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事（1912-1928）》是歷史學家王笛的新書，2025年4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本書甫一上市，即榮登《出版人》雜志、《新京報書評周刊》、《新周刊》刀鋒、春風悅讀、探照燈、文學報等重要媒體圖書獎的4月至6月月度好書書榜，并于上市的第二個月實現加印。本文摘自《中國記事（1912-1928）》第八章“要改變命運，就參戰”，講述華工參加一戰的故事以及華工對一戰所作出的貢獻。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中國作為中立國，很少知道“發生了哪些血戰以及絕望的情形”，他們只能從英國和法國在中國的宣傳上了解到一些。但是美國參戰之后，關于戰爭的消息開始大量在中國傳播。

在回憶錄中，顧維鈞回顧了美國參戰以及中國怎樣在美國的影響下參戰的一些情況。美國于1917年4月對德宣戰，但是在那之前，在北京政府內部，應該是有過參戰的討論。據學者的研究，北京政府在1915年便開始為參戰努力。外交次長曹汝霖也在1915年10月向袁世凱建議說，中國遏制日本侵華野心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入協約國方面。

華工奔赴歐洲前線

中國當局在1915年制訂了“以工代兵”計劃，華工出洋計劃在中國加入協約國方面參戰的戰略中起到關鍵作用，而且是中國加入國際體系的重要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戰區的華工總人數大約為14萬人。最初法、英等國來華招募華工時，民國政府為維持中國的中立身份，刻意避免以國家的名義進行。中國政府派往法國的華工，就是為了補充英、法兩國的人力資源。

《紐約時報》1917年2月25日發表題為《華工幫助戰爭中的法國》（China’s Man Power Aids France in War）的報道，成千上萬名中國勞工在法國的兵工廠和農場工作，他們都是強壯的勞動力。按照合同，他們可以掙雙倍的薪水。一家英國制造和貿易公司駐華代表說，每周至少有1000名中國技工或半技術工人經天津前往戰爭中的法國，同樣數量的勞工也從印度支那雇傭。華工乘船到法國，每艘船大約裝有兩三千人，他們實際上是被當成貨物運輸。每名華工在船上的空間還不如“一個白人的墳墓大”。這樣大量的華工從天津運往法國，已經持續了一年多，在法國的中國和印度支那勞工的總數“可能早已超過十萬人”。

在中國招募的合同工的工資非常低廉。在中國的英國工廠工作的中國技術工人每天掙12.5美分，而到法國的中國勞工日工資為20-25美分。只要招足，一有船馬上就運走。合同規定，如果他們死在異鄉，法國政府必須負責將他們的遺體運回中國，甚至詳細列舉了勞工喪葬所需的一切物品：有一身新衣服，提供米飯、燒鵝和豬肉之類的祭品，以供亡靈享用。還要按照葬禮儀式，燒紙錢、紙房子、紙轎子等。

拍攝：鐘毅（一戰華工紀念館·威海）

這些華工雖然沒有直接參戰，但是對保證戰時法國的生產意義非凡。他們勤勞，愿意長時間工作，對個人生活的要求很低。因為待遇比國內的工人要高，所以招聘華工出洋非常容易，報道說在天津和附近的英、法兩國的招聘人員，很容易就招到他們需要的人。這些經過精心挑選的勞工，“比普通中國工人要更聰明”。在技術要求不高的行業，如彈藥制造，每3名華工基本上可以抵2名歐洲工人的使用。而在農業生產方面，他們“甚至比歐洲人生產率更高”。

這些完全符合法國人的標準的“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被送往法國。運送華工的每艘船上都有若干會講中文的英國人，也有其他歐洲人。他們也是工頭和翻譯，傳達各種指令。不過《紐約時報》說，這些中國人一旦到了歐洲，“就能非常迅速地掌握外語，就不再需要翻譯了”，這未免太樂觀。根據一般的經驗，留學生都需要幾年的語言學習，才能用外語溝通，這些教育程度很低的勞工，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就掌握一門歐洲語言。

拍攝：鐘毅（一戰華工紀念館·威海）

報道說，幾乎可以肯定，華工會在法國甚至可能是所有的歐洲國家，建立起自己的移民群體。遠離祖國的中國人最初是希望有朝一日返回故土，不過一旦他們在這里立足，“就會在這片土地扎根，猶如他們在美國那樣”。記者甚至預測，等過一段時間生活穩定以后，他們就會回鄉娶妻，把女人帶到新的土地上，下一代誕生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代的“東方特征就會慢慢消失”。

