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領域中，越有聲望的人越容易獲得更多資源、承認和機會，從而形成優勢累積；而低聲望者即便擁有同樣的貢獻也通常會被忽視，這是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于1968年提出的著名的科學獎勵系統中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后續由他學生朱克曼（Zuckerman）以及科爾（Cole）兄弟等人經過長期系統量化研究最終加以證實。

科學的世界與日常生活世界同樣是高度復雜的，馬太效應是否是科學世界里的唯一金科玉律？是否還有別的情景？美國社會學家杰里·加斯頓（Jerry Gaston）在研究英美科學界的獎勵系統時發現，有少數科學家雖身處較高聲望機構，卻沒有獲得屬于自己“份額”的應得承認，加斯頓視其為科學共同體中的“失敗者”。由于這種情形與默頓的馬太效應幾乎相反，加斯頓將其命名為“韋泰姆效應（Wehttam Effect）”，從構詞上來講韋泰姆就是馬太的倒寫，從中不難理解加斯頓的深意所在。從科學獎勵系統的機制來看，這些失敗者的遭遇似乎陷入了一種悖論，即高聲望機構和高產出不僅沒有給他們帶來馬太效應的福音，反而讓他們淪為科研中心里不被承認的“邊緣人”。為何會出現這種反常現象呢？加斯頓語焉不詳，為此，筆者試圖對其背后的原因作出一些試探性的分析。

其一，科研中心內部

也存在嚴格的等級結構

1973年，科爾兄弟在《科學界的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一書中提出，科學界是一個高度分層的體制，而作為高聲望的科學中心必然也是一種高度分層的系統（大系統內存在分層，其內在的小系統內仍然存在進一步的分層）。借用沖突理論來分析，科學體制是科學精英與非精英之間的利益沖突形成的，其中的科學精英處于較高位置，而其他人則位于較低位置，精英通過權力的行使從而剝奪非精英的份額。因此，雖然都是處于科學中心內的精英，但精英中仍然存在等級分層，那些頂級的明星科學家通常壟斷資源和話語權，而中低層研究者卻往往從事著大量幕后工作，不僅享受不到科學中心的優勢，即便產出了一定成果，也難以和頂級科學家相媲美。這種高聲望科學中心的內部結構，注定了部分科學家難以獲得承認的局面。此類情況也可看作一種“內卷化”的馬太效應，即高聲望機構中的科學家也存在激烈競爭，優中選優，高度的承認永遠集中在極少數人的頭上，科學中心內部依舊存在中心-邊緣的劃分。

其二，承認分配的結構性失衡

眾所周知，當下的復雜科研活動通常需要依賴多位科學家的協作攻關才能完成，然而現有的獎勵機制仍停留在小科學時代的模式，它擅長評價個體貢獻而無力對多人合作的集體模式進行甄別。尤其進入“大科學”時代后，隨著低處的果子都被摘光只剩下高處的果子這一新情況時缺陷就顯得更加突出。在粒子物理學、醫學工程、合成生物學等大型研究項目中，往往涉及數十甚至數百名科學家的共同努力。雖然他們在論文中普遍獲得署名，但把署名轉化為有效的、清晰的承認仍處于分配的模糊空間內，或者嚴格意義上講，在實際科研評價中，往往只有論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才能獲得普遍的有效承認，而其他作者即便作出不小貢獻，也依舊得不到應有的承認份額。因此，正是這種承認分配的排他性，使得承認的優先權集中在極少數研究者手中，他們的貢獻被放大，而其他多數研究者的貢獻則被稀釋。更有甚者，一些技術人員通常被視為普通勞工，他們做了大量重要工作，卻經常被視為科研的“邊角料”，不受重視，而且喪失了基本的論文署名權，顯然，這種被遮蔽的貢獻更難得到承認。盡管他們可能來自頂級科研機構，但其實際并不享有承認分配權的地位，而是依附于核心，成為中心里的“邊緣人”，套用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說法：他們的存在被遮蔽了。

其三，高聲望機構

的學術資源分配失衡

即便在頂尖高校或科研中心內部，資源的分配也絕非平等。某些研究領域可能難以做出重大成果或者申請到大量科研基金，因而很難有效提升該領域的學術影響力及聲譽，面對這種情況，機構往往會采取優化資源分配的策略，將優質資源向能顯著提升機構聲譽的學科\領域傾斜，而那些不能顯著提升機構聲譽的學科\領域將得不到或只得到較少的資源。更為極端的情況是，高聲望機構在追求國際排名和影響力的壓力下，為避免某些學科“拖后腿”，將盡可能縮減其規模，如削減人員配置、減少招生名額、與其他學科合并，甚至直接取消該學科\領域。因此，身處此類情形中的研究者通常面臨經費不足、職業成長空間萎縮等困境，此時，高聲望平臺不但沒有給他們帶來好處，反而嚴重限制其發展，自然難以獲得應有的承認。

