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石刻的根本的破綻在于，其章法沒有縱橫界格，其書風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恐怕是一件偽刻。

2025年6月8日，《光明日報》第11版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的文章《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激起了軒然大波。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以下簡稱“昆侖石刻”）的真偽上。

昆侖石刻，衣禾供圖。

學者們分別從歷史學、文字學或者風化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今不揣谫陋，試從書法風格的角度，談談我對昆侖石刻之真偽的看法。毋庸諱言，本文是持否定態度的。

一、根本的破綻：書風與場合不符

2025年6月12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在微信公眾號《古文字微刊》發表了《我對昆侖刻石的看法》，認為：“拋開其他，先從文字看，我覺得昆侖刻石的文字時代特征明顯，風格統一，看不出什么破綻。”[1] 劉釗先生是我十分景仰的大學者，但是他的研究領域主要在文字學，因此關于書法風格的判斷，說不定劉先生偶爾也會有小的偏差，因此其觀點我并不敢貿然贊同。

我以為，這個觀點很可能由于混淆了文字學意義上的秦代文字風格和書法學意義上的秦代“刻石書”風格的區別，或者說混淆了廣義上的秦代文字（包括刻石、詔版、虎符、簡牘、璽印、封泥、兵器等）風格與狹義上的秦代“刻石書”風格的區別。也就是說，即使昆侖石刻在“字法”——文字的語文意義上的寫法——上并沒有什么破綻，但是，在“書風”——文字的書法意義上的造形風格——上卻暴露了諸多的破綻。

該文所說的“風格統一”，我理解應指造形風格的統一。實際上，昆侖石刻的造形風格，并不統一，甚至可以說是很不統一。把不統一的風格視為統一，其原因，可能是書法實踐的不足，也可能是書法賞鑒的不足，但最重要的，可能是對秦代的書風與場合之密切關系的重視程度嚴重不足，或說是對此一密切關系的有意無意的視而不見——無論是昆侖石刻的作偽者，還是對昆侖石刻暫持肯定態度的學者。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序》：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2]

這八種書體，除了最古的大篆與最新的隸書，其余六種，就其語文意義上的“字法”而言，也許大部分字并沒有根本上的區別。既然沒有根本上的區別，為什么許慎要說“自爾秦書有八體”呢？答案就在于本文題目所強調的“書風與場合”上。也就是說，秦書八體，尤其是中間的六體，從外在上說，其區別主要在于所呈現的“風格”上；從內在上說，其區別主要在于所使用的“場合”上。

我們可知的是，用于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琊刻石上的秦書體，由于秦“書同文字”的國家政令，即是（二曰）“小篆”；用于虎符上的秦書體，即是（三曰）“刻符”；用于璽印上的秦書體，即是（五曰）“摹印”；用于兵器上的秦書體，當即（七曰）“殳書”；用于簡牘上的“以趨約易”的秦書體，即是（八曰）“隸書”。至于（四曰）“蟲書”，《說文解字·敘》講到“新莽六書”說“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但啟功先生認為：“秦之蟲書，即是大小篆的手寫體，所以無從專提用途。”[3]

為什么不同的場合要用不同的風格呢？啟功先生《古代字體論稿》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自上觀之，秦人對于文字既用法律手段進行同和罷，而秦文在不同用途上風格又不盡相同，例如頌功刻石與權量詔版書寫風格不同等，可知當時曾對于字體的書寫風格在用途上各劃出它們的范圍，不得相混，所以規定字體名稱，實是有其客觀需要的。換句話說，這也是“同文”手段中的一個環節。[4]

簡言之，出于客觀現實的需要，秦政府根據使用場合莊重程度的不同，規定了嚴謹程度不同的書體風格。其基本邏輯是，場合（或某一環節）越莊重，書體風格越嚴謹；場合（或某一環節）越日常，書體風格越簡易。

在秦書八體的所有使用場合中，最為莊嚴鄭重的，恐怕非刻石莫屬了。

秦人對于刻石這件事情，是極為重視的。《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瑯邪刻石時，有一段列侯、倫侯、丞相、卿、五大夫們的議論，這些議論表明，刻石是一件“昭明宗廟”、“頌皇帝功德”的國家大事，是極為莊嚴、鄭重的——

……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頌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5]

