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哲生

康雍乾盛世下潛存的危機因素

題記：喬治·斯當東爵士所說：“這里出現一個罕見的宏偉景觀：在人類的這個泱泱大國，人們都愿意結合在一個偉大的政治實體中，全國都安靜地服從一個大帝王，而他們的法律、風俗、乃至他們的語言始終沒有變化。在這些方面他們和其他的人類沒有絲毫相同之處。他們既不想跟世上其他地方交往，也不企圖去占領。”這個如實的觀察，中國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和權力相比較，人類更容易受傳統觀念的統治。

戴逸先生在比較中西走向現代化的路程時深刻地指出：“西方國家走向資本主義是由幾個世紀的長期進程所準備起來的，是很多領域近代因素的匯聚、成長的結果。近代因素的積累和成長是一個靜悄悄的、未被覺察的緩慢過程。”“18世紀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輝煌，實則正在滑向衰世凄涼。可當時中國沒有人能夠認識清楚這一歷史真相，只有歲月推移，迷霧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瘡才逐漸暴露。歷史的悲劇只有在悲劇造成以后很久時間，人們才會感到切膚之痛。”戴先生的這一看法值得我們深思。他主持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課題研究及其相關成果，反映了對這一認識的深入和細化。

誠然，戴先生視“18世紀是世界歷史的分水嶺”這一觀點可以商榷，他可能將中西之間的差異提早了一個世紀。美國加州大學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根據自己對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建構關系的研究，提出1800年以前并不存一個經濟中心，仍是多元的世界。19世紀以后，英國經過工業革命才脫穎而出，歐洲才真正領先于亞洲，世界才產生近代意義上的“大分流”或“大歧變”（The Great Divergence）。另一位加州派學者王國斌（R.Bin.Wing）從經濟變化、國家形成、社會抗爭三個方面來做中國和西歐的歷史的比較研究，提出以“中西互釋”的方法進行中西比較更為恰當，即一方面以歐洲經驗來評價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方面則用中國經驗來評價歐洲。他以這種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和明清時期的中國，經濟變化的動力頗為相似，直到19世紀，它們才變得截然不同。歐洲的農村手工業被城市的機械化工廠工業所代替，更適用于新古典主義的以儲蓄和投資為動力的增長理論，而中國經濟雖因西方的入侵，擴展了貿易和市場，但主要是擴大了斯密型勞動力運作的空間，并未根本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他們的觀點引起一些中、西方學者的呼應和爭議。

荷蘭學者皮爾·弗里斯著《從北京回望曼徹斯特：英國、工業革命和中國》（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 Brita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hina）和他即將出版的新著《一個有著驚人差異的世界：近代早期西歐和中國的國家與經濟》（A World of Surprising Difference： State and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對彭慕蘭為代表的美國加州學派學者著力經濟資源和生產關系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他分析了中英兩國基礎結構的“硬件”設施，包括金融財政狀況、政府機構的設置、軍隊組織以及政策方針，發現雙方的差異是如此顯著。“同清代中國相比，英國政府在基礎結構上擁有更為龐大的權力。英國有著更多的收入，可以支付更多，擁有更為高效的稅收和財政體系，更好的貨幣體系，以及債券體系，這是清政府所缺乏的。坦率地講，在19世紀50年代之前中國是根本沒有這些的。英國擁有更為高效的政府機構和陸軍，以及當時世界上最為高效的海軍。英國中央政府的重商主義政策完全不同于當時清政府典型的農業家長式制度。”他強調，“國家政府可以被描述為一切制度背后的制度”。在此之前，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其著《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表達了不能說是相反，但是相異的觀點，他認為，從1400—1800年，“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的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這種位置和角色的現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約世界生產的白銀貨幣的一半；這一統計還力圖表明，這些白銀是如何促成了16世紀至18世紀明清兩代的經濟和人口的迅速擴張與增長”。“這一切之所以能夠發生，直接緣于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在世界市場上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巨大的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其他地區都望塵基及的”。“直到1800年，具體到中國是直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東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這顯然也是暫時的，從歷史角度看，這僅僅是很近的事”。弗蘭克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持相對樂觀的態度。

