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珊瑚巖質地的淡藍色封面上，是一位拄著登山杖的中年男子的白色模糊剪影，上面寫著簡簡單單幾個字，“哲學家的最后一課”。

2024年7月12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朱銳轉到北京海淀醫院的安寧病房，他的癌癥治療結束了。聽完醫生的介紹，朱銳叫姐姐朱素梅聯系采訪過他的記者解亦鴻，邀請她到病房，聊自己對生命、死亡、愛與告別，以及對當下大家都關注的教育、內卷、躺平等話題的思考，“是我走之前對社會的關懷，還有我自己的愛”。

這場特殊對談從7月15日開始，持續了10天，朱銳以口述的形式完成最后一本著作《哲學家的最后一課》，之后他中止人工維生手段，8月1日離去，終年56歲。

2024年春季開學后的課堂上，形銷骨立、靠登山杖才能走上講臺的朱銳，語調沉穩而平靜地告訴學生，自己正處于直腸癌晚期，“如果我哪天倒在課堂上，大家不要為我悲傷，而要為我開心，因為哲學家是不恐懼死亡的。”學生把朱銳的話發到網上后，引發廣泛關注，那也是他在人大授課的最后一個學期。

其實在那之前，黑框眼鏡后面總是閃爍著明亮的朱銳，已經和病魔搏斗了一年多。2022年夏天，朱銳查出直腸癌，且已是晚期，一輪輪化療過后，他重返講臺，每次上課前都要吃大量止痛藥。上課時，他還輕松地給學生分享病情進展：“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停止化療了。”隨后又補充，“因為化療沒用了。”

朱銳是人大哲學學院杰出學者特聘教授，在美國做了近30年研究后，于2018年回國。他精通古希臘語、拉丁語、德語、英語等多門語言，研究領域涉及心靈哲學、神經美學、古希臘哲學等。朱銳患病的消息公開后，北京媒體報道稱，大家都想去聆聽哲學家的思考，原本容納60人的階梯教室擠得滿滿當當，走廊、過道甚至教室外都站著人，有人還特意從天津、上海、蘇州趕來聽課。后來，這門課程開通線上聽課渠道，一節課大約有200人在線。

在“藝術與人腦”課程上，朱銳向學生展示了一張他非常喜歡的照片，那是1990年，旅行者1號探測器在距離地球60億公里之外拍攝的地球。太陽光被太空船反射，地球好像位于一束光線中，變成宇宙里一個淺藍色的圓點。朱銳說，這張照片是第一次從宇宙而不是科學角度去看人類及人類的家園。“宇宙之大，讓我們看見地球的渺小，看見全人類的渺小，人類數千年的文明也不過一瞬間而已。在這樣遼闊的視角下，追求成為人上人、‘內卷’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它并不導向虛無主義。”

“我們之所以‘內卷’，并不一定是我們人多，也不一定是因為資源少，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欲望被外在的機制單一化”，受學校邀請，朱銳在2024年6月為畢業生錄制了一段視頻，他談到，“相反，如果我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正聯結自己的欲望和事務的價值，也許我們就可以自然地實現欲望的多元化”，朱銳希望，可以通過對欲望的培養、發展，以及對欲望機制的自主性改造，“進入一個高欲望但低內耗的大同社會”。

朱銳與記者解亦鴻第一次對談的主題是恐懼。從前上課時，朱銳很喜歡說一句話，“哲學就是練習死亡”，這是蘇格拉底的名言。他說，人們對死亡的恐懼是因為無知，而且是人類最大的無知，“從來不知道、沒經歷過的東西，為什么恐懼呢？這在邏輯上是一個悖論。”

“我從小就很膽小，但是通過理智的訓練，我開始能分辨出什么東西是想象的，什么東西是事實的。”朱銳說，我們不應該恐懼死亡，唯一應該恐懼的是恐懼本身，“在非理性的恐懼的控制下做出選擇，很容易導致悲劇發生”。

朱銳說，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并非對生命的否定，而是肯定，是重生。它和永生相對，是大化流行，是新陳代謝。新生物得以重生，就像小草，化作春泥更護花。“我們總是相信草木可以復生，因為一根草終結消亡后，一片一片的草還會源源不斷地生長出來。其實，人也可以像草木那般回歸‘類’的存在”。

“你或許不相信，我仍然認為死亡是件很快樂的事。”朱銳告訴解亦鴻，“生死問題是哲學的最大問題，哲學家追求智慧、追求真理，就是在追求死亡、練習死亡，以這樣一種狀態進入死亡，當然是不會恐懼的。”朱銳也做到了。朱素梅說，他離開時鎮靜坦然，面帶微笑。

