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麗·溫克勒（Emily Winkler），牛津大學赫特福德學院（Hertford College）中世紀領域研究員。曾任亞歷山大·馮·洪堡研究基金研究員（2017—2019），牛津大學圣埃德蒙學院研究員（2015—2018）。主要研究方向為歐洲中世紀史、中世紀情感史、中世紀盛期社會史與文化史。研究區域主要集中在不列顛群島、盎格魯-諾曼世界，以及北海地區、西西里島和意大利南部等地中海世界。日前，艾米麗·溫克勒受邀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做了一場講座，題為“中世紀盛期的哀傷、情感與健康”，本文系其發言稿。限于篇幅，節選部分內容。

艾米麗·溫克勒（Emily Winkler）

情感的歷史

在20世紀的中世紀情感史研究中，學者們傾向于從表面來理解中世紀歐洲的歷史敘事，并且認為歐洲中世紀時期的人們像孩子一樣，被情感所支配，缺乏文明。有一位學者因提出這種觀點而聞名，當他在閱讀中世紀文本中對于強烈情感的描寫時，將其解讀為當下人類歷史進步的證據——如今的我們已經處于文明階段，能夠懂得彼此 間如何相處，也能辨別并管理自己的情感。然而，這種似乎是以進步為視角的歷史觀，在其后的幾年間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討論并遭到了反駁。例如，芭芭拉·羅森溫（Barbara Rosenwein）編寫過一本關于“憤怒”的著作【《憤怒的過去：中世紀情感的社會功能》（Anger's Past: The Social Uses of an Emotion in the Middle Ages，1998）】，并提出了“情感共同體”（Emotional Communities）這一術語【《情感共同體：中世紀早期的情感研究》（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2006）;《情感的代際：情感史（600–1700）》（Generations of Feeling: A History of Emotions, 600–1700，2016）】。在書中，她也提出“人不是被情感所支配，而是掌控情感的主體”。由此可見，學界的觀點幾乎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學者們在進行中世紀情感史研究的過程中，逐漸出現了一種新的語言表達，將情緒視作“工具”，即人可以使用情感。于是，我們可以看到諸如“運用（wield）”“調動（deploy）”“編排（script）”這類動詞。人們“使用”情感，在需要時“調動”情感，仿佛這是一種隨時可供使用的東西。這也導致了該領域的大量研究成果集中在文字的使用、體裁與政治交流等主題。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中世紀的人們如何使用與情感相關的詞匯，比如國王之間如何寫信，或者如何試圖通過情感語言來激發民眾采取行動。然而，上述研究僅限于刻意使用的文字，并未真正對“感覺（feelings）”或“情緒（emotions）”本身進行思考。部分歷史學者甚至表示，“我們討論的只是人們現在認為自己感受到了什么”，或者“他們曾經認為自己感覺到了什么”。這樣的說法頗為有趣，它似乎完全否定了人們在當時的世界觀、思想和觀念下真實感受與表達情感的能力。

近些年來，中世紀情感史研究也與神經科學、心理學領域有所互動。21世紀初，一個頻繁出現的術語是“評估理論（appraisal theory）”，即試圖借助神經科學與心理學的概念來解釋中世紀情感。該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個體在經歷某一事件后，會對其作出直覺性地判斷，進而基于這種判斷來解釋情感體驗。然而，通常這些學者清楚地知道他們正在使用過去不曾存在的概念，但與此同時，又難以說明這些理論模型真正適用于中世紀時期，并且能夠增進對于中世紀觀念的理解。