圍繞19世紀中國為什么衰落，西方為何勝出這一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涉及的核心內容是如何評價中、西方在前近代的政治制度、生產關系、經濟模式與近代工業化之間的關系。由于西方在19世紀崛起這一既定事實，討論的歧異在于認可這是一種西方內在發展孕育的必然結果，還是偶然因素導致的結果。另一方面，中國雖然在19世紀出現了落后于西方的情形，是否意味著中國內在沒有向近代轉型的動力。對于后一問題，毛澤東曾經論斷：“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新近李伯重對江南早期工業化的研究似為這一論斷再次提供了新的證明。最近二十年來中西學者的研究趨向是在世界視野下將中西方的歷史獨特性與近代工業化結合起來加以考察。這就要求我們對18世紀后中國何以未能自發地向近代轉型的內在障礙，不是就是論事，而應放在世界環境中去做一比較研究。

18世紀的清朝統治者在處理對外關系時，也許最大的錯誤并不是不愿與外界接觸，與西方打交道。事實上，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關系之密切可謂前所未有，清朝前期的開放度較明朝也有一定的拓展。問題在于清朝在與外國的接觸中，力圖建立自己的世界體系或者按照傳統的朝貢體制建筑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體系。從康熙、雍正到乾隆，他們都明確地向外部世界表現了這一意志。周圍的弱小鄰國納入傳統的朝貢體制自不待說，遠道而來的歐洲各國使節，他們亦以此相待。除了俄羅斯、英國使團對這一做法表示異議，其它歐洲國家似乎沒有反抗地就接受了清朝外交體制的規訓。而俄羅斯、英國使團表示異議的潛臺詞，則實為要求英、俄君主擁有與清皇同等的地位，馬戛爾尼更是明確表示，英王喬治三世是與乾隆皇帝平起平坐的東西方兩大君主。中英之間在外交場合的禮儀之爭，實際上是英國擴張的殖民體系與中國傳統的朝貢體制之間的沖突。外交是政治的繼續，是內政的延伸，是以實力為后盾。所謂“禮儀”其實也是對自我認同的實力秩序的規范，它體現了對國家利益的維護能力和對別國的控制能力。

中國保持與西方的交往關系，這對中國了解正在崛起的西方會有一定助益。問題在于囿于傳統的朝貢體制，清朝缺乏調整與西方關系的機制，也很難與西方建立起新的互動互惠關系。當馬戛爾尼使團向乾隆提出六項有關通商的不當要求時，清朝如能以討價還價的談判策略加以應對，而不是斷然拒絕，這顯然是一種更為明智、更富柔性的外交選擇，它對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也許會預留更多想象的空間。清朝無意這樣做，因為它不符合天朝的朝貢體制。中國在對外交往中缺乏主動性，開拓性，處處表現被動、應付、自保的狀態，從而失去了在對外交往中獲取主動權的良機。強固的天朝帝國體制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清朝循依“華夷之辨”的思維慣性制訂對外政策，很難出現向外拓展的外交新思維。

當清朝感覺到西來的殖民者對自身的安全構成威脅時，其對外政策從嘉慶年間開始出現急轉彎。“禁教”政策嚴格執行，天主教傳教士大多被驅逐出境或被迫離華，教徒人數銳減。對外交往受到嚴格限制，俄羅斯派遣的戈羅夫金使團（1805—1806）在前往北京的路上，無功而返；英國派遣的阿美士德使團（1816）在北京只呆了不到一天，就被勒令出京。嘉慶皇帝關上了與歐洲交往的大門。嘉慶的對外政策之改變至少與他本人忠厚老實、平庸無為的守成性格有關，畢竟對外開拓需要雄圖大略的魄力，這一條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具備，而嘉慶皇帝確實沒有。航海貿易雖在嘉慶年間仍然維持正常發展，“中國在東南亞海域的航運實力，仍處于領導地位”，中國在東南亞從事遠洋航海貿易的商船總噸，超過英國來華船噸的四倍以上。但到道光年間，中西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到鴉片戰爭的前夕，來華的西方海船，1835年為199艘，總計78000噸，1837年為213艘，總計83000噸。這就是說，西方侵略者對華貿易所投入的船舶載重量，此時已與中國遠洋商船總噸相等了。從1820年到1837年，中間不過十五六年時間，一方面是中國遠洋商船停滯不前，另一方面是進入中國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一消一長之間，表明了中國航海貿易的變化，也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對中國航海事業的排擠”。與此同時，世界形勢發生巨大的變化，英國工業革命突飛猛進，美國“新大陸”開始崛起，歐洲大陸發生劇烈變革。相形之下，中國卻由于走向封閉，而陷入沉寂、保守的狀態。面對神州大地的沉寂，龔自珍悲憤地哀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18世紀的中國缺乏制度革新的思想和動力。清朝在可比的世界競爭中，危機四伏。

