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當我們在談論“布爾喬亞”之時，浮現在我們腦海中的，似乎是一個個疑義叢生的概念。

這個獨特的詞正向我們揭示出弗朗哥·莫萊蒂在《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中呼喊的那個事實：資本主義勝利了，布爾喬亞文化死了。所謂死亡的布爾喬亞文化已無力再為自己換上道德的外衣，只能被動地搭上資本狂熱擴張的列車，“布爾喬亞”這一詞也由此變得多義、凌亂。

在《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中，莫萊蒂別出心裁地從“歷史”與“文學”之間的相互關系出發，對“布爾喬亞”進行了一番獨特的考察。在文學和歷史之間，一個較為總體的“布爾喬亞”文學形象浮出了歷史地表。

撰文｜劉禹卿

《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

作者：（意）弗朗哥·莫萊蒂

譯者：朱康

版本：大方|中信出版社

2025年3月

“散文與關鍵詞：

布爾喬亞的“審慎”魅力

《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的主題是對“布爾喬亞”歷史形象的文學性考察，而既然從“文學”出發，則必會涉及“文體”的問題。“文體”在書中體現為“關鍵詞”與“散文”。

首先是“關鍵詞”。第一個關鍵詞是“實用”（Useful）,在《魯濱孫漂流記》中，魯濱孫的世界就是一個“實用”的世界。“實用”之后便是對“效率”（Efficiency）的追求。在歌德的《威廉·麥斯特的漫游年代》中，體現了對“效率”的徹底擁抱，生產倫理已悄然入侵了日常生活。而在勞動之余，布爾喬亞還有對“舒適”（Comfort）的追求，但“舒適”依舊內在于工作倫理中，“舒適”中蘊含的低調性與功能性正和布爾喬亞的美學氣質相符。

當布爾喬亞的勢力進一步壯大之時，他們需要一副“嚴肅”（Serious）的面孔，而這樣的一種“嚴肅”實際上也恰是對布爾喬亞的庸常生活的一種隱秘表達，此后，布爾喬亞生活的基本音調逐步由“嚴肅”變為了“認真”（Earnest）,其代表的是對實用知識的追求，因其不斷受到舊貴族霸權式的影響（Influences）,放棄了文化的建構。布爾喬亞，一步步變成馬修·阿諾德口中的“非利士人”，所以當莫萊蒂將最后一個關鍵詞選為“財物”（Roba）之時，一切也變得順理成章了。

然后是散文。如果說關鍵詞是對布爾喬亞興衰史以點帶面的考察，那么散文則以一種美學的方式對歷史中的布爾喬亞進行了總體性的勘破。

布爾喬亞散文的起源依舊是《魯濱孫漂流記》。魯濱孫在對世界開拓的過程中，其必會對各種細節做一番不厭其煩的考察，這正是體現了對精確性的追求，但這樣的追求卻會導向對總體性世界的忽略，而總體性恰恰是生產出“意義”的基礎，所以布爾喬亞正面臨著一個抉擇，究竟是選擇細節，還是選擇意義。

當然，正如關鍵詞“嚴肅”所揭示的那樣，大部分的布爾喬亞選擇了工作（細節），工作正需要嚴肅的態度。莫萊蒂以喬治·艾略特的《米德爾馬契》為例，認為十九世紀的小說力圖還原生活的客觀性，而其做法是增加大量細節，但這無疑是一項頗為激進的美學實驗，過多的細節徹底將世界淹沒。

在《包法利夫人》中，情況又發生了轉變。福樓拜的自由間接文體的運用讓“主觀性”回歸。但“自由間接文體所揭示的不是文學技巧的威力，而是它們的無能；”文本中存在的“第三者聲音”代表的是敘述者的聲音和文本角色的聲音相融合，其揭示出文本敘述者已無力對世界進行另類思考，而只能和角色一同社會化，如此，布爾喬亞的世界已在平庸中近乎崩解。

到了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們追求的已不是文化的知識，而是職業化的知識，其已不再具有克服“中間狀態”的文化理想，而只能屈服于資本主義，于是，在布爾喬亞散文中最后的文學形象，是易卜生的《建筑師》中的希爾達，他“一面是良善的市民，一面是寡廉鮮恥的金融家。”這個形象代表的，正是布爾喬亞面對資本主義的無能。

布爾喬亞：一個現代神話

在思考什么是布爾喬亞之前，也許我們可以先思考一個與之密切相關的問題，即什么不是布爾喬亞？至少對于莫萊蒂而言，在布爾喬亞的誕生之初，“中產階級”便被排除在了布爾喬亞這個群體之外。

還是先從“布爾喬亞”的起源神話—《魯濱孫漂流記》談起。莫萊蒂對這部文本的評價是：“笛福的小說（《魯濱孫漂流記》）是一部偉大的現代神話；”到達荒島的魯濱孫，無疑成為了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文學性注腳。莫萊蒂用“industry”來形容魯濱孫的行為，其勤懇、節欲、理性，以“實用”為標準來衡量每一件物品的價值。這樣一個“理性經濟人”的形象，似乎是布爾喬亞起源神話合適的主人公，而到了文本的結尾處，魯濱孫已經成為了一個擁有豐厚財富的“主人”，但是所謂的“主人”，至少是尼采式的主奴道德的意義上，其不但象征著強力、征服，也充滿著非理性的色彩。