雖然中國沒有派軍隊到歐洲，但是美國輿論已經充分強調了華工到歐洲的重要性，認為這個行動顯示了中國的強大力量，對協約國取得勝利“具有重大意義”。按照《紐約時報》在中國宣布參戰后的估計，總共20萬中國勞工將奔赴法國。

拍攝：鐘毅（一戰華工紀念館·威海）

東亞問題專家加德納·哈定（Gardner L. Harding）的看法是，中國參戰具有巨大意義。哈定在亞洲協會（The Asiatic Association）的會刊上發表的文章說，意義表現在五個方面：一、中國的熟練工人為歐洲生產；二、中國的原材料可用于彈藥制造；三、中國可以訓練出大批士兵；四、中國可以提供糧食支持；五、中國加入協約國有利于遠東的穩定。

哈定寫道，在向協約國提出任何條件之前，甚至在與德國斷交前，中國就已向法國派出了10萬勞工。根據負責招聘華工的人說，英國從山東招募了1100名勞工。按照英方與中國政府簽署的協議，華工到英國后，每人發兩套新衣服、一套被蓋、一個帆布包、飯盒、鞋子、雨衣、帽子等，總共大約值10美元，勞工大隊還配備有廚師和全部中式廚具。另外，還有1名醫生、3名官員和1名領隊，他們都能夠講中文，是在中國長期生活過的英國人。但是工頭和其他管理人員都是華人。所有人都不穿制服，勞工團完全是非軍事化的。中國勞工也獲得了保證，不會被送上前線打仗。戰爭結束后，他們“能夠帶著不少存款回到家鄉”。

拍攝：鐘毅（一戰華工紀念館·威海）

北京政府的混亂局面

《紐約時報》1917年6月10日發表題為《中國的叛亂領袖的反應》（China’s Rebel Leaders Represent Reaction），對那個時候發生的“府院之爭”，進行了一個大致的描繪：袁世凱死后，黎元洪執掌臨時政府，他周旋于激進的南方軍政府和守舊的北洋軍閥之間。當時的人們都是清楚的，親日的段祺瑞試圖倒向日本，而不是要與美國結成聯盟。當國會激烈爭論參戰問題的時候，段祺瑞派軍警和流氓包圍國會，但國會仍然拒絕了段的參戰要求，雙方最終分道揚鑣，絕大多數議員投票反對參戰。

當時中國著名的英文報紙《京報》（Peking Gezette）發表文章，譴責段祺瑞試圖“出賣中國給日本”。段逮捕了該報主編陳友仁，陳受過西方教育，是當時中國最獨立、最強硬的報人。段祺瑞這樣做，就是要宣示其對黎元洪總統權力的蔑視。1917年5月22日，黎元洪免除了段國務總理之職，他要制止段及其黨羽“凌駕于憲法之上”的行為。段祺瑞憤然離京去津，并且根據《臨時約法》，總統無權撤銷總理職務，不承認黎的免職令。因一方為總統府，一方為國務院，所以它們間的爭斗被稱為“府院之爭”。

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職務，合乎憲法，并得到了國會與內閣大部分成員的支持。黎元洪對是否參加歐戰，態度左右搖擺。雖然北洋軍閥的將領們對是否參戰猶豫未決，但是他們利用參戰問題，要挾北京政府恢復段祺瑞的職務。段祺瑞的同黨，實際上在北京發動了一場政變，他們集結了強大的軍隊對抗黎元洪，把他軟禁在總統官邸，他們控制了中國18個省中的11個，切斷了北京與外地的5條干道，并控制了華北和中原，實力令人矚目。

徐世昌出面調解“府院之爭”，實際上段祺瑞掌握了北京的權力，由王士珍任國務總理，曹汝霖任外交總長，陸軍總長是段祺瑞的弟弟，湯化龍任內務總長。這些保守人物因袁世凱的倒臺而失去權力，現在依靠段祺瑞卷土重來。他們都奉行袁世凱的哲學，即不管共和還是君主，“鐵腕的領袖就能實現獨裁”。