總體而言，這些觀點都未能真正反映出中世紀盛期西北歐地區的敘事作品和歷史著作的歷史文本本身的真實面貌，當時的文本也并未如我們當下這般來討論與描述的情感和感受。換言之，中世紀的文獻并沒有像現代理論那樣把情感視為可操作的“工具”，也無法被輕易地套用在“評估理論”的邏輯之中。它們可能談及“判斷”，但對于人們是否作為情感的主宰者，或者是否被情感支配，并未形成一致的觀點。這些文本也沒有將情感視為可以與人本身分離的客體，而是將其視為某個人生命經歷整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本文傾向于使用“情感史（emotional history）”這個術語，因為它允許我們承認歷史上確實存在著情感，并且當時的人也在認真地思考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學術界往往不愿意談論人們真正的感受，甚至不愿承認過去的人們有過這樣的感受。但這并不令人感到困擾，因為相同的境況放到今天亦是如此。例如，當我們在接受采訪時，我們也無法確切知道坐在對面的采訪者的真正感受是什么。這種問題在人類歷史中亦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我們可以探究歷史作家們如何思考情感與表達情感，從而可以發現那些試圖準確描述情感與感受的思想和寫作方式。此外，討論“擁有某種情感”與“表達某種情感”之間矛盾與張力也是很有趣的。我們如何判斷某種情感表達是否真實？作者又是如何描述當時他人的反應？上述問題往往能為我們理解和認識不同時代的人們如何看待情感提供重要線索。

總的來說，“情感史”這一概念能夠允許我們將情感當作“體驗”來理解。本次講座更關注的則是關于“體驗”的敘事，而非某些具體的情感詞匯。因為當我們閱讀一個故事時，我們可能會看到一種長期的情感體驗，比如某個人在喪親之痛中掙扎，或者試圖厘清如何理解并感受喜悅（代表另一端的情感）。但作家們并不總是使用明確的情感詞匯來描述這些體驗，而是可能用隱喻、類比，或者討論某些難以言表的事情，以一種變戲法的方式來傳達那種感受的深度。在這種情況下，保持開放的思維是非常有益的。

另外，關于理解過去情感的問題，相較于中世紀作家們對于情感的描述方式，嘗試從外部角度并通過理論模型來描述情感的方法，二者有何不同？例如，不管是在當代情感研究中，還是在歷史情感的研究中，都有人試圖基于事件理論來描述正在發生事件的形式。因此，也存在著一系列關于研究中世紀情感如何發生的文章。就如同當下，我們可能會研究神經活動來描述情感，也會嘗試使用物理變化來描述情感。在某些文化中，人在憤怒時血管會擴張，而在其他文化中則更強調控制或壓抑情感，而非表達出來。

“評估理論”有時會將情感描述為一套邏輯流程：當某個事件發生后，個體接收輸入，進行直覺判斷，然后得出情感反應。這種理論有時聽起來就像命題邏輯，但問題在于：在過去的文本中，講述者很少會按照這種方式描述情感體驗，因為個體先接受一個命題或邏輯，然后再對其形成情感反應，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時間滯后性。所以，這些理論往往忽視了更現象學的方式，即從人的體驗出發來理解情感。人們已經存在著一種世界觀，他們認為某些事情應當如此，而感受通常被描述為更加自發的表達。因此，我對于談論情感的敘事非常感興趣，而且其他人也會試圖判斷正在發生的事情，并常常會試圖提供幫助。這也是為什么“病患敘事（patient narrative）”的概念出現了，我在一篇關于瘋癲研究的文章中提到：越來越多的人呼吁回顧過去，尋找那些記載人們講述自身體驗的內容，看看他們是否使用隱喻，或者用詞是否足以相似地描繪出過去的真實體驗。

在研究中世紀時，我們通常缺乏第一手資料，所能找到最接近的資料往往是寫作者根據想象或對真實歷史事件的描述來構建的敘事，而這種方式則是試圖尋找一種有意義的方式，去講述某個人如何感受、如何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有時候這些描述可能非常有趣，但也需要考慮到不同個體的個性與情感體驗存在著差異。

在中世紀，情感常被視為靈魂的事件，或者是靈魂的降臨，有時也會將其稱為“靈魂的偶發”，但這并不是拉丁詞的準確翻譯。其真實含義是指代一種外在的、非自然的、偶發性的狀態。與此同時，也存在著許多理論嘗試著解釋為何不同性格的人會以不同方式體驗這些事件。因此，通過醫學社會史的視角來研究中世紀情感，首先可以使我們將人的體驗視為一個整體，如從大局著眼于健康，而非僅僅是疾病；其次，醫學史的視角也能夠讓我們擺脫那種純粹以道德為中心的敘事模式。部分研究主張中世紀歐洲的一切都必須放在道德規范或基督教語境中進行解讀，即便當時的作家們并沒有明確如此表達。然而，這種普遍性的結論極大地限制了我們提出新問題的可能性。在我看來，這一領域中的某些概念與模型，給我們思考關于情感史的問題提供了有益的視角。值得注意的是，在關于中世紀情感史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有待解決，例如區別于傳統的情感史研究，可以從健康和歷史敘事的視角對情感體驗加以深入研究。

