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6日出版，醫藥研發達人中文版“出海日本”第9期，系列C“名人訪談”第二篇

引言

當全球生物醫藥產業駛入深水區，創新藥“出海”已不僅是企業擴張的必選項，更是中國醫藥產業升級的戰略支點。日本作為全球第三大醫藥市場，與中國藥企在靶點開發、成本控制方面優勢互補，成為中國創新藥企出海的重要一站。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始終致力于深化中日醫藥產業合作，并在醫藥創新領域取得了一系列實質性成果。為全面助力中國藥監、生物技術公司、投資界深入了解日本藥品監管法規、申報流程、溝通交流以及生產和檢查等相關事宜，我會聯合研發客、上海市生物醫藥科技產業促進中心以及泰格醫藥，共同開設“出海日本”專欄，特邀日本法規監管領域的資深專家發布專業性文章。撰稿人包括著名的藥品開發及監管專家植村昭夫博士、東內祥浩先生和高野哲臣先生。同時研發客主編毛冬蕾女士還將對日本政府、學術界以及中日兩國業內專家進行訪談，共同探討開發及監管熱門話題。

中國藥促會中日醫藥合作交流

聯系人：馬明堯

電話：13520846026

郵箱：mamy@phirda.com

撰文｜毛冬蕾

中文版負責人｜醫藥研發達人主編 高野哲臣（t2T Healthcare股份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美國癌癥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的研究數據顯示，全球每兩人就有一人會在一生中至少罹患一種癌癥。在這場與癌癥殊死搏斗的陣地上，日本國立癌癥研究中心中央醫院（National Cancer Center Hospital, NCCH）國際開發部部長兼臨床研究支援部部長中村健一（Kenichi Nakamura）教授正通過亞洲癌癥臨床試驗網絡（Asian Clinical Trials Network for Cancers Project, ATLAS）這一平臺，不懈地推動腫瘤藥臨床試驗。

日前，我們在東京拜訪了中村教授。

圖為中村健一（Kenichi Nakamura）教授。20多年來，他一直希望通過藥物臨床試驗來推動新的癌癥治療方法并促進全球合作。在NCCH，他身兼臨床研究支援部負責人與國際開發部部長兩職。

01

NCCH豐富的早期臨床和MRCT經驗

NCCH在日本乃至全球腫瘤醫療領域都聲名遠揚。這里匯聚了一批在多個醫學領域頗具影響力的臨床醫生，為腫瘤患者的診斷與治療提供了專業保障。

在臨床試驗領域，NCCH組建了一支實力強勁的團隊。該團隊由50余名高級臨床研究協調員（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 CRC）構成，他們從試驗的前期籌備、患者招募，到試驗過程中的數據收集、協調溝通，再到總結報告，都能以嚴謹的態度和專業的技能，確保臨床試驗高效且高質量地推進。

此外，NCCH在開展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s, MRCT）時，始終秉持嚴格遵循全球標準的原則。以ICH E6為代表的一系列國際臨床研究規范，是NCCH開展MRCT的基本準則。從試驗設計階段開始，就按照國際標準進行規劃，確保試驗方案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實施過程中，加強對各個試驗環節的監控和管理，保證試驗操作的規范性和一致性；在記錄和報告環節，做到數據真實、準確、完整，為試驗結果的科學性和可靠性提供堅實保障。

同時，NCCH也充分考慮到日本本國的實際情況，遵循日本特有的GCP（J-GCP）規范。這一規范在融入日本醫療文化和管理特色的基礎上，對臨床試驗的各個環節提出了更為細致的要求。

中村教授告訴我們，NCCH的臨床研究能力在日本有目共睹，自2014-2022年期間，該中心開展的臨床試驗數量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

2014-2022年日本國立癌癥研究中心中央醫院開展的臨床試驗項目分類及數量

其中，首次人體試驗（First-in-Human, FIH試驗）的數量從2010年的2項攀升至2021年的64項。這一增長顯示了NCCH在日本早期臨床試驗的地位。

2010-2021年日本國立癌癥研究中心中央醫院開展的首次人體試驗增長趨勢

02

ATLAS：推動亞洲抗腫瘤藥臨床研究

談及當前癌癥研究的全球格局，中村教授指出：“西方大型制藥企業在亞洲地區特有的癌癥類型，如肝癌、膽管癌、子宮癌和胃癌等的研究上，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然而，這些癌癥卻給亞洲患者帶來沉重的健康負擔，嚴重威脅著民眾的生命健康?！?/p>

為此，中村教授建立了亞洲癌癥臨床試驗網絡（Asian Clinical Trials Network for Cancers Project, ATLAS），通過加強與亞洲各國科研機構、醫療團隊的合作與交流，促進了亞洲地區癌癥臨床試驗的標準化、規范化發展，為全球癌癥療法的探索貢獻了來自亞洲的研究。

中村教授介紹道，ATLAS項目希望在亞洲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協同合作的臨床試驗，提升癌癥治療與護理的整體水平，為亞洲的癌癥患者帶來更優質的醫療服務與治療希望。

