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581—618）統一全國后，實行州縣制，江蘇分設蘇州、常州、蔣州、潤州、揚州、方州、楚州、邳州、泗州和徐州。李唐王朝（618—907）建國后，則實行道、州、縣三級制，江蘇又分別屬于河南道、淮南道、江南道三道統轄；后又分屬江南東道、淮南道、河南道的管轄范圍。五代時期（907—960），江蘇大部分地區分別屬于南唐、吳越兩個割據王朝管轄，北部的徐州地區則先后屬于北方中原地區建都的割據王朝管轄。由于六朝中原文化的南下，江蘇逐步形成了全國性的政治地位，江蘇經濟持續發展。隋唐五代時期，江蘇文化仍平穩發展，揚州、鎮江、南京等地區成為全國重要的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五代時期，南京重新成為南唐的都城，在繪畫領域推動了新格局的形成。雖然江蘇地區已經失去了全國性建都的歷史條件，不再具有首都輻射性的繪畫發展效能，但仍然是全國非常重要的繪畫基地，繼續以各種方式支撐本地區乃至全國的繪畫發展。

唐 李思訓《江帆樓閣圖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這一時期，六朝以來所形成的繪畫風格在全國繼續產生影響，帶動了中原以及我國其他地區的繪畫發展，江蘇地區由此成為文化、繪畫輸出的重要源地。江南的繪畫風格、審美觀念作為定都中原王朝的范本而不斷被引進，最終嫁接成功，與當地的繪畫傳統融合，創造出了新的繪畫風格和審美典范，如張僧繇豐碩風格在唐代的被接受、發展，顧愷之畫風的繼續展開等。周昉即是這方面的一個經典個案。他繼承了顧愷之、陸探微、展子虔、吳道子等人的繪畫傳統，并在此基礎上加以發揮，創造出獨特的個人繪畫風格——“衣裳勁簡”，畫史有“周家樣”之稱。周昉的繪畫風格對晚唐和五代人物畫、肖像畫的發展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甚至影響到朝鮮和日本。王朏、李真、趙博文、程伯儀、高云、衛憲、程修已、鄭寓，五代杜霄、燕筠、周文矩、竹夢松、李文才，明清時期唐寅、仇英、石濤等人的繪畫都曾受到周昉畫風的影響。周昉在江蘇有過短暫的停留，據《唐朝名畫錄》：貞元末，新羅國有人于江淮，盡以善價收市數十卷，持往彼國。由于有大量作品被收藏在江淮地區，所以才有來江淮購畫的記載。從茲可見唐代江淮地區文化藝術的繁盛和國際文化交流的盛況。

不僅如此，江蘇本地繪畫也出現了新的重大進展。隋唐時期，經過長期的發展，在固有的基礎上，江蘇本土亦孕育出新的繪畫觀念和繪畫風格，如唐代早期“青綠山水畫”在揚州的出現，唐代中晚期潑墨山水在鎮江的出現，以及晚期花鳥畫在揚州的獨立出現等，都是這一時期江蘇本土在繪畫發展上所取得的重大進展。鎮江王洽的潑墨山水、蘇州張璪的破墨山水畫格的出現，揚州著名花鳥畫家邊鸞的弟子陳庶在花鳥畫布色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吳郡人滕昌祐在花鳥畫上的探索所作出的貢獻等，都代表了江蘇繪畫在這一時期所取得的新成就。一系列重要畫家的出現，使江蘇地區繼續在全國保持重要的歷史地位，不僅是繪畫風格、繪畫人才的輸出地，而且繼續以其本身具有的原創性、創造力在繪畫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唐 李昭道《明皇幸蜀圖》

南唐時期，江蘇的繪畫又迎來了新一輪發展的鼎盛期。由于南唐中主、后主的提倡，建立畫院，招攬繪畫人才，南唐很快成為繪畫創作的中心之一，與中原、西蜀形成繪畫上三分天下的局面。人物畫家曹仲元、周文矩、顧閎中、王齊翰、顧德謙、厲昭慶，山水畫家董源、巨然、衛賢、趙干，花鳥畫家郭乾祐、徐熙、唐希雅，龍魚畫家董羽……都是南唐時期江南地區出現的重要的代表性畫家，在繪畫史上，這些畫家不僅在江蘇，在全國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江蘇地區取得繪畫成就的重要標志，則是兩大繪畫流派的出現，即在山水畫領域出現的“董、巨山水畫派”和在花鳥畫領域出現的“徐熙花鳥畫派”。短短的幾十年內在江蘇地區竟然有兩大流派產生，且能與中原出現的“北方山水畫派”、西蜀出現的“黃筌花鳥畫派”并列稱雄，占據三地四大畫派的二分之一，并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不能不讓人驚嘆江蘇地區藝術創造力的深厚底蘊。

五代 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圖絹本》

繼續六朝在繪畫理論上的發軔，唐代亦是江蘇繪畫理論取得重大成就的歷史時期。揚州海陵人張懷瓘的《畫斷》、蘇州人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蘇州人張璪的《繪境》等，都是我國繪畫史上非常著名的繪畫理論專著、繪畫專論。《唐朝名畫錄》確立了我國繪畫品評的等級標準，《繪境》雖然沒有流傳下來，但亦首次提出了繪畫境界的命題。這一時期尤其是張璪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著名繪畫創作論，成為中國繪畫史上極為重要的繪畫理論命題，這一觀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對中國畫的創作實踐產生了非常積極而深遠的影響。這一理論不僅成為中國畫最為根本的重要的創作理論，成為中國畫領域的創作原則，還直接催生了潑墨、破墨、大寫意繪畫的出現。在江蘇誕生的這一繪畫創作原則，對后世繪畫創作所產生的震撼性的影響，幾乎沒有一個理論體系可以取代它，中國畫每一次突破性的發展，幾乎都不能背離這一繪畫創作理論所提出的理論范疇。理論對實踐的巨大促進作用，在這一繪畫理論上獲得了極為深刻的體現。所以此理論一經提出，在當時就已經使著名畫家畢宏“為之擱筆”，發出了強烈的情感共鳴和思想觀念上的巨大認同，更莫論后世畫家的高度評價了。

五代 顧閎中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由于南唐建國的時間短促，尚未來得及對繪畫實踐作出總結就亡國了，江蘇地區這一時期沒有能夠在理論上作出突出的貢獻，但也有一些繪畫理論、繪畫論述被保留下來，如著名的畫龍名家、常州人董羽著述了畫龍專著《畫龍輯儀》，這一專著的出現，對于龍水題材作了闡述。從茲著作的出現也可看出，畫家進行分科創作已經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了，人物、山水、花鳥等繼續走向獨立并發生進一步的細化，出現了專門以某一題材作畫的畫家。這也是繪畫繼續深入發展的一種具體表現。

隋唐五代時期是江蘇地區繪畫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其中最顯著的表現是江蘇繪畫對其他地區產生一系列鮮明的影響，江蘇籍的畫家、理論家和繪畫流派的出現，尤其是“董、巨山水畫派”和“徐熙花鳥畫派”的形成、張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繪畫觀念的提出、王洽的潑墨繪畫的出現，都充分凸顯出江蘇地區繪畫的創造力和卓越的歷史地位。江蘇繪畫成為江蘇文化平穩發展及其新格局形成的標志和象征。

趙啟斌