其四，主流與支流

的分野與科學家的選擇

在科學共同體的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與之匹配的主流學術評價體系，這些主流學科或熱點方向長期處于資源、地位與評價標準的優勢生態位，相對而言，那些“冷門”學科因為其研究價值需要長時間才能體現、成果產出困難或被認為是不重要的工作等，不受關注，通常處于科研中心的“邊緣地帶”，有時甚至其學術合理性也會遭到質疑。一旦科學家選擇這些冷門領域從事研究，即便他們身處高聲望研究機構，也將不得不面臨難以申請到科研基金以及論文難以發表的現實（實際上，有些研究內容根本沒有對應的學術期刊或相關欄目支持）。尤其在現代線性科研成果評價體系下，盡管他們的研究十分精深，也會因為沒有科研項目、發表論文數較少、期刊影響因子不高、引用率有限等“硬性”指標的狙擊而難以獲得足夠的承認。而且他們一旦堅定地選擇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就意味著要在這一領域內長期艱苦耕耘，在少人問津的狹小學術孤島上做研究，其成果只能越來越邊緣化、零星化，到了后期，甚至有可能陷入幾乎無法堅持下去的困境，最終把自己的學術發展軌跡引入死胡同，他們雖然進入了高聲望機構，但這種無支撐條件的研究蘊含的不可持續性必將導致其獲得承認的可能性越來越低。開宗立派的成功從來都是稀缺的。

其五，普遍存在的社會偏見

縱觀科學發展的歷史，不能否認，性別偏見始終是阻礙女性獲得承認的重要因素。如世界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科學家——瑪麗·居里（Marie Curie），最初因為女性身份未被列入諾貝爾獎提名，后來，居里夫人在競選巴黎科學院院士的過程中，社會公眾曾就科學院是否應該接納女院士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其中一些年紀大的院士堅決反對接納女性。雖然她們取得了偉大的科學成就，但因為女性身份，其貢獻就被嚴重低估，居里夫人絕非科學史上的個案。隨著性別平權運動的推進，女性在科學界的地位逐漸上升，男女性別也走向平等，但表面平等和實際公平之間依舊存在差距，那些來自科研中心的女性，雖然有著很高的科研水平，但在以男性為主體的學術場域中，她們通常扮演“外來者”的身份，使其難以獲得真正的話語權和主導地位，在科研貢獻方面得到的承認也要打折扣。除性別之外，種族、地域等偏見也是削弱承認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見，在科學界設立羅爾斯的“無知之幕”何其重要，只有通過無知之幕的設計，才能最大限度上屏蔽掉那些歷史文化因素以及初始條件不利對評價帶來的不可原諒的偏見性，當下推進的“破四唯\破五唯”何嘗不是一種破除根深蒂固偏見的努力。

承認并非一個客觀中立的過程。科研“產出”屬于知識創造的事實層面，而“承認”則深植于社會結構與評價體系之中，本質上講，“產出”與“承認”是科學與社會之間互動的結果，既涉及事實判斷，更涉及價值判斷。無論是馬太效應還是韋泰姆效應，都揭示了科學承認并不遵循簡單的“產出——承認”線性邏輯。作為馬太效應的對立面，韋泰姆效應所揭示的獨特意義是，即便在高聲望的科研中心，依舊存在不平等、排斥與結構性壓制等問題，正是這些問題造就了科學界的所謂的“失敗者”。

如何應對韋泰姆效應呢？不可否認，韋泰姆效應下的“失敗者”似乎是一個無法破解的結構性難題，也是線性科學獎勵系統下的必然結果，但筆者認為，我們仍然可以通過諸如優化承認分配政策，向年輕研究者給予更多支持，減少社會、歷史、文化等蘊含偏見的認知方式，就會讓韋泰姆效應得到緩解。但這種轉變是一個緩慢而長期的過程，對于創造力周期有限的個體來說，短期策略該如何選擇呢？科學家是否應該為了避免陷入低承認的陷阱，主動把其研究方向的選擇向主流靠攏？倘若一些科學家偏愛冷門絕學，尤其當他們在這些領域極具天賦時，管理者是出于功利性目的讓他們放棄，還是鼓勵他們回歸為追求真理而執著的初心？這種良心追問的倒逼機制對于中期科研環境的改善是有幫助的，但是對于個體而言卻又遙遙無期，對于短期而言，唯一合理的選擇就是精選賽道堅持長期主義，就整個科研生命周期而言，前期的被低估與后期的溢價將是均衡的，畢竟科學史上很多偉大的發現最初都是被嚴重低估的，而后期提出者卻獲得了豐厚的承認回報，這何嘗不是榮譽與承認分配中的守恒機制呢？

行文至此，客觀地說，雖然馬太效應、韋泰姆效應在科技界造就了承認在兩個極端的不平等現象，但正如加斯頓所說，與其他社會建制中的獎勵系統相比，科學獎勵系統的運轉狀況總體而言是好的。關注和研究馬太效應和韋泰姆效應其實是借助批判性思維，更深刻地揭示科學獎勵系統的運行規律，特別是認識到科研中的結構性不平等現象，為科學評價體系的改革提供啟發，進而促進科學更加公平、健康、可持續性的發展。

李俠、尹輝，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生。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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