該項目期望構建一個高效且穩固的臨床試驗網絡體系和統一的合作平臺，推動癌癥研究的深入發展。為達成這一目標，項目著力確保所有參與其中的研究機構均具備充足且優質的資源。在人力資源方面，要求配備經驗豐富、專業能力卓越的資深主要研究者（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為試驗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提供保障；同時配備專門的CRC，確保試驗的順暢進行。

中村教授說：“癌癥治療與研究早已跨越國界，成為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ATLAS通過整合亞洲各國研究機構的獨特優勢，打破地域與資源壁壘，開展同步臨床試驗。這種同步開展的模式能極大地提高研發效率，加速新藥在亞洲國家的獲批進程，進而提升亞洲地區癌癥患者的治療效果與生活質量。”

ATLAS項目的介紹和愿景

在他的帶領下，ATLAS項目已與日本、新加坡、中國臺灣地區、馬來西亞、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頂尖癌癥研究機構建立了穩固的合作關系。每個國家及地區均指定了負責臨床試驗的研究機構和CRC，并在各自區域內推進臨床試驗?！拔覀円财诖袊呐R床研究機構能早日加入這一項目?！彼f。

在ATLAS項目中，其中PATHWAY試驗成為亞洲各國研究機構緊密合作的典范范例。該試驗是一項由亞洲多國研究者發起的注冊臨床試驗（Investigator-Initiated Registration-Directed Trial，在日本簡稱IIRDT），用于晚期乳腺癌。

此項試驗旨在評估不同治療方案對激素受體陽性（HR+）且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陰性（HER2-）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療效與安全性。鑒于此類患者群體的治療需求緊迫且復雜，單一國家或地區的研究資源往往難以滿足全面、深入的探索需求。

PATHWAY試驗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及新加坡等地均設立了研究機構。各參與機構嚴格遵循統一的臨床試驗方案，從患者篩選標準、治療方案實施流程，到數據收集與記錄方法等各個環節，均保持高度一致。同時，整體試驗流程同步有序推進，從試驗啟動、患者招募、治療干預，到中期評估與最終總結，各階段工作緊密銜接、高效協作，充分體現了ATLAS項目所倡導的跨國合作精神。

中村教授說：“PATHWAY試驗有效整合了亞洲各研究機構的資源和專業。通過ATLAS項目，我們得以開展單個國家或地區因資源、樣本量等因素限制而難以獨立完成的臨床試驗。這種跨國合作模式不僅有助于獲取臨床研究數據，更能提升癌癥治療效果?！?/p>

中村教授（中）與日本國立癌癥研究中心中央醫院國際開發部的同事。

與此同時，中村教授認為，IIRDTs在彌補注冊臨床試驗的固有局限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制藥行業盡管擁有豐富的研發和臨床資源，但面對紛繁復雜的醫療需求，仍難以做到全面滿足。”

“在醫療領域，存在著亟待填補的研究空白，尤其是罕見癌癥領域。由于罕見癌癥患者數量有限，市場規模較小，這一領域難以獲得制藥行業足夠的重視與投入，導致相關研究進展緩慢。而推動患者需求迫切但制藥企業難以覆蓋的罕見疾病藥物臨床試驗，正是我們的使命?！?/p>

中村教授進一步指出：“當臨床試驗取得好結果時，制藥企業能借助學術界發起的臨床試驗成果，向監管部門申請新藥上市許可。這不僅為制藥企業提供了產品新的上市機遇，也為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轉化提供了另一種途徑。在IIRDTs中，除試驗藥物外，其他常規費用通常能夠通過國家醫療保險體系進行報銷。這一政策減輕了學術機構的經濟負擔，提高了學術機構開展此類臨床試驗的可行性?！?/p>

NCCH過往的實踐印證了IIRDTs的成功模式。通過這一模式，該研究院助力10余種新藥成功獲批上市。中村教授說：“IIRDTs能有效促進學術界和產業界的融合，集中雙方資源，加快新治療方法的開發速度?！?/p>

03

期待與中國公司合作為亞洲患者服務

對于我們的到訪，中村博士展現出了極高的熱情與誠意。在聆聽泰格醫藥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總裁曹曉春女士對中國近十年臨床試驗發展態勢的介紹后，中村教授尤其對近年來中國臨床試驗在數字化、去中心化以及人工智能賦能臨床試驗等前沿領域所取得的進展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中村教授表達了對與中國生物科技公司開展合作的期待?！拔覀冋\摯地歡迎與中國內地等地的科研機構、企業建立合作。通過加入ATLAS這一國際合作平臺，中國將深度參與到新療法的臨床試驗中，并能充分共享ATLAS所匯聚的知識與資源，實現互利共贏?！?/p>

他也對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給予了高度評價：“中國生物科技產業近年來在癌癥研究領域取得了諸多令人矚目的成果。我們期望中日乃至全球的癌癥患者能更早從來自中國的抗腫瘤新藥中獲益?！?/p>

泰格醫藥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總裁曹曉春女士(左一)、泰格醫藥日本辦事處負責人金成哲（中）與中村健一教授。