這篇報道指出，此次政變的真正出謀劃策者是曹汝霖。曹早年留學日本，專攻法律，曾任國民政府外交總長，是親日派的首領。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最后通牒，當時他作為外交次長始終參與了這場對日談判。其中最要命的是“第5號”條款，曹汝霖的政治對手一直宣稱，曹向日本人秘密承諾可以就第5號條款進行談判。由于這個指控，國會一直拒絕段祺瑞讓曹汝霖擔任外交總長的提名。

這篇文章總結道，辛亥革命以后，軍閥混戰，中國陷入了以軍事力量對抗憲政運動的泥淖，這樣使中國仍然處于落后和蒙昧之中。而那些策劃政變的領導者，仍然難以駕馭目無法紀的軍隊。因此，他們的權力必須仰仗軍閥的支持。

文章指出，中國的分裂對于南北雙方皆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日本宣稱密切關注這次政變。如果與美國站在一起的人下臺，親日派得勢，那么美國應該警惕。中國原本是響應美國的呼吁，而與德國斷交的，但是如果中國是在“親日的獨裁政權率領下”參戰，就未必如此了。而且日本通過與中國簽訂秘密協議，獲得在華的最大利益。文章還提出，美國應充分警惕在中國目前所發生的事件，各國在遠東角逐，美國任重道遠，很難說“一個動蕩的中國是否符合日本之利益”，但對于美國是清楚的，“一個穩定的中國有利于美國的利益”。

就在《紐約時報》的這篇報道發表之后的第四天，黎元洪請張勛于6月14日入京調解。哪知道張勛入京后，竟然擁立溥儀復辟。但是為段祺瑞所鎮壓，黎元洪辭去總統職，改由馮國璋擔任。府院之爭才告一段落。

左：總統徐世昌；右：外長曹汝霖。

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17。

圖源：王笛《中國記事（1912—1928）》（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

孫中山反對參戰

在上面已經提到的1917年夏與麥克唐納的談話中，孫中山談到歐戰的問題，明確表示他一直反對中國參戰，“向北京政府和世界陳述了我的理由”。他說愿意相信所有交戰方的官方聲明，宣稱這次戰爭不是征服戰爭，要維護弱小國家的權利。因此，如果戰爭要維護比利時、塞爾維亞和波蘭的主權，那各國更應“尊重中國的獨立和主權完整”。

鮑威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講到孫中山反對參戰的事情。1917年鮑威爾剛到上海不久，便采訪了孫中山。那時，孫中山和宋慶齡在上海居住，鮑威爾到孫中山的府上拜訪，專訪了孫先生。孫先生身穿傳統服裝，由薄料子做成。這時孫中山51歲，“頭發稀少，兩鬢發灰，顯得滄桑”。

一番寒暄之后，孫中山邀鮑威爾談談中國之行。鮑威爾講述了到中國的途中，在火奴魯魯（檀香山）逗留過的事情。孫先生對此饒有興趣，他在火奴魯魯讀過書。鮑威爾又談到在長崎逗留時，話題隨之轉入日本。“就現時日本的狀況，我們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他們聊得正酣，忽然孫中山嚴肅地說：“美國不應該縱容日本，應該將其驅逐出朝鮮。”聽了孫中山的話，鮑威爾很是驚奇。孫先生忙解釋說，美國與朝鮮曾經簽過這樣一個協議：當朝鮮遭到外國侵犯時，美國應該予以援助，保護朝鮮安全。事實上，當日本進犯朝鮮時，美國沒有出動一兵一卒。甚至日本將朝鮮吞并之際，美國也沒有支援。孫中山鄭重其事地說：“倘若美國積極抵御日本的侵犯，日本將很難在亞洲實施其侵略計劃，世界局勢將不會是現在的狀況。”

孫先生談道，朝鮮的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是亞洲的門戶。在被占領前，朝鮮像一把長矛一樣插入日本的心臟地帶；而在被占領之后，它成了日本與亞洲大陸之間的橋梁，如此加快了日本侵略亞洲的步伐。在孫中山看來，朝鮮這一亞洲門戶大開，世界形成混戰局勢，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有關，因為羅斯福為了日俄和平問題，置朝鮮于不顧。