1953年《包法利夫人》插畫。

魯濱孫靠著他的冒險精神進入現代世界。所謂的冒險，是一項風險性的投資，這樣帶有投機性質的行為攜帶著不理性的因素，但冒險中的未知和由此引發的對財富的想象正與資本主義初期的饑餓狀態相契。施密特在《陸地與海洋：世界史的考察》中把海洋具象為神話中的怪獸利維坦，其代表著一種無序的狀態和強烈的冒險精神，而魯濱孫正是從海上出發到達荒島上“按照自己的面貌改變世界”，可以說，正是魯濱孫這一種非理性的冒險沖動才讓他到達了一個能讓他的理性發揮作用的天地當中去，莫萊蒂因此極具洞見地指出：“青年魯濱孫不再屬于非理性的‘前’現代狀態，相反，他是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真正開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濱孫才真正成為了布爾喬亞現代起源神話的主人公，他身上的理性與非理性無法相互克服只能相互共存，原初的布爾喬亞注定無法安心地成為“中產階級”，而這也是布爾喬亞的起源神話得以生成的底層代碼。

莫萊蒂認為：“魯濱孫·克魯索出生在英格蘭現代早期的‘中間狀態’里，但他拒絕接受他父親把這一狀態理解為‘世間的最好狀態’的觀念，因而將其全部的生命都獻給了對于這一狀態的克服。”由此可看出，至少在布爾喬亞的起源時期，其鮮明的特征便是對“中間狀態”的拒絕，或者說，他們雖然在“中間”，卻并不想要等同于“中產階級”，正因如此，魯濱孫才會開展不理性的冒險以及之后的理性的經營，但是在歷史之中，當“中產階級”與“布爾喬亞”總被我們相提并論之時，兩者早已產生了歷史性的糾纏。

布爾喬亞的鎮魂曲：

“合意”的政治修辭術

莫萊蒂認為，“獨特性”來自對未知之物的相遇，而這樣的定義恰恰和布爾喬亞當時的生活相反。當他們靠著自己的經營在商業中成功，在經濟上取得主導地位之時，商業生活所代表的理性特質使得布爾喬亞喪失了非理性的沖動，而因此他們對未知之物的探索欲望也不斷消失，于是，在文化上，不夠“獨特”的布爾喬亞面臨的正是淪為“中間”階級的命運，他們身上已不再背負承擔世界道路的責任，而只能向著“上層”階級臣服。

“貴族曾在無畏的騎士組成的整條長廊里無恥地將自身理想化，布爾喬亞則沒有創作這一種關于自身的神話。”為了“體面”的生活，布爾喬亞自覺地向著舊貴族靠攏，擁抱著他們的文化，他們雖然可以在經濟領域取得統治，但是在文化領域卻只能夠被“定義”，“這個布爾喬亞暴露出自己更善于運用經濟領域的權力，而不那么長于確立政治地位，闡述普遍文化。”為了自我謙抑，他們甚至討好般地戴上了“中產階級”的面具，而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布爾喬亞自身的能動性就越弱，“在資本主義結構固化的地方，敘事的機制與文體的機制取代了個人成為了文本的中心。”文本生成過程中人物主體性的消失正折射出現實中布爾喬亞的文化主體性的消失。

資本主義不但和舊貴族一同侵蝕著布爾喬亞的文化主體性，還以商品為基礎，制造出了一種虛假的“合意”。“資本主義給西方大量勞工大眾的生活帶來了一種相對意義上的福利，商品變成了新的合法化（legiti?mation）原則：合意（consensus）被建立在物的基礎上。”商品的無限增長宣告了布爾喬亞的死亡，或者說，擁抱資本主義的資產的布爾喬亞存活了下來，并自愿充當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嘗試建立自身文化的布爾喬亞被舊貴族和資產的布爾喬亞合謀殺害了。這一結局正揭示出，在資本主義自身的框架內，人的自由聯合只是一種幻想，所謂的“自由”只不過是商品帶來的一重幻覺，“合意”的制造象征的是人進一步的“異化”，幸存下來的資產的布爾喬亞以逐利為目標，并不像已經死去的文化的布爾喬亞那樣帶有某些道德理想，于是“資本主義勝利了，布爾喬亞文化死了。”

布爾喬亞曾經擁有過的道德與理想在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中最終變成了虛度與平庸，而他們短暫的“承擔世界道路”的責任也在戴上中產階級的面具的那一刻被收回了，但資本的擴張并未結束，在霍布斯鮑姆的“年代四部曲”中，“資本的年代”之后便是“帝國的年代”，資本的逐利性造成了一個個世界性的帝國，而隨之而來的，便是鐵與火的征服與反抗以及發達與不發展互構因果的歷史，而布爾喬亞失敗了，他們已無法再像魯濱孫那樣改變世界。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劉禹卿；編輯：宮子；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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