04

從外科醫生到臨床研究者

中村教授的醫學探索之旅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村從京都大學醫學部畢業后，成為了一名外科醫師并投身手術與臨床診療。然而，他接診的首位胰腺癌患者讓他直面手術的局限性——一名患者手術以后恢復不佳，肝臟出現新轉移灶，最終離世。該名患者在臨終前絕望的眼神深深烙印在中村心中，很長時間也無法忘卻，他意識到，僅提高手術技術并不夠，還需要探尋更有效的療法。

在調任島根縣醫院第三年，中村獲得了大量的主刀機會，卻逐漸對標準化治療方案產生了懷疑，他希望為患者提供更個性化的治療。轉機出現在他撰寫的近400例胃癌病例分析論文被頂尖外科期刊收錄之時，這一成果讓他感受到了視野的拓寬。他意識到，若想在癌癥治療領域產生更具意義的影響，臨床試驗或許更為關鍵。

在日本，大多數外科醫生積累經驗后會轉向基礎研究，但臨床試驗能直接影響診療實踐、改寫治療指南，這一魅力深深吸引了中村。于是，他選擇了臨床試驗這條道路。

后來，中村憑借出色的臨床試驗能力進入了日本國立癌癥研究中心（National Cancer Center, NCC）。包括NCCH在內的NCC創建于20世紀60年代。歷經40余年的發展，它已然成長為一座集癌癥研究、患者治療、人才培養和學術交流等多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醫療機構。在醫學研究領域，NCC的卓越成就備受矚目。在《自然》雜志發布的2021年全球頂級癌癥中心榜單中，NCC位列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的紀念斯隆 - 凱特琳癌癥中心和麻省總醫院癌癥中心。

NCC始終秉持“以患者為中心”的服務理念，為每一位患者提供個性化、精準化的治療方案。憑借其專業的醫療團隊、先進的診療技術和豐富的臨床經驗，NCC在日本國內聲名遠揚，眾多患者不辭辛勞，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重燃生命的希望。

剛剛加入NCC時，周圍優秀的同仁帶來的壓力讓他懷疑自己能否繼續立足，重返外科的念頭也一度浮現，但轉機出現了。幾年前，在一場“探尋日本食管癌臨床試驗未來走向”的重要會議上，中村教授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前瞻性的視野。他大膽挑戰日本現有的臨床試驗設計，倡導采用更具全球視野的臨床研究方法。這一觀點當時猶如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在會議現場激起了層層漣漪，贏得了眾多同道的支持與共鳴。在他的推動下，食管癌臨床試驗的研究方向從傳統治療模式向新輔助治療、免疫治療、聯合治療、個體化精準治療以及多學科協作治療模式轉變。

“我心中涌起強烈的成就感，也更加堅定了在臨床試驗領域發揮更大作用的決心。以臨床研究引領醫療發展，才是自己的使命?！敝写褰淌诨貞浀?。

為了進一步提升醫療管理能力，中村教授選擇在日本一家專門培養高級管理人才的私立商學院——顧彼思經營大學院（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GLOBIS University）深造。他全身心投入到學習中，于2022年以優異成績畢業?！霸陬櫛怂嫉膶W習經歷，讓我領悟到將戰略規劃、組織架構與財務管理緊密融合的重要性。只有三者協同發展，才能確保醫療項目的順利推進和可持續發展?！彼f。同時，他也深知團隊的力量，“通過激勵團隊成員，充分發揮每個人的優勢，我們方能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p>

中村教授始終心系患者，尤其是身處日本偏遠地區、參與臨床試驗機會微乎其微的患者。為此，他最新發起了去中心化臨床試驗（Decentralized Clinical Trials, DCT）項目。“借助現代通信技術，臨床試驗能變得更便捷、高效，讓更多腫瘤患者受益。這是我們不斷改善患者護理，提高他們生活質量的一個生動例子。”中村教授最后說。

中村健一教授與研發客主編毛冬蕾（左）

醫藥研發達人中文版主編高野哲臣推薦：

中村健一教授將受邀出席2025 DIA中國年會。在本次年會的“出海日本”專題環節中，中村教授將發表主題報告，并參與小組討論。若您想一睹中村教授的學術風采，歡迎于5月24日16:30蒞臨DIA中國年會分會場的“走進日本：不再神秘的日本市場，中國企業出海正當時”。

下期預告

Next Preview

5月23日將發布醫藥研發達人中文版“出海日本”第10期，由東內祥浩先生撰寫的系列B《日本的監管制度及其實際情況》第四篇，將介紹日本罕見疾病藥物（孤兒藥）的監管法規與開發策略。

編輯：毛冬蕾、高野哲臣

《醫藥研發達人》簡介

Column Introduction

研發客旗下的《醫藥研發達人》于2021年7月創刊，一方面“向日本讀者以日語傳遞中國的藥品開發及監管相關信息，另一方面“向中國讀者以中文傳遞日本的藥品開發及監管相關信息”，旨在“成為中日醫藥發展的橋梁”。自創刊至2024年3月11日（周一）發行的第69期，以每兩周周一發行的頻率，每年發行了25期的日文版，向日本讀者以日語（夾帶中文）傳遞中國的藥品開發及監管相關信息。