我正在進行一項關于情感、健康與福祉關系的研究，尤其聚焦于哀傷和喪親之痛這兩個主題。我對其中體驗的許多元素都很感興趣，并且不僅僅關注情感詞匯本身，還關注圍繞哀傷體驗所發生的其他事物，尤其是對那些慢性哀傷、抗拒安慰且長期無法消散的哀傷特別感興趣，并且往往也不會遵循在教會中論述哀傷的拉丁作家所設定的哀傷路徑（哀傷應該如何表現、如何發展）。我更關注于哀傷的實際發展進程，以及當哀傷的過程并不如人們預期時，會發生些什么？

我們也可以提出眾多不同的問題去探討哀傷，而我研究的核心主題是——當有人遇到正在哀傷的人時，他們是袖手旁觀，還是試圖干預？也就是如何理解與處理這種社會互動？簡而言之，就是研究“幫助”行為本身，但在更深層次上，其實是關于“關懷（caring）”與“治愈（curing）”之間的區別。當一個人試圖幫助一位喪親者時，他認為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他認為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他應該做什么？他想要引導對方去感覺某種情感，還是讓這種情感消失？是鼓勵、接納、還是對抗這種情感？因為針對不同個體，人們可以采取多種不同的幫助方式，而那些撰寫長篇敘事的作家們所使用的語言，往往能反映出他們如何看待或想象這種互動。并且在我看來，關注這些被使用的語言也是極為有趣的。

有一位跨學科的研究者勞拉·奧蒂斯（Laura Otis）曾撰寫過關于隱喻的文章，并展示了隱喻如何與情感相關聯，如她曾提到“沉溺于悲傷（wallowing in misery）”這種隱喻，以及這種關于情感的語言運用如何促使人們給出某種反應，或使人因感受到某種情感而內疚。勞拉·奧蒂斯考察了西方文學史上大量關于慢性哀傷、喪親和失落的隱喻，發現這些隱喻經常以負面方式塑造這種情感體驗，仿佛社會的目標就是要讓人們走出來。但她也提出了疑問：這樣的推動是否真的對當事人有利？如果我們從健康或醫學的角度審視，或許會發現有些作者認為不走出來反而是一種更好、更有效的狀態。

因此，我將選取一些十二世紀作者所記載的案例，描繪了人們試圖幫助哀傷者的具體情境，這些案例將構成今天講座的核心內容。我在進行著作編寫的過程中，也在思考：在十二世紀，思考這些問題的方式發生了哪些變化？有何獨特之處？為了引出關于幫助的主題，我將列舉幾個案例，以及展示一些知識傳統中的案例，例如十二世紀的學者們已經使用他們的概念框架集合（conceptual toolkit）來思考長期哀傷的成因，以及人們如何嘗試提供幫助。

吉爾伯特與瑪蒂爾達王后：喪母的悲傷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案例源自一份歷史文獻——一套與倫敦默頓修道院（Merton）創立相關的編年史。該修道院由吉爾伯特（Gilbert）于十二世紀初創建，其贊助人是于1118年逝世的瑪蒂爾達王后（Queen Matilda）。她是亨利一世（Henry I）的妻子，本身具有英格蘭與蘇格蘭王室血統，也可以將其視為諾曼征服后盎格魯-諾曼英格蘭王權血脈延續的象征。這套編年史的編撰目的，不僅是為了彰顯該修道院的重要地位與特權，也是為了贊美創始人與王室贊助者。因此，文本中的吉爾伯特作為理想創始人、瑪蒂爾達作為仁慈王后的形象是可以預見的。并且，文本中還透露出對吉爾伯特與瑪蒂爾達二人性格特質的關注，這些細節為我們理解中世紀時期的哀傷是如何被表現出來的，以及公開場合是否應該流露哀傷提供了線索。

Regina quoque Matildis, cuius supra meminimus, quantum hunc amaret monstrauit dum sibi eum loco filii uenerabiliter adoptauit. Siquidem cum post sue decessum matris ante reginam ipse uenisset et honorifice ab ea more solito susceptus fuisset, exorsa est illa statim loqui ad illum: ‘Amice’, inquid, ‘num mortua est domina mater tua?’