“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的時候，尚且“刻金石，以自為紀”。今皇帝一統天下，豈不“昭明宗廟”？因此如今的“刻于金石，以為表經”，自然是十分的莊嚴、鄭重了。這種莊嚴、鄭重，似乎無論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本文為了強調書風與場合的密切關聯性，因此不稱這種書體的本名——“小篆”，而著重以其場合名之——“刻石書”（或者也可以稱為“石書”或“刻石體”，為避免歧義，姑稱“刻石書”）。

秦代“刻石書”，即指《史記》中所載的八種刻石的書體及風格。以往的說法，秦代刻石有七種。檢讀《史記》[6] ，秦代刻石至少有八種，根據秦時刻立的時間先后，依次是：

1、《嶧山刻石》（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立。原石已佚。現存993年重刻碑）

2、《泰山刻石》（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立。現存殘石二種，共10字，前209年秦二世時所刻）

3、《前之罘刻石》（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立，[7] 原石已佚。為與習知的《之罘刻石》相區別，此處加一“前”字名之）

4、《瑯邪刻石》（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立，前209年秦二世時加刻，刻石現存87字）

5、《之罘刻石》（二十九年，前218年，秦始皇立，原石已佚）

6、《之罘東觀刻石》，即《之罘刻石（三）》（二十九年，前218年，秦始皇立，原石已佚）

7、《碣石刻石》（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立，原石已佚）

8、《會稽刻石》（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立，原石已佚。現存1792年重刻碑）

秦代刻石書，包括后世重刻，現在可以見到的有四種——泰山刻石、瑯邪刻石、嶧山刻石、會稽刻石。

圖 1-1 泰山刻石殘石拓片

圖1-2 泰山刻石殘石拓片

泰山刻石，現存殘石兩塊，一塊殘石存4字，一塊存6字，共10字，為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時所刻，今藏泰安岱廟。泰山刻石另有明代安國藏北宋拓本二種，一種存165字，一種存53字，今皆藏日本。

圖2-1瑯邪刻石

圖2-2 瑯邪刻石

瑯邪刻石，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存13行87字，前二行當為前219年刻，后11行當為秦二世時加刻。

圖3 嶧山刻石993年重刻本

嶧山刻石，現存者為993年（北宋淳化四年）鄭文寶依徐鉉的摹本重刻而成，該石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因為是約1200年后的宋代重刻，所以《嶧山刻石》的筆畫非常光潔，結字也有些僵板，但仍不失為秦代刻石正體的重要參照物。

會稽刻石，現存者為1792年（清代乾隆五十七年）劉征根據錢泳所藏1341年（元代至正元年）申屠駉重刻本的重刻碑，現藏紹興大禹陵碑廊。1792年重刻會稽刻石的風格近于993年重刻嶧山刻石，亦可作為秦刻石書的參照。

這四種秦代刻石書，都具有莊嚴、鄭重、典雅的風格。其章法，無論縱橫，都有比較嚴格的界格秩序。通俗地說，縱、橫都有格子。不要小看這個縱橫界格的存在，在面對“昭明宗廟”、“頌皇帝功德”的刻石這樣的國家大事時，這個縱橫界格就是國家的尊嚴、秩序與合法性的象征。反之，沒有這個縱橫界格，恐怕就不能從根本上證明其合法性、真實性。

昆侖石刻的最大的破綻就在于，它并沒有縱橫界格。不僅橫向上來看，昆侖石刻的字形大小不統一，甚至在縱向上，還有左右兩行或三行互相穿插的情況。例如第4、5行（將方□/采藥昆），第7、8、9行（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可以說，昆侖石刻的縱橫秩序都非常松懈。

因此，昆侖石刻的根本的破綻在于，其書風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于是，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其真實性。不論有意還是無意，如果我們置這種根本上的破綻于不顧，僅考察文字的寫法是否正確、是否具有秦時的特征，恐怕就是舍本逐末了。

二、具體的破綻：混用多種、多時代書風

如果認為昆侖石刻為偽，也許大家會問，可否更具體地指出破綻呢？下面我們略舉數例，并簡要分析。

1、皇帝：似混用秦詔版

表1

昆侖石刻的“皇”字似秦代刻石，但其最后一橫彎度較大，這種情況在秦代刻石中從未出現。“帝”字似混用秦詔版，但“帝”字忽然縮小，造成昆侖石刻“皇帝”二字，甚至比草率的秦詔版還要更加草率。

