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6年，熙寧九年，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蘇軾創作了一首《花影》，意味深長。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首詩。

花影 蘇軾

重重疊疊上瑤臺，幾度呼童掃不開。

剛被太陽收拾去，卻教明月送將來。

亭臺上一層又一層的花影，幾次叫仆人去清掃，都掃不掉。送將來，在月光下重新出現的花影，好像是月亮送來的。太陽落了，花影剛剛消失，明月升起，它又隨著月光出現了。

這是一首詠物詩，詩人借吟詠花影，抒發了自己想要有所作為，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情。全詩自始至終著眼于一個“變”字，寫光的變化，寫花影的變化，傳達出詩人內心的感情變化。

這首詩自始至終著眼于一個“變”字，影的變化中隱藏著光的變化，光的變化中暗含影的變化。第一句中“上瑤臺”，寫影的動，隱含著光的動。為什么用“上”，不用“下”呢？因為太陽逐漸西沉了。

第二句“掃不開”，影不動，間接地表現了光的不動。光不動，影才不動，所以，憑你怎樣清掃，花影總是“掃不開”的。

三四兩句，一“收”一“送”，寫光的變化，由此引出一“去”、一“來”影的變化。

花影本是靜態的，光是動態的，詩人抓住了光與影的關系，著力表現了花影的動與靜，去與來的變化，從而使整首詩具有了跌宕起伏的動態美。

其實，歸根到底，光的變化，花影的變化，反映的是詩人內心的感情的變化。“上瑤臺”寫花影移動，詩人對于花影，已有鄙視之意；“掃不開”寫花影難除，更添憎惡之情。“收拾去”，寫花影消失，大有慶幸之感；“送將來”寫花影再現，又發無奈之嘆。

詩中的花影，到底隱喻什么呢？美好浪漫的花影，詩人為何要“幾度呼童”去“掃”呢？原來，蘇軾的這首《花影》，不僅是詠物詩，更是一首諷喻詩。

詩人將內心的感情變化，寓于花影的倏忽變化之中，言近旨遠，意在言外，有一種朦朧的含蓄美。

花影本來很美，詩人卻幾度呼童掃不開，原來詩人是用諷喻的手法，他將重重疊疊的花影，比作朝廷中身居高位的小人。

正直的朝臣，無論怎樣努力，也無法清除他們。他們總是如影隨形，去了一批，又上來一批，那些在高位的小人，拂之不去。

這首《花影》，看似描繪庭園風光的詩句，背后卻大有深意。北宋政壇的驚濤駭浪，暗藏其中。政治博弈的背后，隱藏著蘇軾的無限憂思。

王安石二度執相印的背后，有哪些爭議呢？宋神宗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目的是為了打破北宋官僚體系積弊的僵局。

然而，很多本來是為了富民強國的措施，卻在實施中產生了新的弊端。

青苗法的本意，是為了救濟農民，青黃不接時，政府以低息貸款解決民眾的困難。但是，現實中卻變成了強制攤派。

官吏以放貸數額為政績，強令農民借貸，卻不顧農民的實際需求，反而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免役法，本來是為了解放農民，給他們自由，允許他們納錢代服勞役，減少百姓的服役之苦，讓更多的百姓專心種田。

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卻成額外的賦稅。地方官吏借機加征免役錢，甚至成為民眾無法承受的負擔。

王安石為什么被罷相的呢？1074年，華北大旱，就像是上天降臨的懲罰。《流民圖》突然出現在朝堂上，神宗皇帝看到新法給百姓帶來的痛苦，食不下咽，幾至于罷食。

這個難題既然被承報給了皇上，皇上也需要給天下一個交代。于是，在一片爭議聲中，王安石被罷相。變法浪潮，暫時停息。

然而，一切并沒與因為王安石的離開，變得平穩。曾為王安石得力助手的呂惠卿，這個后起之秀，新黨干將，卻展現出了極強的攬權欲望和個人野心。

呂惠卿這個人，在王安石離開后，想方設法排擠他，試圖獨攬變法進程。

北宋朝廷的權力天平，再次失去平衡。變法派內部離心，王安石昔日的得力干將，如今都想著落井下石，再加上舊黨的全面清算與阻撓，驚醒了神宗皇帝。他不得不重新權衡，平息眼前混亂的局面。

此時，能力挽狂瀾的，唯有王安石。只并不是因為全盤支持他的方案，而是為了權力平衡的需求。他要借助王安石的威名，維持變法的存在感與執行力，同時震懾一下漸漸失衡的朝局。

此時的蘇軾，早已是中央權力的“局外人”。他因直言批評新法之弊，被排擠出京，擔任杭州通判。處江湖之遠，不忘憂國憂民。蘇軾在杭州，繁忙的公務之余，仍對朝廷的政局的深感擔憂。

舊黨的同僚司馬光、范鎮等人，紛紛被貶。主導變法的王安石，即將重新執掌大權。這些消息傳到蘇軾這兒，他的內心，異常復雜。

王安石能力卓著，這一點，蘇軾深信不疑。但是，新政帶來的創傷，還未平復。權力的回歸，是否會帶來新一輪的動蕩呢？這正是他最擔心的。

所以，在這種形勢下，他以一個旁觀者的心態，寫了這首委婉的諷喻詩《花影》。在蘇軾看來，以民生為本，才是最重要的。他并非單純地反對新法。他在《上神宗皇帝書》中寫道：“臣非不知變法可以強國”。

蘇軾，只是不希望百姓受苦，任何事，都不應該以生民疾苦為代價。王安石去職后，舊黨獲得暫時喘息的機會。

他以為，變法或許就此偃旗息鼓，積壓的弊端，能以一種溫和的方式解決。

1075年春，一封昭示王安石復相的朝廷邸報，打破了他原有的想法。新舊黨之間的政爭，是否會再起波瀾？

現實與理想間的落差，讓蘇軾感慨萬分，萬千思緒，化成《花影》的詩句。或許，王安石重新歸位后，新黨權又要開始向權力高位聚集攀附了。

司馬光在掌權后幾乎全盤新法，以極端代替了改革。不同于司馬光的全盤否定，蘇軾認為，新法的弊病，不應全部歸咎于王安石個人，制度缺陷、執行者貪瀆，才是根本原因。他對舊黨同僚們，也持有批評的態度。

事實上，蘇軾的憂慮，并非沒有道理。王安石二次罷相后，歷史走向更加證明了蘇軾的遠見。宋神宗繼續推動變法，然而成效甚微。其后，哲宗朝新舊黨爭，輪番當權。

北宋朝局在無休止的內耗中走向衰落，最終終結于靖康之恥。所以說，北宋敗于黨爭，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