At ille, ‘Etiam’, ait, ‘domina mi: mortua est ancilla uestra.’

Tum illa, ‘Et quare’, inquid, ‘carissime, hoc michi indicaueras?’

‘Timebam’, ait, ‘domina, ne tali nuncio uestra nimium contristaretur dignacio.’

Cui illa, ‘Accede’, inquid, ‘dilectissime; accede ad me, manibus quoque meis tuas etiam manus inmitte.’ Quo iussa complente, ‘Amodo’, ait illa, ‘loco filii te suscipio, meque ut deinceps, quoad uiuam, loco matris habeas materno tibi affectu precipio.’

Egit ille gracias et lecior tali de munere factus abcessit.

And, the queen [Matilda of Scotland], whom we mentioned above, revealed how much she loved [our Gilbert], in that she venerably adopted him for her own son. For when, after the death of his mother, he had come before the queen and had been received by her respectfully in the customary manner, she immediately began to speak to him:

‘Friend,’ she said, ‘didn’t your lady and mother die?’

But he said: ‘Indeed, my lady: your servant died.’

‘And why,’ she said then, ‘dearest one, hadn’t you revealed this to me?’

‘I was afraid,’ he said, ‘lady, lest your dignity were to be grieved beyond measure with such news.’

‘Come here,’ she said to him, ‘most beloved one; come to me, and place your hand in my hands, too.’ Her command fulfilled, she went on. ‘From now on,’ she said, ‘I take you for a son, and I enjoin in turn that, as long as I live, you have me for a mother, with maternal feeling for you.’

He gave thanks, and, made happier with so great a gift, he departed.

——Merton Annals (c.1125) c. 24, p. 259

默頓修道院

這段摘錄的重點在于：修道院的創始人吉爾伯特失去了自己的母親，但他對此緘默不言。瑪蒂爾達王后得知這個消息后，便前來當面質問他，這一互動凸顯著“試圖提供幫助”的主題，即瑪蒂爾達王后試圖介入吉爾貝特的哀傷。吉爾伯特解釋說，他之所以沒有告訴王后，是因為他擔心這個噩耗會讓王后感到過度悲傷。王后聽后拉起他的手，對他說：“你可以把我當作你的母親。”以上便是摘錄文字的概要。接下來，我將通過更細致的文本細讀，剖析其中對哀傷與喪親之痛的深層意涵。

首先，瑪蒂爾達王后的第一個提問使用了拉丁單詞“num”，這是一個“反問語氣”的提問方式，語氣上預設了對方會給出肯定的回答。換言之，王后已經得知了吉爾伯特母親去世的消息，只是與其確認事實。從贊頌王室贊助者的角度來看，這段文字強調了她的警覺與勤勉——她時刻關注動態，這也正是（修道院）庇護者的理想特質。此外，文本還暗示：她并非直接從吉爾伯特本人處獲知消息（若她認為消息屬實，必是從別處聽聞），而且此事已在宮廷中流傳開來。關鍵在于，若她已知真相，提問的唯一動機不可能是出于無知，而是為了確認。本質上，她提出問題并非需要答案，而是希望吉爾伯特親口說出事實。這種試圖幫助（哀傷者）的方式十分耐人尋味，王后意在促使他當面承認并公開表達哀傷。

瑪蒂爾達王后

其次，她的第二個問題同樣值得關注，該提問使用了過去完成時的時態，王后詢問的是“你為何當時沒有告訴我（why hadn't you told me）”，而非“你為何不告訴我（why didn't you tell me）”與“你為何到現在還沒告訴我（why haven't you told me yet）”，以此質問吉爾貝特在事件剛發生的時候為何保持沉默，暗示著在王后看來，當經歷喪親時，第一時間就應該與親近者分享哀傷。因為作者在此處描述時精心選擇了復雜的過去完成時態，而非簡單地使用過去時態，使得這個細微之處顯得意義重大。