后來，鮑威爾又拜訪過孫中山，就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參與歐洲戰爭的問題進行了交流。孫先生與黎元洪總統持一致意見，他們都認為中國不應卷入這場戰爭。在孫中山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沒有多少利益瓜葛，向德國宣戰表明自己立場的做法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孫中山進一步講到，參戰會影響到中國內部的穩定，因而國民黨不主張中國參戰。孫先生說：“中國人見識淺薄，可能分不清不同民族的外國人。此外，中國老百姓沒經歷什么大風大浪，比較淳樸。倘若這些中國人收到殲滅德國人的指令，他們或許會將矛頭直指境內所有的白人，瘋狂殺戮那些白人。”

《紐約時報》在上海采訪孫中山。

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July 15, 1917。

圖源：王笛《中國記事（1912—1928）》（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

國會參戰問題上的爭論

參戰遭到國會中一些派別的強烈反對，“這些派別得到首都和南方大多數國民黨人的支持”。顧維鈞認為，從中國的國際地位看來，美國讓中國參戰的建議，“完全是為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利益”，反對參戰是毫無道理的。按照顧維鈞的分析，這不過是南北政治斗爭的結果。南方反對參戰，顯然主要不在反對中國站在美國一方，而是擔心中國參戰會使北方有借口，來取得美國，甚至整個協約國的各種援助，以增強其武裝力量，用以進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對勢力。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顧維鈞感覺到，他給政府參戰的建議，本來“完全是為了中國作為世界大家族中一員的利益，而在兩個對立黨派之間，則變成了爭奪最高權力的大賭注”。

伍朝樞在1917年7月19日給芮恩施的信中指出，段祺瑞率兵到北京召開不合法的國會，中華民國未來的管理由這個國會掌握，會引起新的紛爭。他說，“當一個國家的人力和物力都必須保留作為應付可能發生的內戰，中央政府的權力只能實行于全國最多一半的地區的時候，對一個外國強國宣戰，該是多么可笑！”所以協約國敦促中國政府參戰，“這一步行動對于中國的最高利益是有害的，也違反了美國對中國善意的勸告。”

其實，伍朝樞的這個看法從道理上講是合乎邏輯的。中國面臨內亂，卻對外宣戰，一個如此不穩定的政府，如何能登上外交舞臺？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失敗，根子應該也是在這里。不過，歷史并不是單線的，就看我們從什么角度來看問題。在1917年一戰已經接近尾聲、勝負已定的情況下，中國宣戰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風險，而且使中國在和會上被視為勝利國，而有了席位和一定的發言權。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國參戰之前的和會籌備，主要以加入和會為目的。中國參加一戰，實因山東問題而起，參加和會的種種努力，實際為收回山東而設計。參戰標志著中國外交政策從消極回避到積極參與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北京政府后期的積極外交由此發端，為中國提出和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的機會。一戰也是中國人世界建立新秩序觀念的重要轉折，防止日本侵略，也是中國急于參戰的原因之一。中德宣戰只是一種形式，因為德國不是中國的敵人，只是中國實現“偉大外交戰略藍圖的替罪羊或者說是工具”。

1917年8月2日，國務總理段祺瑞把中國參戰的決定告訴了芮恩施。但是這個時候，其實美國政府“主張中國不應被迫宣戰”，他認為中國對德斷交，對戰局“已有足夠的貢獻”。但是日本在法國的支持下，“卻在極力敦促中國政府同他們聯合起來”。后來中國人才發現，法、英、意與日本訂有密約，“保證日本戰后在中國要求任何權利”。當時中國并不知道“有這些秘密勾當”，認為跟參戰的列強聯合，會使他們取得一個盟國的地位。［27］顧維鈞指出段祺瑞的決定是“很有勇氣的”，因為遭到強烈的反對。但是這一決定至關重要，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讓中國能有機會在和會上提出自己的訴求。

至于芮恩施，根據他在回憶錄里的說法，要讓中國人感覺到，“美國政府希望他們根據自己周密的考慮來決定這一問題，并希望可能找到一種使大戰局勢符合于公平對待中國的辦法。”芮恩施認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應該利用準備參戰這一有利的形勢，要求列強發表一個明確有效的聲明，即不在中國發展它們的特權和勢力范圍，就是要各國政府宣布他們的政策，“贊成中國獨立發展，不得單獨或聯合在中國謀取含有領土權或優惠權性質的權利，不管是地方性的或全國性的。”另外中國還應該要求各國政府另外發表聲明，給予中國充分援助，以幫助中國得到列強在國際關系中一律平等所產生的利益，還應該“允許中國在國際關系中，從當前形勢和對一個大國應有的尊重方面得到利益，保證給予友好的支持。”

