顧維鈞報告，還有一部分則通過蔣介石派駐美國的“空軍駐美購料處”的密碼直接與“總統府”聯系。

陳之邁經常出入一些國會議員的辦公室，與議員們共同策劃如何利用美國政治制度以影響決策。例如曾有議員主動將國務院發給他們供討論用的有關中國問題的絕密文件給陳之邁看，使他了解美國政府意圖，以便及時采取對策。其關系之不尋常，可見一斑。他這條線的活動原來鮮為人知。

直到1951年，“空軍駐美購料處”的主任、國民黨空軍副司令毛邦初因經管款項的賬目問題與蔣介石鬧翻，向美國方面交出了一部分陳之邁經他手發回的密電稿的副本，蔣介石集團在美國的部分秘密活動才透露出來。

在民主黨參議員摩爾斯主持和建議下，由參院外委會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并將部分電文譯成英文，載入國會記錄，一時引起美國輿論大嘩。1952年4月美國一份雜志《報道者》以“美援援美”為題披露了這些材料。

這些電報主要是向蔣介石匯報在美進行游說活動的情況，其內容包括：

出巨資雇人向兩黨頭面人物做工作；與宋美齡等共同策劃向美方提求援方案；指名道姓地議論美方人員（例如說馬歇爾“陰險”，“無望爭取其同情”，艾奇遜對國民黨“偏見極深，無理可喻”，白杰爾“偽善”，約翰遜為“杜魯門內閣中唯一對華友好者”)。

一些國會議員及親蔣人士向他透露美國內部情況及出謀劃策，例如說美國海軍主張“保衛”臺灣，要臺灣作些人事變革讓馬歇爾下臺階，以減少阻力；哈里曼地位重要，應與之保持聯系，等等。

另外，電報中還透露，蔣介石曾通過美國鋁業大王雷諾茲向魏德邁表示，如魏愿意辭去美國政府軍職，蔣愿以500萬美元重金聘請他當顧問，為期5年，協助“反共活動”。此事為魏德邁所婉拒。這些電文透露了國民黨游說活動深入美國內部的程度，其公布使雙方處于尷尬的境地是可以想見的。

3、蔣介石的家人和親信

1948年冬，美國政府有準備“脫身”的跡象時，蔣介石方面的游說活動更加緊張地進行。此時又有美國意欲甩掉蔣，以及蔣“讓位”于李宗仁等種種復雜情況，使蔣介石不僅要爭取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而且要支持他本人。因此，他感到使館及其他正式駐美機構已不足以達到這一目的，而且當時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激烈，他不完全放心。

1948年11月，蔣介石突然任命已經攜全家在美定居的孔祥熙為蔣私人的“全權代表”，專門負責與美方談援助事。此事使顧維鈞處境為難。顧認為一國在他國不可有兩個“全權代表”，于是提出愿把大使職位讓給孔祥熙。后以美方不接受孔為“全權代表”，此事遂作罷。

接著，11月底宋美齡訪美。宋在華盛頓活動了一個月，從美國政府方面無所獲，于1949年初蔣介石宣布“引退”之后赴紐約住在孔祥熙私邸，直到1950年1月回臺灣。在這一年中她主要是重新組織和部署游說活動。

在她主持下，差不多每星期召集一次“戰略計劃”會議，參加者多系蔣氏家族成員和親信：宋子文（已攜財產先到美國）、孔祥熙和他的兩個兒子。還有在美任職的陳之邁、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蔣廷黻、駐“遠東委員會”代表李惟果和駐國際銀行代表俞國華等人。

當時在美國的胡適、于斌等也間或參加這類會議。這條線與大使館是兩個系統，因此顧維鈞并不經常參加。

這部分活動詳情鮮為人知，有時采取出巨資雇美國人或委托美國機構為之活動的辦法。孔祥熙的次子孔令杰，人稱“少校”，時而以“空軍駐美購料處”人員身份，時而以“駐聯合國代表團團員”身份作掩護，取得外交豁免權，實則未在任何機構任職。他出手闊綽，行蹤詭秘，專門負責跑腿、付錢。