第一節 胃癌

常用細胞系（株）：

MKN-45，SGC-7901，AGS，NCI-N87，SNU-16，MGC-803

常用動物模型：

胃癌腹膜轉移小鼠模型（本質上還是一個移植瘤模型）

第二節 肺癌

常用細胞系（株）：

A549，H460，H146，A-427，SPC-A1，H838，HCC827

常用動物模型：

非小細胞肺癌原位移植瘤小鼠模型

原發肺癌小鼠模型（A/He，C3H/He）

第三節 乳腺癌

常用細胞系（株）：

ER陽性：MCF7，T-47D ，ZR-75-1

ER陰性：MDA-MB-231，SK-BR-3，MDA-MB-453，HCC1954

常用動物模型：

小鼠人乳腺癌移植瘤模型

原發乳腺癌小鼠模型（A系小鼠，C3H，CBA）

原發乳腺癌大鼠模型（Wistar）

轉HER2/neu小鼠模型

轉MMTV-PyMT小鼠模型

第四節 肝癌

常用細胞系（株）：

HepG2，SMMC-7721，Hep3B，J5

常用動物模型：

小鼠人肝癌移植瘤模型

轉HBX小鼠模型

原發肝癌小鼠模型（C3H/He/Ola）

第五節 宮頸癌

常用細胞系（株）：

HeLa，HCC-94，MEG-01，MS751，HCE-1

常用動物模型：

小鼠人宮頸癌移植瘤模型

第六節 結腸癌

常用細胞系（株）：

CT26，HCT-8

常用動物模型：

結腸癌全身轉移動物模型

第七節 淋巴癌

淋巴癌按照大類分成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

霍奇金淋巴瘤常用細胞系（株）：

L-428，L1326

非霍奇金淋巴瘤常用細胞系（株）：

伯基特淋巴瘤（Raji，Daudi）

濾泡型淋巴瘤（WSU-FSCCL）

GCB型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SUDHL4，Farage）

ABC型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TOLEDO，Karpas422）

皮膚T細胞淋巴瘤（HuT-78）

T淋巴細胞白血?。↗urkat）

套細胞淋巴瘤（Jeko-1）

NK/T細胞淋巴瘤（SNK-6）

常用動物模型：

異種原位移植瘤小鼠模型 P53-/-小鼠模型

第八節 卵巢癌

常用細胞系（株）：

Caov-3，PA-1，Skov-3

常用動物模型：

卵巢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九節 甲狀腺癌

常用細胞系（株）：

BC-PAP，TPC-1

常用動物模型：

甲狀腺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節 鼻咽癌

常用細胞系（株）：

人鼻咽高分化鱗狀細胞癌細胞系（CNE-1）

人鼻咽癌低分化鱗狀細胞癌細胞系（CNE-2，HNE1-3，HONE-1，SUNE-1）

常用動物模型：

鼻咽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一節 頭頸癌

常用細胞系（株）：

HN-5，UMSCC

常用動物模型：

頭頸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二節 食道癌

常用細胞系（株）：

TE-1，Eca109，EC109

常用動物模型：

食道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三節 腎癌

常用細胞系（株）：

HRC-A498，786-0，Caki-1，ACHN，OS-RC-2

常用動物模型：

腎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四節 膽管癌

常用細胞系（株）：

HUCCT1，RBE，HCCC-9810，CCLP-1

常用動物模型：

膽管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五節 胰腺癌

常用細胞系（株）：

AsPC-1，BxPC-3，Capan-1，Capan-2，CFPAC-1，HPAC，HPAF-2，Hs-766T，MIA-Paca2，PANC-1，SU.86.86

常用動物模型：

胰腺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轉Ras小鼠模型

第十六節 神經腫瘤

常用細胞系（株）：

人神經母細胞瘤細胞（SK-N-AS，SH-SY5Y）

人腦膠質瘤細胞（BT325，SHG-44）

人神經膠質瘤細胞（U87，U373，H4）

腦干膠質瘤細胞（LN229）

常用動物模型：

移植瘤模型

第十七節 骨肉瘤

常用細胞系（株）：

143B，SW1353，SaOS-2，U2OS，MG-63

常用動物模型：

p53+/-小鼠模型

骨肉瘤移植瘤模型

第十八節 皮膚癌

常用細胞系（株）：

黑色素瘤（B16F10，B16BL6，B78D4，SK-MEL-5，SK-MEL-28，SK-MEL-31，MeWo，WM3734）

非黑色素瘤（SCC細胞株：SCC-13，HSQ-89，HSC-2，SCL-1；BCC細胞株：A431，TE-354-T）

常用動物模型：

移植瘤模型

第十九節 膀胱癌

常用細胞系（株）：

5637、T24

常用動物模型：

原位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二十節 前列腺癌

常用細胞系（株）：

LNCaP、PC-3、DU145

常用動物模型：

前列腺癌異體移植瘤小鼠模型

長三角肺癌協作組

為了響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推動肺癌規范化診治及創新研究，2019年12月底，由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東部戰區總醫院、中國科學院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等40余家來自江、浙、滬、贛、皖地區的醫療機構，共同成立“長三角肺癌協作組”，英文名：Yangtze River Delta Lung Cancer Cooperation Group（East China LUng caNcer Group），簡稱ECLUNG。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腫瘤科陸舜教授說，臨床醫學的進步往往離不開創新研究，而在肺癌診治領域中，依然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其中就包括對非小細胞肺癌和小細胞肺癌的研究。本協作組是由長三角地區47家具有一定肺部腫瘤診療及臨床轉化研究實力的醫療單位聯合組成，是一個研究型、非盈利性學術團體。成立協作組的目的，是通過設計、開展胸部腫瘤研究領域的多中心臨床試驗及轉化研究，特殊病例多中心會診等，為胸部腫瘤臨床實踐提供高級別的循證醫學證據，促進長三角地區胸部腫瘤的診療、轉化研究的創新性及前沿性，提高東部地區胸部腫瘤的診治水平和國際影響力。