27歲的駐美公使顧維鈞。

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May 28, 1916。

圖源：王笛《中國記事（1912—1928）》（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

中國宣布參戰

1918年11月6日，國會追認對德奧宣戰案，全體贊成通過。當時錢能訓為代總理，說明提案宗旨，他概述了參戰的過程：1914年6月，歐洲戰事發生，政府因為恐怕“戰期蔓延太大，將來難以收拾”，所以“特守中立”。1917年1月，德國“藐視公法”，以潛水艇封鎖海面。美政府認為德國這等舉動，蹂躪公法，不能再忍，向德國宣告絕交。駐京美國公使，亦通知中國政府，“同美國為一致行動”。

1917年3月14日，中國宣布同德國斷絕外交關系。8月14日，對德國、奧國宣戰，廢除中德、中奧條約，收回天津、漢口德奧租界，并“盡我力量所能及，幫助協約各國，取得最后的勝利”。錢提到威爾遜的十四條：

列舉各條，其中如和約必須公開，排除經濟障礙，縮減軍備，設萬國公會，國無大小，互相保護，正式獨立，領土完整，志向何等光明正大。這些條款，都是世界人人良心上主張，人人口里講的話。這種主張焉有不得最后勝利的道理。……我國全體人民，敢說是對于威大總統所主張，沒有一個人不贊成的。

對于成立國聯的計劃，中國也是非常支持，“現在美國威大總統熱心主張國際聯合組織，希望辦得極有力量。這種計劃若能成功，一定能保持將來永久的和平。”政府打算在國內傳播這種主意，“使全國國民確信此舉為保持世界和平獨一無二的方法，庶幾乎這種辦法才能持久”。這樣，錢能訓對美國在參戰中的重要作用，從北洋政府的角度進行了概述。

中國的參戰，使中國與美國的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且得到了美國社會廣泛的關注。而且，中國的外交官們在國際的舞臺上，進入了一個非常活躍的時期，為即將到來的巴黎和會進行熱身活動。如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在紐約格林伍德公墓舉行了一場紀念活動，有數千人參加，他闡述了“中國對于自由事業的貢獻”。人們都被他“所展示的東方風采和精神所打動”。

參加活動的中國人，無論男女老少，都穿著中國傳統服裝，雖然“行為舉止是中國式的”，但是他們都接受了“美國現代思想的影響”。《紐約時報》說：“公使顧先生學貫中西，是來自東方的使節，在1909年時，他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杰出演說家’”。

人們望著中國國旗冉冉升起后，顧公使說：1917年8月14日中國宣布參戰，這是一個鄭重的決定，理性的選擇。盡管中國不在戰場的中心，但一直認為自己對大戰負有責任。自1897年起，德國就侵犯中國山東省，這是孔子故里，“是中國的圣地”。1900年，德國軍隊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殺害無辜，傷害婦女兒童。德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中國人永遠都會記住德軍的罪惡。

然而，中國參戰“并非是由于報復”的目的。中國還有其他的原因，德國入侵和平的比利時，進攻優雅美麗的法國，在公海對中立國發起潛艇戰，擊沉商船，草菅人命。殘酷的事實面前，人道和法律都不足以阻止德國人的暴行。中國人民清楚地知道，德國在戰爭中獲勝，那么這個世界將會是多么地可怕。

顧維鈞告訴在場的人們：中國人民明白了，戰爭已不再是歐洲的斗爭，而是人類為莊嚴神圣而戰。因此，當美國宣布與德國斷交并號召其他中立國同它一致行動時，中國成為第一個響應的國家。為此，“我們感到自豪”。他要讓世界知道：“如同偉大的美國一樣，中國參戰不是出于私利，也不求物質回報。”日本與中國都是協約國成員，它已“承諾會將德國權利歸還給中國。”但是他完全沒有想到，收回山東權利的道路，后來竟然是那么艱苦和崎嶇。

顧維鈞透露，“現在有20萬華工在西線為協約國服務”。他還表示，中國不僅可以為歐洲提供船只和勞工，還將“派百萬士兵參戰”。另外，中國自然資源豐富，可以開采大量礦產，制造武器彈藥；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糧倉，可以保障協約國的后勤供應。