再次，當王后提出“你可以把我當作你的母親”這句話后，吉爾伯特變得更加快樂了，文本在描述時使用了單詞“lacior factus”，“lacior”是一種比較級的表達，意思是“比之前快樂一些”，而非最高級的表達。然而，瑪蒂爾達王后接下來對他的稱呼，采用了各種最高級表達，如“最親愛的朋友”“最親密的兒子”，顯示她所要表達的情感。然而，文本始終未宣稱王后完全取代了其生母的情感地位。作者在文本敘事中并沒有讓吉爾伯特的情緒回到哀傷前的狀態，他只略感寬慰，并沒有徹底被治愈。這種克制的文本描述揭示出：瑪蒂爾達的干預僅能緩解哀傷，卻無法實現治愈。吉爾伯特或許必須長期忍受哀傷，而王后至多能減輕其哀傷程度。并且，絕對沒有證據能夠表明瑪蒂爾達已經完全取代了他的母親在情感上的地位。以上這些便是我針對這篇文本所提出的三個分析要點。

此外，就這些要點對理解哀傷及社會性干預的啟示而言，其一便是吉爾伯特隱瞞消息的動機，暗含著對于哀傷傳染性的擔憂——他解釋自己唯恐瑪蒂爾達的“尊榮”（對王室成員的敬稱）因共感哀傷而受損。根據文本中吉爾伯特的解釋，他選擇沉默的原因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感傳染或蔓延——他試圖保護他人免受哀傷侵擾。這并非源于奧古斯丁或諾讓的吉貝爾（Guibert of Nogent）所主張的“公共場合不宜表露或談論哀傷”觀念，而更接近于一種醫學的觀點：他不愿讓周圍人暴露于自己的情感風險之下。其二，瑪蒂爾達的立場雖也隱含健康視角，但其焦點并非自身，而是吉爾伯特。因為她并未要求吉爾伯特壓抑哀痛、避諱談論或隱藏情感，反而斥責他對此閉口不言——實質是促使吉爾貝特承認并公開處理哀傷情緒，而非否認其存在。我曾與一些學者討論此案例，常有人認為它頗具現代性色彩。但我認為，這類特質本就存在于原始文本中。若僅將其視為“贊助人與女王”的常規文本，我們可能忽略作者對情感問題的深層思考——他們實際上在探討情緒的運作機制、人際的情感期待，以及這種期待應基于個體福祉考量還是抽象道德準則。這些人的思維方式與撰寫道德論著的學者截然不同，而正是這種敘事中展開的情感理論更具研究價值。

魔法先知梅林的悲傷

這個案例取自另一份十二世紀文獻，其中包含一些有趣的敘事變體及其靈感來源文本（后續將簡要提及）。該份文本在本質上是一則虛構的哀傷與瘋狂體驗記錄。它并非描述真實個體的感受，而是以魔法先知梅林（Merlin）（這位在《不列顛諸王史》中僅次于亞瑟的人氣角色，身兼先知、巫師與魔法師多重身份，在十二世紀廣為流傳）為載體的思想實驗：若一位長生不老的魔法師存在瘋狂或哀傷的經歷，其體驗將呈現何種形態？這實質是對極端慢性異常情感體驗的實驗。盡管屬于虛構，但其對瘋狂與哀傷話語的反思卻極為敏銳。這部作品名為Vita Merlini《梅林的一生》。

Solatur Peredurus eum proceresque ducesque,

nec vult solari nec verba precantia ferre. (l. 69)

Peredur consoled him, as did the nobles, and the leaders;

and Merlin wished neither to be consoled, nor to endure imploring words.