《哲學家的最后一課》

朱銳 著

中信出版社 2025年3月

對話朱素梅：重塑生命

雖然比朱銳大三歲，朱素梅的人生其實受到小時候淘氣的“小三子”弟弟很多影響。大學時，她看了朱銳推薦的《西方哲學史》，一下被迷住，從中文系轉到哲學系，和弟弟讀同一個專業，最后成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朱銳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從2022年查出來直腸癌晚期，他將關于生命與死亡的最后思考以對談形式公布，直至2024年8月1日去世，朱素梅是整個過程的見證者和陪伴者。朱銳口述的《哲學家的最后一課》這本書出版后，她替朱銳寫下后記，題目是《我想對你說》，“我會不斷與你交流新發生的事”，以“下次再聊”結尾。

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朱素梅說，這段經歷就像幽谷當中給她照去一束光，朱銳面對死亡的思考、坦然和無畏，也重塑了她的生命。

第一財經：你怎么看朱銳老師最后的寫作？

朱素梅：我盡量剝離親情，作為讀者從對他生命經驗了解的角度說。他真的讓我非常佩服，最后僅靠輸營養液的時候，日常交流中很多生命經驗已經不記得了，平時說的也是非常簡單的語言，但對談時，還能把對生命和死亡的認識，以及那些關鍵的哲學概念說得那么清楚。

那時，死亡不再是概念上一定要發生的事，而是作為陰影走近，完全剝奪他的身體，讓他的身體完全沒有能力，他真的沒有恐懼，一直寧靜、坦然、勇敢。這個過程當中，我看到的是一個人的尊嚴和莊嚴。我把這些歸為他自己說的求真，用生命的體驗來求真。

其實我們害怕死亡，具體分析下來有幾個原因，一是覺得自己死了什么都沒了，二是覺得人死后會變成鬼，鬼又是可怕的，三是我們喜歡、親近、相愛的人死了，和他們就沒有連接了。現在我是看不到朱銳的身體了，但是由于他的能量特別強大，尤其是寫下《哲學家的最后一課》這本書可以我不斷去看，就覺得他離我更近了，他把他的一些精神要素注入到我的身體和觀念，讓我不斷走出小我，對死亡的恐懼減少一點，對生命的珍惜多一點，理解到我是萬物中的一個點，跟周圍世界的連接變得更加清晰和有意義了。

第一財經：朱銳最后的時光，對社會表現出極大的關懷，不止一次強調“要為社會、為他人活著”。他為什么還牽掛著社會和他人？

朱素梅：朱銳是做分析哲學的，他的偶像是英國哲學家羅素。羅素說有三種激情支持他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難以抑制的同情。朱銳也是這樣。他對弱勢群體充滿同情，遇到感覺到對方的生活窘迫的人，如有可能會施以援手，他在希臘的時候會給有些人錢，看到有人擺地攤，會買點東西，或者是主動做點傾聽式的交流。

朱銳生病的時候趕上新冠疫情，不能去爬山了，每天就坐地鐵從住的地方到奧林匹克公園散步。那時他經常遇到保安做各種審查和阻攔，他們不查他，查那些外表看起來比較弱勢的人。朱銳每次看到都會去過問，覺得保安做得不對的時候，多次撥打市政熱線電話反映情況。在他看來，人們走入誤區的時候他特別想吶喊，特別想做一個讓別人反省的人。

第一財經：他也談了對兩個孩子的教育理念，很多家長把健康快樂之類放在第一，朱銳不一樣，把培養自尊放在第一。他為什么把自尊看得那么重？和他的成長經歷有沒有什么關系？

朱素梅：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好的問題，我還沒有注意到他把培養自尊放在孩子教育的最主要位置。但是今年3月，孩子的媽媽給我說，爸爸對他們的教育有兩點，一是大學應該怎么過，還有一個是他們很小的時候，就要求他們有自尊，很多事情要問他們是怎么想的，讓他們自己能夠做主。那時孩子沒有自己的想法，覺得爸爸問來問去是一件麻煩的事兒。現在他們才知道特別好，讓他們的精神和自我都成長，知道自己要成為什么樣的人，知道自己真實的生命體驗，塑造自己的人格。

我覺得朱銳對自尊的看重，是與生俱來的。朱銳大概4、5歲的時候，一個比較尊貴的家庭請客，叫我父母把朱銳也帶上，但是他們可能有自己的考慮，就沒有帶。朱銳知道后覺得他沒有被尊重，父母都沒問就替他做決定了。小時候他又很淘氣，就拿我爸的剃須刀，對著鏡子把頭發刮掉幾塊，說留要下標記。自尊可能是他生命中一個重要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