長三角肺癌協作組青年專家委員會

長三角肺癌青年專家委員會是長三角地區中青年胸部腫瘤醫生交流，學習，分享的重要平臺，其前身是2021年1月成立的ECLUNG青年博士團隊，2021年6月改名長三角肺癌協作組青年專家委員會，簡稱ECLUNG YOUNG。這些中青年胸部腫瘤醫生都是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胸部腫瘤領域最為活躍的群體，他們思維敏捷，想法多樣，交流直接，易于溝通，緊跟時代，是我國胸部腫瘤界未來的骨干力量。

ECLUNG共識/指南系列

隨著ECLUNG青委會推出首部全國專家共識《中國實體瘤NTRK融合基因臨床診療專家共識》后，系列國際/全國專家共識/指南陸續推出，并相繼在Innovation，Cancer，Thorac Cancer等國際知名期刊發表。這些為胸部腫瘤臨床實踐提供高級別的循證學依據，促進長三角地區胸部腫瘤診療、轉化研究的創新性及前沿性，提高長三角地區胸部腫瘤的診治水平和國際影響力。作為長三角地區胸部腫瘤研究最具影響力的新生代組織，ECLUNG青委會把中國胸部腫瘤臨床試驗轉化研究長三角模式探索作為奮斗的事業，迎難而上作為中國胸部腫瘤臨床試驗轉化研究長三角模式探索的方向標，ECLUNG新生代結合時代背景在未來四十年時間選擇迎難而上，勇于向各種艱難困苦挑戰和亮劍。

長三角肺癌與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GCP）的故事

萌芽階段

中國抗腫瘤新藥臨床試驗開始于1960年，1983、1986和1990年，衛生部就在臨床和科研條件較好的醫療機構中，分別指定了三批臨床藥理基地。

產生階段

GCP的產生是臨床試驗發展史上跨時代的大事。1995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頒布了《世界衛生組織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指南》（WHO-GCP），這是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明確以GCP命名的文件。從那個時候起，關于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的法規，統稱為GCP。

1996年5月，人用藥品注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議（ICH）頒布的ICH-GCP（E6）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可，代表了國際公認的臨床試驗操作規范標準，也是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必須遵循的GCP準則。自此，GCP國際化進程的大幕正式開啟。

GCP的產生提高了臨床試驗操作規范性要求，促使了臨床試驗的社會化分工，產生了以合同研究組織（CRO）和機構管理組織（SMO）為標志性的商業組織，以及臨床研究監查員（CRA）和臨床研究協調員（CRC）為標志性的從業人員，從而誕生了臨床試驗行業。

機構動員試驗多方人員共同參與及相互配合，形成了研究人員-臨床研究協調員（CRC）-臨床研究監查員（CRA）-質控專員-項目管理員反饋整改互動模式，對臨床試驗產生的大量源數據進行實時質控。

2004年我國參加的第1個TKI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INTEREST（2004年4月正式啟動，2006年底結束入組）。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孫燕院士；北京協和醫院李龍蕓教授；廣東省人民醫院吳一龍教授；上海胸科醫院廖美琳教授；復旦大學腫瘤醫院蔣國梁教授

Lancet（INTEREST）

LancetGefitinib versus docetaxel in previously treat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INTEREST）: a randomised phase III trialMei-lin Liao（2008）

發展階段

里程碑事件包括： ①國家藥監局于1999年成立，建立起一只專業化的藥品監管隊伍，以及史上最嚴的數據核查要求“722事件”；

②GCP的頒布與更新，2017年正式加入ICH，從有法可依到國際視野；

③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MAH）讓新藥研發企業大量涌現；

④從十一五開始，國家科技部和衛健委共同參與的“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明確支持醫院GCP平臺建設，與新藥研發的市場屬性相比更具社會功能屬性；

⑤2021年CDE頒布的《以臨床價值為導向的抗腫瘤藥物臨床研發指導原則》引發劇烈社會反響，也是一次正本清源的表態。

CheckMate 816是全球首個獲得EFS和pCR陽性結果的免疫聯合化療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3期臨床試驗， 作為CheckMate 816試驗的指導委員會成員、中國區PI，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陸舜教授從設計階段就參與了該研究。

N Engl J Med（CheckMate 816）

N Engl J MedNeodjuvant nivolumab plus chemotherapy in resectable lung cancerShun Lu（2022）

中國創新藥往事

1.改革開放、實現人才積累：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隨后于1980年開始大批中國學子逐步開始走出國門留學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經過二十多年的學習基本打下了初步創新人才的基礎積累，通過或在海外知名高校求學、或在跨國醫藥企業任職、或在醫藥相關組織工作，逐步積淀、厚積薄發；