最后他說：“美國人民致力于為人類的自由事業而奮斗，他們激勵了并肩作戰的協約國的人民。我想特別指出的是，華人無論是身在美國，或是身在中國，在美國精神的感召下，積極認購美國政府發行的公債。我相信，只要你們繼續發行公債，中國人民就一定會繼續支持。這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希望永遠不要再出現了。”

這時，中國留學生對美國的信任也達到最頂點。一位名叫劉天道（譯音Liu Tien-Tow）的學生給威爾遜總統寫了一封信，說他招募到1500位中國人為美國服兵役，這千余人包括中國籍和在美國出生的華裔。據他所言，他已經組織紐約的300名中國人訓練了三個月，得到了芝加哥和舊金山同胞的支持，他表示“有能力組織起一個中國獨立團與美國海外部隊協同作戰”。這篇文章稱，劉是已故的辛亥革命領袖黃興的外甥。

關于劉的更具體的信息不多，但是根據美國中國學生同盟（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所編印《中國學生名冊》稱，劉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湖南人，是否是黃興的外甥是沒法確認了，倒的確是黃興的老鄉。［33］另外，據《亞洲與美洲》（Asia and the Americas）雜志上的信息，美國華人同盟（The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Alliance）在劉天道的領導下，組織了600人的隊伍，在紐約的唐人街進行演習。

而就在中國對德宣戰幾天之后，即1918年11月19日，孫中山給芮恩施寫信，指出現在中國內外交困，中外軍閥勾結，“美國總統和人民只有通過您才會知道中國的真實情況。您的責任確實重大，中國究竟是民主政治還是黷武主義獲勝，主要取決于閣下對我國無助的人民在現階段所給予的道義上的支持。”

芮恩施認為，中國人是相信輿論的力量，愿意讓中國的局勢被國外所了解。說他和孫中山商定了解決統一中國問題的辦法。芮很鄭重地寫了一個報告遞交美國政府，并致電總統，說明“中國對和平前途的重大關系”。在報告中，他說忍不住要譴責日本的政策，并概述了使華五年中所積累的證據。

他說，過去他抱著佩服并對日本人友好的心情，來到遠東。他對日本人民仍然友好，但是對日本政府“根本缺乏公正觀念的帝國主義政治手腕以及極其殘忍和卑鄙狡詐的行為，不能熟視無睹。”如果日本繼續采用這種方法，“只會帶來災禍”。日本只能拋棄這種政策，才能得到和平和真正的幸福。日本在亞洲的軍事政策和方法，“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好處，日本人盡管暫時或有所得，但終究對他們不會有絲毫好處。這種野心不會永遠得逞。”從后來日本所發生的事情，不能不說芮對日本的認識是深刻的。

芮恩施對日本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給威爾遜做了比較詳細的匯報。他說，日本用盡一切方法“使中國敗壞”，例如制造并支持動亂，支持和資助一群貪污、罪惡的督軍，雇傭煽動制造動亂的人，保護土匪，輸入嗎啡和鴉片，“用借款賄賂和威脅等方法使官吏腐敗墮落”。還破壞中國的銀行錢莊和地方貨幣，非法輸出中國的銀元，企圖破壞地方上的鹽政管理。又極力阻止中國參戰，“利用大戰和協約國的自顧不暇情況，使中國落入與它締結秘密軍事同盟的圈套。”

拍攝：鐘毅（一戰華工紀念館·威海）

中文原創 | 社科&歷史

《中國記事（1912-1928）》

王笛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5年4月

內容簡介：探討1912-1928年中國的歷史，展示西方人眼中的民國初年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遷。

還原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的歷史場景，深入討論顧維鈞等中國外交官收回山東權益的艱難過程，觀察美日博弈如何影響中國命運。

透過《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對宏大的政治運動乃至微觀的個人命運進行全方位的分析。

講述這個時期來華的外交官、記者、作家、學者、旅行者像司徒雷登、芮恩施、鮑威爾、史迪威、賽珍珠、阿班等的曲折經歷和精彩故事。他們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中國，就像拍電影一樣，記錄了那個時代的許多特寫鏡頭。

描繪中國青年到西方留學的艱難道路以及他們帶給中國的長遠影響。

在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面臨怎樣的挑戰？中國人民怎樣選擇他們的未來？

X

王笛 | 《中國記事（1912—1928）》| 人民文學出版社

初審：李 磊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