宋美齡親自過問這部分工作。例如有一名叫古德溫的美國人曾兩次受雇于陳之邁。第二次以“中國新聞社”工作人員身份雇用古德溫的決定由宋美齡作出，連聘書都是宋親自修改的。

此外，蔣介石還不斷以各種名義派人到美國進行臨時性活動，例如，陳立夫、一些追隨國民黨的小黨派頭頭和大學教授等。所謂“臨時”訪問，實則往往在美一住就是幾個月。

4、美援與“游說”費用

國民黨在美國的“院外”活動有一項主要內容，就是利用美國國內黨派和人事矛盾，對現政府的對華政策施加壓力。其宣傳的主調是說國民黨的失敗應由美國杜魯門政府，特別是國務院的政策負責。

不僅如此，還具體干預美國內部人事。例如1949年夏，艾奇遜任命了一個由杰塞普主持的三人小組重審對中國及遠東政策。宋美齡得知后，以其中二人未去過中國，不了解中國情況為由，提出另外兩名她所屬意的美國人，建議美方吸收參加這個小組。這一建議一方面通過顧維鈞側面向國務院顧問杜勒斯提出，一方面宋本人向馬歇爾提出，請馬向艾奇遜轉達。艾奇遜未予置理。

諸如此類的事，使國務院人士頗為反感。因此，司徒雷登回國后，曾要其秘書向顧維鈞轉告，國務院人士“對蔣夫人所進行的，旨在爭取美國國會和輿論反對國務院的地下活動頗為不滿”。1948年在美國總統競選中，杜魯門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共和黨攻擊的目標之一。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在競選演說中宣稱他主張實行“兩洋政策”，改變“忽視”中國的做法，將增加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派軍事顧問團，等等。當時杜威當選的呼聲很高，民意測驗對他有利。

所以蔣介石把寶押在杜威身上。國民黨為共和黨競選捐款已是公開的秘密。據陳之邁向顧維鈞的報告透露，他與杜威的外交政策顧問小組保持密切聯系，已經了解到該小組人士主張大力以軍事援蔣把共產黨“趕出華北和東北”；國務卿將由杜勒斯出任，駐華大使可能以另一親蔣人士蒲立德取代司徒雷登，等等。

美方還要求國民黨方面就具體方案、人選等提出意見。

1949年6月，蔣介石派陳立夫訪美，名義是參加在美舉行的“道德重整運動”會議，和學習“美國民主制度”，實際與美國總統大選有關。陳立夫在美國除見了一系列共和黨重要議員外，還向共和黨候選人杜威面交了蔣介石的信。

陳在見范登堡的談話中，話題已經是美國“新政府”可能為中國做些什么了。陳立夫于11月初美國大選投票前夕回到上海，向《新聞天地》發表談話稱，“杜威之當選總統幾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當選，對于以軍事援助中國，將采取一種非常之辦法”。

當時美國新聞界紛紛報道南京方面期望杜威當選之情溢于言表，以致顧維鈞連忙發回電報，建議政界人士最好對美國大選不要表態，否則得罪當前的政府，更無助于得到援助。但是直到1950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時，孔氏家族還在暗中資助共和黨競選。

當然，國民黨并不僅僅在共和黨身上下工夫，在杜魯門再次當選后，也不放過在民主黨身上花錢的機會。例如，曾有國民黨派到美國買坦克的人員向顧維鈞報告，有一名美國人向他表示，可以為國民黨爭取一億美元的貸款購買軍火，條件是以百分之二點五的傭金捐獻給民主黨作基金，他準備同意。顧告以此類事要十分謹慎。此事結果是否實現，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見，這種交易是在進行的。

國民黨在美國的游說活動引起了美國輿論界的注意。

1949年5月，美國著名的廣播評論記者西弗萊德發表評論說：

國民黨政府差不多已經解體。如果它還有司令部的話，它真正的司令部是在此地，在華盛頓，它的游說團和它的美國支持者正在拼命地忙于炮制另一份美國援助中國的大計劃。

1949年8月，《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美國自抗戰以來給予國民黨政府的幾十億美元通過非法手段大量落入了“蔣委員長身邊居高位的少數人”的私囊，而這些錢在1947年以后又大量流入美國，估計在30億美元以上。

當時民主黨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在國會提出要求調查這些流入美國的錢是否又用來進行游說活動，攻擊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再爭取通過新的援華法案，使這些人拿到更多錢。他的建議并無下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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