拙文將完成時，讀到劉紹剛先生2025年6月16日《〈昆侖刻石〉獻疑》一文，講到董珊先生提出的證據，即里耶秦簡《更名方》中“皇”字的寫法：“統一文字之后的皇字‘白’形之橫畫，與邊框不連，作懸中一短橫。”劉先生總結說，“其實僅董珊先生提出的這一條意見，就足以說明‘昆侖刻石’乃現代偽作。”[8]

圖4-1里耶秦簡《更名方》

圖4-2 里耶秦簡《更名方》

此處值得我們另外注意的是，里耶秦簡《更名方》的“皇”字的最后一橫的弧度。設想，如果昆侖石刻的作偽者當初把皇字“白”部中的一橫也做了懸中處理，是否就可以證明其真呢？回答是，仍宜從風格與場合是否符合的角度進行鑒別。也就是說，雖然里耶秦簡《更名方》是確鑿無疑的，但是《更名方》的皇字最后一橫有明顯的弧度，并不能證明昆侖石刻的皇字最后一橫彎度較大就是合理的。因為，秦刻石書與秦簡的使用場合不同，其風格也就不能相提并論。

簡言之，昆侖石刻的“皇帝”二字，似混用秦刻石與秦詔版。

2、大夫：水平不及秦封泥

表2

昆侖石刻的“大夫”合文，中間兩豎筆，顯得局促、干癟、遲疑，不僅與秦代刻石書的開張、飽滿、堅定相去較遠，甚至也不及秦封泥，如“即墨太守”封泥。

3、廿六（卅七）：似混用秦詔版

表3

昆侖石刻的“廿六”二字，似混用秦刻石、秦詔版。有人釋為“卅七”，恐怕也不確，因為“七”字的橫畫弧度似乎不可能如此夸張。

4、年：似混用近代寫法

表4

昆侖石刻“年”字左上的斜筆，與左上的短豎，呈交叉狀，這種情況在秦代刻石書中從未出現，即使在漢代的書跡中也非常少見。這種情況，倒是在晚近篆書——例如吳昌碩（1844—1927）作品——中才常見。因此，這里恐怕是混用了近代的寫法。

5、三月、己卯：似混用東漢《袁安碑》

表5

昆侖石刻的“三月”“己卯”，似混用東漢《袁安碑》（105年后立）書風。相對而言，秦刻石書的轉處偏圓，而漢代篆書的轉處偏方。眾所周知，把篆書的轉處寫得偏方，即用隸法作篆，是清代鄧石如的巨大貢獻——取法漢代。由于《袁安碑》是一件非常精心的作品，所以即使是在東漢，其轉處尚且有圓的古風。何以所謂秦時的昆侖石刻的“己”字，轉處如此之方呢？

6、到：似混用秦印

表6

昆侖石刻“到”字左側倒數第二橫筆，在正常的書寫中（例如岳麓秦簡），左右兩端沒有豎筆。在秦書八體之“摹印”體中，才會在兩端增加豎筆，目的是填補空白。因此，這里似混用了秦印，即混用了秦書八體之“摹印”體。

7、前：似混用秦簡、大篆

表7

昆侖石刻的“前”字，“舟”部的第一橫筆，向上傾斜，是典型的秦書八體之“大篆”的寫法，即作偽者似混用了秦簡書風。即使在春秋時代的刻石《石鼓文》中，“舟”之第一橫筆的斜度也不會如此之大。

8、里：似混用秦簡

表8

昆侖石刻“里”字，頭部“田”形甚小，而下部兩橫所占空間甚大，與秦印、秦陶文不同，似混用睡虎地秦簡書風。

原釋文“一百五十里”，“一百”很可能是“二百”合文，因此“二百五十里”也很可能是作偽者的一個伏筆，一個玩笑，一個惡作劇。

綜上，可信的秦代刻石書，都具有莊嚴、鄭重、典雅的風格。其章法，無論縱橫，都有比較嚴格的界格秩序。在面對“昭明宗廟”、“頌皇帝功德”的刻石這樣的國家大事時，這個縱橫界格就是國家的尊嚴、秩序與合法性的象征。

昆侖石刻的根本的破綻在于，其章法沒有縱橫界格，其書風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刻石、秦詔版、秦簡、秦印、東漢《袁安碑》甚至近代篆書的一件偽刻，甚至是作偽者的一個惡作劇。

2025年6月18日

（作者系書法研究者，1999年-2012年先后獲得中央美術學院書法專業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創辦并多年任教于山東藝術學院書法專業，現為北京某高校副教授）

來源：衣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