——Geoffrey of Monmouth, Vita Merlini (late 1140s x early 1150s) ll. 68–9

杰弗里（Geoffrey）在《不列顛諸王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大獲成功后，進一步創作了這部以梅林情感與精神體驗為核心的詩歌，其靈感融合了拉丁與凱爾特傳統。該文本的副標題耐人尋味，文學研究者常將其歸類為“野人神話”或“瘋子神話”，這類敘事通常描述某人遁入荒野以應對情感或瘋狂體驗。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稱梅林為“瘋子”，但杰弗里本人作為作者卻從未使用這一描述，梅林也從未以“我瘋了”“我處于瘋癲狀態”或者“我是一個瘋子”進行自我定義。相反，他將瘋狂與哀傷體驗描述為一段旅程，或者是一場需要克服障礙或疾病。由此可見，即便在同一故事中，當杰弗里·蒙茅斯通過敘述者、梅林本人與其他角色的多重聲音建構敘事時，我們仍能發現這種微妙的復雜性。一些人草率地斷言“這是個瘋子”，而文本實則通過細膩的體驗敘事揭示，個體的真實感受往往抗拒被簡化的標簽與分類，而這種特質常給人一種現代性色彩，但我認為有時應該向史料來源提出不同的問題，對其進行不斷審視。

這個文本中有三段與“幫助哀傷者”有關的情節，這也是我今天想與大家所討論的內容。我認為這部文本十分令人著迷，其主線情節概述如下：梅林在一場戰役中目睹了三位戰友的死亡，隨后雖有人試圖勸慰梅林，卻被斷然拒絕，并遁入荒野之中，開始陷入哀傷，繼而經歷瘋狂與幻覺。后續敘事圍繞他人介入與嘗試救助展開，最終，雖然梅林自認恢復如初，卻依舊選擇繼續棲居荒野。顯然，這段經歷永久改變了梅林。這引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即所謂“治愈”是否必須意味著徹底復原？抑或，瘋狂與哀痛的體驗本身可能促使個體感覺更好一些，但依然擁有不同的優先級選擇或是對生活產出了不同的渴望（正如梅林的選擇所示）。正如我們在默頓編年史中看到的那樣，吉爾伯特并沒有完全恢復到以前的樣子，能夠通過他人提供的幫助來撫平喪親之痛。二者均未通過外部干預完全恢復原狀。因此，第一個情節再次講述了在他人試圖安慰的情境之下，梅林與雅各一樣，拒絕接受安慰，也不想承擔其所帶來的負擔。此處，我再次聯想到伊西多爾的論述——他將他人試圖提供的幫助視為一種壓力。梅林亦是如此。

我認為拉丁語中一個表示“承受（fare）”的單詞非常重要，因為它蘊含著認可和接受的含義。如那位貴族懇求梅林接受安慰，并提出“我們正試圖治愈你，我們想要幫助你”，但梅林不愿承受（fare）或忍受這種干預。此處“fare”（承受/接納）的用法頗具深意，如同英語法律術語“維持異議（sustain an objection）”，暗含對某事物有效性的承認與認可。墨林雖拒絕安慰與幫助，卻清楚地意識到哀傷對自我的侵蝕，而文本語言進一步揭示其被動性——梅林感受到自己是被哀傷作用的客體，而非能主動應對的主體。這與雅各主動抗拒安慰的例子形成了差異——梅林的主觀抗拒無法阻擋他人干預的滲透，即梅林雖然不想被安慰和幫助，但實際上他人的幫助和安慰卻十分有效，也讓梅林意識到了他人試圖提供幫助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根據中世紀理論，情感常被視為施加于人的非自然因素（non-naturals）。然而，作家們描述哀傷的語言卻將其視為個體存在的內在部分。而干預哀傷的嘗試反被視為非自然的侵擾，因其違背人的個性且充滿壓迫性。所以，梅林在此故事中唯一的主動行為僅是祈禱不被安慰，但這愿望毫無實效。上述情節與雅各的案例相似，揭示了即便干預者自認善意，但其行為也可能與當事人的真實意愿相背離。關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同敘事文本給出了開放性的回答。例如，杰弗里在故事中暗示梅林陷入一種史無前例的瘋狂，文本提出“從未有人經歷此類瘋狂”，這實質上將敘事本身設定為對極端情感與精神體驗的思想實驗。值得深究的是，正是由于哀傷在此時清晰地降臨，而梅林無力抵抗強加的外界幫助，被迫直面情感沖擊，最終陷入瘋狂，以至于使得這位長生的魔法師無法應對。

悲傷的療愈——音樂與自然

接下來，我想討論故事中的第二次嘗試提供幫助的情節，作為下一個案例。

Nuntius audierat vatem rupitque querelas, cum modulis cithare quam secum gesserat ultro, ut sic deciperet demulceretque furentem. Ergo movens querulas digitis et in ordine cordas, talia pone latens dimissa voce canebat.