2.中國入世、實現鏈接世界：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中國與世界建立了更加廣泛的正式的深度鏈接，自此中國經濟開始實現高速增長，為吸引海外留學人才回國，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條件及相關社會條件。自2003年開始，包括醫藥領域在內的諸多行業均有大批海外人才開始逐步回國創業（如加思科王印祥、貝達丁列明、百濟神州王曉東、薇諾娜郭振宇等等）。藥品研發創新是一個“十年磨一劍”的長期工程，通常需經過十年以上的積累，才能逐步結果；

3.政策破局、實現新藥破繭：2015年畢井泉入局藥監總局，大任擔當，開始大刀闊斧的藥審改革，以及至最終實現了《藥品管理法》的全面修訂，至此，為新藥研發創新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即引來全球資本的加持，新藥研發開始進入“百花盛放、百花爭艷”新時代。如果把中國的新藥研發創新，比作夜空中綻放的一束璀璨煙花，促成她需要三大階段：原材料的準備階段、制作過程及成品階段、甄別合格品及燃放階段。三個階段、三大要素，一個不能少、順序也不能顛倒。

藥品是一種特殊商品，需要注冊、審批才能上市，企業在注冊批準過程中的所有努力，就是藥品研發。因此，國家注冊審批系列政策就是指揮棒，指引著藥品研發。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們試圖梳理醫藥研發監管的變化歷程，通過數據透視政策對研發的影響，完整展現藥品研發的發展趨勢?；仡櫢母镩_放40年間的醫藥政策，從不完善到比較完善，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基于歷史的積淀。正如國家藥監局徐景和副局長所說：“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也是變革的動力，研究世界藥品監管史，我們就會發現它就是一部問題史。問題史就是變革史，就是成長史，就是進步史”。

改革開放前國家基本沒有認識到藥品的特殊性，雖然有相關的制度，卻并未得以執行。1963年衛生部、化工部、商業部聯合下達的《關于藥政管理的若干規定(草案)》，是我國第一個關于藥品管理的綜合性法規，確立了藥品新產品的管理原則；1965年衛生部、化工部聯合下達了《藥品新產品管理暫行辦法(草案)》，是我國執行的第一個藥品新產品管理辦法。

從上述政策的發文單位（衛生部、化工部、商業部、國家科委）可以看出，我國藥品的管理工作尚未開成體系，還處于多頭管理階段。不僅如些，這些草案甚至還沒來得及貫徹實施，我國就進入了文化大革命階段。這期間一個個“新藥”、“新產品”橫空出世，無須臨床試驗，也無須藥政部門審批.....

1978年改革開放，醫藥行業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會，走向了科學監管的漫漫長路。

這一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藥政管理條例(試行)》，這是我國第一個真正得以執行的藥品管理辦法。1979年衛生部、國家醫藥管理局根據《藥政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聯合下達了《新藥管理辦法(試行)》，共16條內容，對新藥的分類、科研、臨床、鑒定、審批、生產到管理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規定，我國新藥研發開始進入新時期（但這個文件存在較嚴重的藥品審批權問題，地方仍有一定的新藥審批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于1985年7月1日施行，我國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了藥品管理制度。在此之前，都是采用國務院或政府部門規章制度的形式，這也是我國走向法治社會在醫藥領域的具體體現。1985年衛生部還根據《藥品管理法》頒布了《新藥審批辦法》，并同步施行。從此，新藥的審批管理進入到法制化階段。

1999年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成立，藥品批準注冊的權限由地方集中到了國家藥監局。2002年《藥品注冊管理辦法》出臺，全國執行統一標準，醫藥監管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和完善的機構與體系，掀開了醫藥研發的新篇章，激發了企業的活力。但同時由于對藥品注冊理解的不成熟、注冊監管的寬松，全國藥企藥品注冊熱情高漲。根據統計，2005、2006年連續兩年藥審中心承辦的藥品注冊申請超過2萬個，2005年化藥和中藥的申報均超過1萬個受理號。直到2007年的藥品注冊核查才加強了藥品申報資料真實性的核查，并出臺了2007年版《藥品注冊管理辦法》來加強監管，才遏制住了企業狂熱的“注冊熱情”，進入了平穩發展階段。但藥物研發的不規范、不真實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同時藥品審評審批積壓問題嚴重，影響到了藥品創新的積極性。

直到2015年7.22臨床試驗核查、國務院發布《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啟動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工作等一系列大動作，才拉開醫藥新政的大幕。伴隨2018年加入ICH，我國醫藥研發開始全面與國際接軌，三年間醫藥新政在研發領域的進步是根本性的，改變的不只是藥品質量本身，而是制藥人的觀念和理念，革除的是積重難返的詬病。

我國胸部腫瘤臨床研究與歐美仍有差距，亟需開創臨床研究新領域

近年來，全球越來越多的學者和研究者都加入胸部腫瘤研究的陣營中了，而且中國專家主導的研究越來越多，質量也越來越高。在近幾年的國際大型會議如ESMO，AACR，ASCO中我們聽到了很多中國聲音，我們自己的大會如CSCO會議也取得了出色成績。