危機之一，內部民族矛盾嚴重。清朝統治集團在前期以滿族為核心，滿漢有別，北京內外城之分即是這一區別的一個象征。這一格局維持到19世紀中期沒有根本改變。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地方割據勢力悉數蕩平。在傳統秩序里，只有國家，沒有“社會”。國家機器之外，農村依靠宗法制維持鄉間秩序。有清一代，由于滿族對漢族實行嚴酷的統治，漢人只能通過建立秘密結社來反抗，以白蓮教、天地會、哥老會為代表的秘密社會盛行成為18到19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的重要特征，這實為當時滿漢矛盾的一大反映。一般來說，秘密社會的興起是在王朝末年，皇權衰弱，對地方和士紳的控制力削弱之時，而清朝在其鼎盛的乾隆朝即已出現，說明漢族反抗滿族統治者的情緒從未稍減。

危機之二，缺乏海上開拓的能力。在大航海時代來臨之時，中國幾無海上拓展的能力，“禁海”政策實際封閉了向海外開拓的可能。從順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為防堵內地人民與臺灣鄭氏政權發生聯系，清朝實行嚴格的“禁海閉關”。從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到雍正五年（1727年）對南洋“禁海”，則主要是應對呂宋、噶喇巴兩地的西班牙、荷蘭西洋勢力的滲透。乾隆六年（1741年）在福建實行“禁海”，禁止私人下南洋貿易，則是鑒于荷蘭殖民者在爪哇屠殺當地華僑。在清朝前期，沒有再像明朝鄭和下西洋那樣，舉行大規模的出海活動。清朝的“海禁”政策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為了軍事上防止臺灣鄭氏政權和外來的西方殖民勢力向內地滲透的需要，一方面是阻撓內地人民向外發展，在貿易方面控制軍事武器和重要原料的出口。“禁海”政策在貿易上實際達到了閉關或限關（即限廣州一關）的效果，而更大的危害則是放棄了向海洋拓展的努力，面對萬里海疆，中國失去了可能成為海洋強國的資格。這與正在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形成強烈對比。

危機之三，實行文化專制，文網恢恢，大興文字獄，窒息了革新的生機。慘酷嚴厲的文字獄幾乎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始終，從康熙年間的明史獄、方天甫、朱方旦之獄、《南山集》案，到雍正年間的查嗣庭案、曾靜、呂留良案，再到乾隆年間的徐述夔《一樁樓詩》案、卓長齡等《憶鳴詩集》案、王錫侯《字貫》案，清朝統治者一方面利用文字獄這種極端手段，鉗制言論，禁錮思想，扼殺漢族士大夫的遺民情緒和反清思想。另一方面，又以開四庫全書館，修《四庫全書》，搜集、整理、編纂歷代典籍，網羅漢族知識精英，點綴其盛世的門面。在這種情勢之下，漢學的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輯佚、考證之類學問得以助長，明末方興未艾的啟蒙思想火花漸趨泯滅。18世紀的中西方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西方知識分子（以法國為代表）掀起啟蒙運動，尋找向近代轉型的突破口；中國士大夫囿于文化專制的牢籠，只能滿足于以做傳統典籍的集大成工作為自娛。