‘O diros gemitus lugubris Guendoloene,

O miseras lacrimas lacrimantis Guendoloene!

Me miseret misere morientis Guendoloene! ...’

The messenger had been listening to the prophet, and interrupted the lamenting with a melody on the cithara which he had brought with him, on his own initiative, so that in this way he might deceive and entrance the madness.Therefore, moving such lamenting and the strings with his fingers in turn,hiding behind, in a low voice, he was singing:

‘O dreadful grieving of the mourning Guendoloena,

O wretched tears of the weeping Guendoloena!

I am grieved for Guendoloena, dying, pitiably ...’

—— Geoffrey of Monmouth, Vita Merlini ll. 165–72

這一情節近乎可戲稱為荒野急救，一名使者深入荒野以期尋回遁世避居的梅林，試圖通過干預其哀傷及由此衍生的瘋狂，從而幫助其回歸社會。此段落為了解中世紀的健康觀念，以及可稱為“音樂療法”的實踐提供了獨特窗口。從本質上講，王室因梅林曾為王室的朋友，而派遣使者尋其歸來。其中一名使者獲悉其蹤跡后，攜齊特拉琴（cithara）深入荒野，最終與梅林相遇。此情節再次呼應圣經傳統——如大衛彈奏豎琴安撫掃羅的狂亂。

中世紀理論將音樂視為對抗悲傷與憂郁的療法，其原理基于對比效應（如以旋律的輕盈消解情緒的沉滯）。十二世紀初極具影響力的學者圣維克多的休（Hugo de Sancto Victore）進一步提出：通過音樂演繹的敘事表演能促進情感的“健康”處理，因其既可刺激心智，亦可激發內在的運動力（如體液的流動或靈性的躍動）。

人們大多認為：某種形式的運動對靈魂與情感健康至關重要，停滯于同一狀態則被視為有害，該主題在文本中反復出現。我們可能會期待使者將通過彈奏樂器來舒緩梅林的情緒，并給梅林帶來一些歡樂。然而，情節的發展十分微妙，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的期待截然相反：音樂與歌詞都發揮著作用，并且使者所演奏的歌曲本身卻極度悲傷。若依照中世紀理論（即通過對立面來中和以實現平衡），使者演奏的音樂顯然與其背道而馳。其后，使者悄然接近梅林，并未立即演奏，而是先傾聽他對戰友喪生與精神崩潰的哀訴。這也說明使者可能根據梅林的自述內容，精心選擇了演奏曲目。

這正是文本所描述的場景，但它究竟具有多少中世紀的色彩呢？使者通過演奏音樂來分散注意力和安撫瘋狂，但其吟唱的歌曲本身卻充滿哀傷——它講述梅林妻子與其姐妹的悲痛，因為她們誤以為梅林已經去世。歌詞詳述兩位女性經歷的種種事跡：哭泣、絕望、容顏衰老、迷失自我……這些體驗與梅林自述的哀傷幾乎完全重合。這在當代現象學討論中頻繁出現，他們提出的“我不是過去的我（I am not what I once was）”，與“我不再是過去的那個自己（I'm not who I once was）”相似但卻不同。上述兩個命題給出了一種人的本質存在差異的感受，即一種無休止的漂泊感、疾病和漫長且無間斷的哀傷。使者所吟唱的歌曲既精準復現了梅林自身的哀痛體驗，亦融入了其親人的相同哀傷體驗。在我看來，此舉動意在通過使梅林在感受他人之痛的過程中產生共情，從而使他擺脫哀傷體驗；另一層意圖則是深入哀傷體驗本身，揭示哀傷的共享性，并予以承認與認可。梅林在其后的反應也十分耐人尋味：當歌曲終了時，梅林便立即對使者說：“再彈一遍。”而這并非因為哀傷過度難以承受，而是他渴望再度聆聽，即一次遠遠不夠。梅林確實經過一段時間的恢復，感覺有所好轉，并能夠從外部視角審視自身的瘋狂。但這種療法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并未遵循中世紀理論所倡導的通過對立面來中和以實現平衡。