但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的臨床研究水平仍處于第二方隊，與世界先進行列相比還有一定距離，這一點也明顯體現在新藥的批準數量上，我們遠遠不及歐美。這其實是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歷程相匹配的，因為我們真正注重并開展創新型的臨床研究至今不過十幾年。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國亟需開創更多臨床研究新領域，為世界經濟作出自己的貢獻。而在經濟領域中，生物制藥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歐、美、日等先進的國家地區，生物制藥對于經濟貢獻的重要程度可與大數據、基因芯片、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相媲美，在中國，生物制藥也是一大經濟支柱，應該受到廣泛關注。

優勢得天獨厚，中國腫瘤創新藥大有可為

我國抗腫瘤新藥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仿制走向創新的艱難過程。在抗腫瘤新藥的創制方面，中國的優勢有兩個：

一、中國是制造大國。中國的原料生產排在世界前列，一旦成功開發出產品，就可以大規模生產，從而大大降低成本。

二、中國是人口大國。產品銷售量越低，研發成本就越高，反之研發成本就會被攤薄。

從市場角度看，我國人口基數龐大，是生物制藥企業的絕佳市場，民族制藥企業應該融入到世界的大市場中去。從研發角度看，患者基數大，也會加速臨床研究的入組。十幾年前，我國臨床研究做得比較少，質量也較差，西方國家不愿納入中國患者的數據，而現在中國研究者的水平越來越高，國際大型臨床研究都喜歡納入中國患者，加快入組速度，從而提高新藥的上市速度，幫助更多患者。

另外，我國有很多專家從西方學成歸國，研究水平很高，也帶動著中國研究逐漸趨近世界先進行列。

研發藥物不像造自行車，我們造自行車有設計圖、有說明書，照做就行，但一個藥物的研發凝聚了成千上萬個科學家的辛勤勞動，需要從零開始做基礎研究找靶點，再針對靶點開發藥物，還要有幾百上千的患者共同參與做臨床研究。前期靶點研究可能花10年，藥物開發可能又花10年，每個藥物的研發花費可能是十幾、二十個億，但進入臨床試驗后，最終成功上市率大概只有20-30%。而上市失敗藥物的研發成本只能由藥廠獨自承擔，這些失敗成本必須均攤到成功上市的藥物中，否則一個藥物的研發失敗就足以拖垮整個藥廠。

經濟發展有自己的規律，藥物開發也有自己的規律，開發新藥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且失敗風險比其他行業高出太多，如果利潤薄如紙片，企業不可能投入如此高額的研發成本，應讓企業留有一部分利潤去開發新藥。

近10年來，中國抗腫瘤新藥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仿制（me-too）走向創新（first-in-class）的艱難歷程。從1960年開始進行抗腫瘤新藥臨床試驗，至今已有60余年。并且隨著抗腫瘤新藥研發重點從仿制藥轉向創新藥，中國迎來了令人興奮的新藥創制時代。

中國抗腫瘤藥物研發的現狀、尚存在的問題和挑戰以及應該如何走向更好的創新之路

我國抗腫瘤新藥研發取得巨大進步

既往我們國家新藥審批制度主要借鑒于美國FDA的成功經驗。近些年來，我國新藥審評審批速度不斷加快，并對許多仿制藥進行了等效性探索，淘汰了一批低質產品。如今，原研藥物得到國家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因此原研創新將會是未來中國醫藥最重要的一個發展方向，體現出“中國智造”。此外，除了以藥品注冊為目的的臨床研究之外，我國由研究者發起的各類臨床試驗（IIT）已開始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新藥研發的效率，這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大特點。為提高藥物可及性，我國更是開通了“孤兒藥”這類的快速審批通道，也加快了藥物審評審批的速度。

腫瘤是一類嚴重危害國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對我國腫瘤防治工作提出了很多具體的要求，如提高5年生存率等。要想達成這些目標，就需要將大量生物醫藥國產化，提高可及性。而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全世界生物醫藥的研發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但由于中國疫情防控成果良好，個人認為我國的新藥研發進程不會受到明顯影響。此外，雖然歐美國家對我國進行了技術封鎖和打壓，但這更迫使我國在高新技術尤其是生物醫藥研發上“異軍突起”，在開發研制和生產生物藥品方面做出更好的成績。

因此，我相信我國抗腫瘤創新藥物研發取得進步是勢不可擋的。

我國新藥研發尚存在的問題

第一，在我們國家申請的新藥專利數量很多，但是臨床轉化率比較低。這涉及到政策層面，例如干細胞和免疫細胞領域的新藥審批，在我國是按照三甲、三乙、二甲、二乙相關醫院等級執行相應的審批權限，這樣備案審批的制度大大影響了研發團隊進入新的醫療機構開展工作的進度。對于該問題，我們可以借鑒國際上比較先進的做法，可以適當賦予行業協會相關權利進行審批，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這是政府在整個政策體制上需要做的重要創新改革。

第二，我國特別強調論文與晉升的關系，職稱晉升制度限制了生物醫藥的原始創新。一旦我們把原始創新的相關結果發表成論文，相關專利便得不到很好的保護。如果不發表論文，研究者又無法申請到科研經費，得不到政府基金的支持。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矛盾。