危機之四，士大夫普遍缺乏世界知識，缺乏向外探險的沖動。在18世紀，清朝曾于1729—1731年、1731—1733年兩次派使團赴俄羅斯訪問外，此外再沒有派遣使團赴歐洲其它國家訪問，這表現了清朝對歐洲外交的冷漠。對此，張星烺先生不無感慨地評論：“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時，外國使者來中國者甚多。教化王（即今之教皇）之使亦曾數至。然清朝在此一百三十余年長期間，竟未一次遣使浮海至西歐，采風問俗。誠可異也。”為何國人當時不愿出使歐洲？1654年被南明政權遣使羅馬教廷的耶穌會士卜彌格與羅馬宣教部之間的對話，頗能反映這一問題的癥結。當羅馬教廷質詢卜彌格“何以不多帶中國侍從俱來？”這一疑問時，卜彌格解答原因有三：其一、“蓋因華人體質不強，不適于長途旅行。當時被指派隨行者甚眾，僅有兩人愿往；而此兩人中之一人因病止于中途，別一人在道數頻于死”。其二、“中國人之自尊心，使之自負其政治、其學識、其財富皆優于他國；則其不愿聲稱求救他國可知也。是故不愿遣華人赴歐洲”。其三、“中國商人不甚解葡萄牙語，如何能用此種語言與之交談國事。”卜氏所述隱情到18世紀其實也沒有什么改變。身體不健、自負心強、不通西語，這是阻止國人遠赴歐洲的三大障礙。

17、18世紀中國人赴歐洲者多為跟隨西方傳教士的中國教徒，見諸史載者有：順治七年（1650年）隨衛匡國赴羅馬的鄭瑪諾，他在羅馬加入耶穌會，并晉升司鐸，成為耶穌會華人晉司鐸第一人。1671年返華，隨閔明我、恩理格入京。1673年歿于北京。康熙二十年（1681年）隨柏應理乘荷蘭商船前往歐洲的沈彌格（又名沈福宗），1694年隨紀理安返回中國，死于中途。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隨傳教士艾遜爵赴意大利的中國教徒樊守義，他在歐洲呆了十余年，1720年回到中國。樊守義的旅歐見聞詳載于其《身見錄》一文，是為國人最早的大西洋游記，文中對所見意大利諸地稱贊備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另一名中國教徒胡若望隨耶穌會士傅圣澤踏上了赴法國的旅程，他在法國閑居了三年后，1726年回到廣州。雍正二年（1724年）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帶領五名中國人（其中有三人知名：殷若望、顧若望、尤路西奧）從廣州乘船前往英國倫敦，經倫敦再返回羅馬，1732年馬國賢經過多方努力，終于在那不勒斯建立了一座中國學院，并收留了殷若望、顧若望兩名中國學生，這座中國學院稱得上是歐洲最早專門培養中國人的教學和研究機構。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啟程赴華訪問時，即從該學院延請了兩個中國學生隨船翻譯。乾隆五年（1740年）法國耶穌會士吳君自澳門回國時，率中國青年康斐理、劉保祿、藍方濟、曹貌祿、陶□五人前往，這五名中國學子到達巴黎后，進入路易大王學院學習，這是中國人留學法國之始。吳君后來擬增加求學人數，遭會督赫蒼璧反對，耶穌會會長亦禁止中國學子赴法。沙如玉接任赫蒼璧會督一職后（1745—1747年），1746年11月16日自北京致信法國耶穌會會長，“言及中國與澳門未能養成中國青年，擬遣赴法國學習，請求自法國或附近教區遣派新人來華”。紐若翰擔任會督期間（1747—1752年），1751年12月20日自澳門致耶穌會會長信札，“請會長允許再派中國青年赴法研究修養”。“自是以后，迄于耶穌會之廢止，中國學子就學巴黎或拉弗累舍者時有之。”乾隆十六年（1751年），北京青年楊德望得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之助，前往法國拉弗累舍留學，1759年加入耶穌會，隨后又在路易大王學院學習神學。1765年回國，1766年回到北京，1798年歿于江西。不過，“宗教家皆主靜修，獨善其身。不愿多與外界交游，不注意政治學術。故鴉片戰前，由中國往歐洲留學宗教者，雖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響于中國文化則甚微也。”此外，還有一些國人隨外國商船漂洋過海，遠赴歐洲。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東人謝清高乘坐外國商船游歷亞、非、歐、美洲諸地，漂泊達十四年之久，他應是第一位環游世界的中國人，他的出洋事跡和見聞經楊炳南筆錄，詳記于《海錄》一書。西學雖經歐洲傳教士傳播，進入了士人的視野，但大家普遍都輕視西學。一般士人囿于儒家“父母在，不遠游”的信條和執迷于科舉制試，根本沒有遠赴歐洲游歷的興趣，因而也就缺乏切身體驗的“西方經驗”。士大夫對歐洲所知甚為貧乏，他們只是從傳教士撰寫的一些介紹性小冊子（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撰《西方要記》之類）獲取遙遠的西方地理知識。中國著實可憐的西學與西方蔚為大觀的漢學對比相形見絀，反映了當時中西互相認識的深刻裂縫和極大差距。