這個故事揭示了如何認識哀傷、思考哀傷、表達哀傷以及談論悲傷的方式，這才是最可能發生效用的療愈方式。而在此敘事中，這一策略確實奏效，并與瑪蒂爾達和吉爾伯特的案例存在相似之處。此外，觀察那些思考此類故事的人尤為有趣。他們并不試圖為擔憂哀傷的機構或政府服務，而是立足于個體經驗的想象，無需盲從外界盛行的宏大理論，如靈魂平衡學說。因此，這本質上反映出實用的智慧正在文本敘事中發揮著作用。

杰弗里·蒙茅斯筆下的最后一次嘗試提供幫助的情節，描述了梅林瘋狂復發后的孤獨境遇——威爾士傳說中的先知兼詩人的塔利埃森（Taliesin）出現，與他對話哀傷與瘋狂的體驗。

‘Nunc in me redii videorque vigore moveri

quo vegetare meos animus consueverat artus.’

‘Now I have returned to me, and I appear to be moved with the vigour

with which my spirit had been accustomed to invigorate my limbs.’

——Geoffrey of Monmouth, Vita Merlini ll. 1167–8

‘Ista set unde venit vis, o dilecte sodalis,

ut fons iste novus sic effluit atque reformet

me michi, qui fueram quasi vecors hactenus, ex me?’

‘But whence comes that force, o dear friend,

to make that new spring flow forth, so that it even restores

me to myself, from myself: who had been as though destitute of reason until now?’

——Geoffrey of Monmouth, Vita Merlini ll. 1176–8

塔利埃森對梅林說道：“或許無人如你般見證如此之多。”因為梅林哀嘆王國傾覆、戰友殞命。值得注意的是，梅林的長期哀傷與病態體驗根源，部分在于他作為先知所目擊的人類悲劇遠超常人——身為先知，梅林不僅擁有預見未來的魔法能力，更被迫見證遠超常人的悲劇。這也是塔利埃森作為智者先知的觀察結果。其后，塔利埃森引導梅林找到了一條溪流，讓其飲用后，梅林終獲痊愈。杰弗里如此描繪溪流：“溪水在地下遭遇巖層的阻隔，但卻迂回繞行，最終涌向陽光。”

正如我在之前討論中提及的“運動力”（movement），梅林的旅程與溪流的流動形成了呼應。治愈的關鍵不僅在于飲下圣水，更在于旅程本身。在前文已有所提及。杰弗里讓梅林感謝上帝使其康復，并詢問溪流是如何運作的。我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例子。在我看來，這種對世界運作方式的好奇心有時是被忽略了，因為當我們審視梅林感謝上帝的部分時，故事情節看似走向了中世紀歐洲故事的標準結局，即基督道德敘事，康復源于上帝恩賜。然而實際上，杰弗里在敘述結尾時筆鋒一轉，讓梅林在贊美上帝后立刻追問：“感謝上帝拯救我，這實在是不可思議，但我更想知道溪流是如何治愈我的？”我認為此案例的核心在于：對自然機制的解釋或者好奇無需與上帝干預的解釋相對立，或前者被視為處于次等地位。二者其實可以協同共存。實際上，塔利埃森與梅林最終關注的并非對上帝的感謝，而是自然療法的運作邏輯。這揭示中世紀思想的多樣性遠超我們的固有認知，情感敘事未必皆以歸因上帝為結局。

通過這些案例，我希望向大家說明，探索中世紀情感觀念的廣度、深度與多樣性為何如此具有吸引力！以及為何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中世紀經典理論家（如吉貝爾、奧古斯丁）將情感視為可以被控制或管理之物的固有敘事。事實上，那些專注于如何講好故事的人（如杰弗里、瓦斯），反而對中世紀盛期的情感體驗提出了最有趣和最引人注目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