第三，我國仿制藥和創新藥、國產藥和進口藥之間的醫保報銷比例應該要存在差別，以支持我們國有企業的發展，因為同樣的創新在我國非常不容易，需要我們政府對這一方面進行支持。

現在，隨著整個國家對于科技成果、人才培養、人才轉化等激勵政策的出臺，我國生物醫藥的春天正在到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象將更有利于我們國家生物醫藥的發展。

我國抗腫瘤新藥研發如何走向更好的創新之路

我們鼓勵原始創新，首先要在國家戰略層面上進行政策制定，讓資本回歸理性。很多資本傾向于引進帶有成型初步想法的專家進行短平快的藥物開發。資本的這種短視行為很不適合生物醫藥的研發，如果我們國家對這種短視行為加大限制力度，資本便會回歸理性。創新研發的項目在經歷臨床前期的探索性研究、I期/II期臨床試驗階段之后，會面臨大量的淘汰，所以資本對10個項目進行天使投資，10個中有1個成功已經算是很高比例了，因此我們要讓資本回歸理性。

以我為例，我和我的團隊既往做了一項研究，將I131標記到人源性抗乙肝表面抗原（HbsAg）抗體的Fab段做成放射偶聯物,治療肝癌的效果非常好。此外，與北京301醫院合作的另一項研究中，我們把一個稱為CL3的胃腸抗原標記上I131，對食管癌和腸癌原發病灶和轉移病灶進行瘤內注射，效果也非常好。當時如果能得到百萬水平的資助，就有可能將上述的兩個放射標記的抗體由鼠源化逐步開發為人源化。

目前，我們國家原始創新的風氣越來越濃，我希望政府要大膽改革，讓資本更加理性。

一項高質量的臨床研究成功的關鍵要素

我認為有三個要素。第一，要有一個非常好的臨床試驗設計。這涉及到很多臨床研究的基礎或者是同一類藥物成功和失敗案例的分析。設計里面的一個簡單的分組、主要指標和次要指標，甚至一個簡單的統計學問題都有可能導致一個研究的失敗。所以，研究設計非常重要。

第二，啟動的I期、II期、III期臨床研究，一定要基于中國現有研究者發起的探索性研究的證據，不能急于進行臨床注冊，一定要先得出非常可靠的研究數據，這樣成功幾率會大大提高，這也是促使資本回歸理性的一個因素。

第三，任何一項臨床研究都需要一個非常優秀的臨床研究團隊。那么，一個優秀的臨床研究團隊不能僅僅只看其發表高影響因子臨床研究論文的數目，抗癌管家-康愛管家，我們一起抗癌，治愈癌癥不是夢。其實，很多名氣不高的醫院或者專家，有著足夠的病人數量，只要有嚴格的內部管理再加上申辦方的嚴格監理，也能承擔很好的科研任務。我們需要大膽培養新生代的專家，把不起眼的優秀團隊發掘利用起來，只要有好的專家和病人資源，便有可能做出好結果。

IIT研究相對于其他研究存在的困難

IIT研究最大的問題是招募受試者存在著巨大風險。一旦出問題，政府不愿意承擔主體責任。再者，研究者所在的醫院或者單位負責人也不愿意承擔責任。這是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客觀問題。

IIT研究涉及到三個重要的因素：第一是資本要投入，要有經費來源。第二是患者的選擇，例如患者依從性要好，安全評分相對較好，體能狀態較好，基線評估風險要比較小。萬一先期入組的患者出現死亡事件，后續招募患者會更加困難。第三是資本限制了IIT研究的發展。如果政府能夠支持IIT研究，立法支持一些重點項目或者橫向基金，就能夠解決IIT研究受限于資本的問題。

回首過去50年肺癌藥物治療的發展，尤其是從2000年開始，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逐漸引領起了主旋律的奏鳴，而我們中國學者，也盛裝參與到了這場演出中。

特別是在靶向治療領域，中國學者抓住了我國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EGFR突變率高于國際水平這個契機，以此為切入點有力推動了EGFR突變陽性NSCLC患者的臨床診療發展，使得中國研究從一開始就跟上了全球探索的腳步，且發展到今天，在某些方面已經有了領先的趨勢。例如，在針對EGFR TKI的探索中，我們的IPASS研究首次在大規模隨機對照研究中確立了吉非替尼在EGFR突變NSCLC一線治療中的地位，推翻了國外研究的結論。之后，在針對腦轉移和輔助治療的探索中，我國學者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創新藥物改革

2015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在這一年，一掃之前醫藥領域的沉疴，出臺了中國創新藥史上最重要的44號文即《國務院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再到2016年新藥定義的改變，2017年6月份正式成為ICH成員，短短三年間的藥政改革所帶來的監管側的改變，確實為藥企創造了良好的研發環境。

在免疫治療領域，中國學者抓住了我國藥政改革的契機。借助新藥審批改革的東風，我們的新藥研發進度大大加快，促進了免疫新藥臨床試驗的開展與落地，使得更多的患者獲得了生存改善，并產生了一系列全球范圍內具有熱烈反響的重磅研究，這些成就都值得我們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