上述各種危機情狀，當然不能為清廷當政者所看清。限于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清朝的目光緊盯在內部危機，他像一支救火的消防隊，疲于奔命，應付撲滅各地起義和叛亂的烈火。對于世界形勢正在發生的革命性變化竟懵然無知。過去，人們總結中國未能自我成功向近代社會轉型的歷史原因時，有一種普遍的價值預設，即將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包括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科舉制度）與現代化對立起來，視之為中國邁向早期現代化的主要障礙，這成為鑄造革命的邏輯出發點和主要理由。但西方國家的早期現代化歷史卻不能證明這一點。從近代英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的例子來看，君主制或君主立憲制保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傳統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轉化成為現代化的正能量，并不一定只有負面作用，至少在近代的早期是如此。世界上大部分近代民族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傳統的政治資源，或在相當長的時間盡量保護自身傳統的政治遺產。只有美國由于天生是一個新大陸國家，缺乏自身的政治傳統，才產生一種嶄新的政治建構。如果在經濟領域，人們認可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甚至出現了早期的工業化，在文化思想領域有著豐厚的歷史遺產應當繼承，那么，在政治領域就不免發生疑問，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或政治傳統，是否就沒有轉化為現代化助力資源的可能。在發掘中國傳統的政治資源時，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先生設計近代國家制度時，曾特別留意繼承傳統的監察制度和考試制度，將西方的三權分立擴大到五權憲法。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論及“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這個問題時，也特別指出“一個徹底民主化的社會結構”、“兩千年客觀的、競爭性的官吏考試甄選制度”、“政府創立其自身‘反對面’的制度和監察制度”這些歷史因素“可以解釋辛亥革命，君主制的推翻，共和政府形式的確立，以及最近三十年與今后憲法的發展”。孫、胡的認識，表現出并不排斥利用傳統政治資源的可能。在一個革命話語占主流的年代，強調維護傳統政治資源，會成為保守的代名；而徹底的推翻則可贏得革命的美名。孫、胡的努力表現出某種折衷的傾向。最后，我想以喬治·斯當東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這段話如實地反映了18世紀末西人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感受，它也許某種程度上折射了傳統政治文化的偉大與局限：

如喬治·斯當東爵士所說：“這里出現一個罕見的宏偉景觀：在人類的這個泱泱大國，人們都愿意結合在一個偉大的政治實體中，全國都安靜地服從一個大帝王，而他們的法律、風俗、乃至他們的語言始終沒有變化。在這些方面他們和其他的人類沒有絲毫相同之處。他們既不想跟世上其他地方交往，也不企圖去占領。”這個如實的觀察，中國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和權力相比較，人類更容易受傳統觀念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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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著《古代北京與西方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內容簡介

北京作為元、明、清三朝古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舉足輕重，其歷史地位堪與漢、唐長安媲美。本書以研究元、明、清（鴉片戰爭以前）三朝來京的西方傳教士和遣使的“北京經驗”（The Beijing Experience）為主，著重探討西人來京的路線、途徑，在京居住、生活、活動和通信手段，在京與朝野士人的交往，對北京建筑、風俗、地理、歷史的觀察和研究，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情報的搜集與窺探，全景式地深度透析西方視野里的北京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